2月6日，101岁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辞世。许多人或许并不了解他的学问，却不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饶宗颐被称为“业精六艺、才备九能”，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古文字学家，先后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他的离世，无疑标志着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饶宗颐
命定要做学问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书香巨富门第，饶家世代经商，是拥有数家钱庄的潮州首富。饶宗颐的外祖父是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不但将钱庄生意发扬光大，而且本身还是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精通佛儒之学。
在晚年为学自述中，饶宗颐感叹做学问的因缘，认为“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地要做学问。”
上海法政大学毕业的饶锷，在家乡修建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从最初的《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开始，陆续购置图书十万余卷。大伯父不但是画家，还是有名的收藏家，收藏拓本多达数千种。自幼耳濡目染，饶宗颐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填词，写作古诗骈文散文等各种文体。13岁时，还拜入“海上画派”大师任伯年的弟子杨栻门下学画，专攻山水及宋人行草。从而打下一生学问与艺术的根基。
饶氏家族二十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为饶宗颐。（图片来自 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早年受父亲影响很大。父亲继承黄宗羲的事业治清儒学案时，他一边在旁帮忙，一边也学写起了文人学案，20岁前便写出了《顾炎武学案》。正因如此，早年对饶宗颐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孙诒让和顾炎武，都是清代学者。饶宗颐回忆，孙诒让是自己学问最早也是最久的引路人，他后来研治甲骨文的动机正来自孙氏，希望通过甲骨文发现殷礼的真实存在和真实意义。而顾炎武给饶宗颐最大的影响是肯走路：“路走得比任何一个学者都多，后来我也是这样做学问的。我走路超过寅老（陈寅恪）、观堂（王国维），他们是不大走路的。”有意思的是，读书行路都需条件，顾炎武和饶宗颐一样，家里都有一座钱庄。
13岁的饶宗颐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仅读一年后便辍学回家，因为学校里教的东西太浅，根本满足不了他。虽未获得任何正式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拥有更广阔学术视野的饶宗颐，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契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
1932年，15岁那年，父亲饶锷由于编纂《潮州艺文志》过于劳累，42岁便英年早逝。饶宗颐接手父亲的工作，续写完成这部著作。不久，在家乡小有名气的他，便被推荐进入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在那三年中，饶宗颐竟遍读馆藏的1000多种地方志。受益于清儒治学的严谨及对史料的重视，饶宗颐从那时便养成遍寻资料、再寻新义的治学精神。
1938年，饶宗颐经人推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面临日军大举侵华，中山大学在迁往云南澄江途中，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香港，从此成为他的治学福地。
2014年，饶宗颐获香港大学颁授「桂冠学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饶宗颐后来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他。他将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一个政权过渡时期非常重要的地方：“三四十年代的前期，一些共产党人避国民党，来香港；后来避共产党的人，也留在香港做他们的事情。这里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离开政治和时代的风暴，很重要。”
饶宗颐虽然没有接受学校教育，但机缘所在，加上他自幼的坚实训练，总会有意想不到的获益与发现。在香港滞留的几年间，他非常幸运地碰到王云五与叶恭绰两位大家。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经朋友认识王云五时，饶宗颐还想着去云南，王云五告诉他：“你不要去，你在香港帮我做两件事情。”那两件事情，第一件便是编写《中山大辞典》，另一件事情则是帮他弄查甲骨文金文的八角号码。由于要撰写辞典中书名与篇名的题解，饶宗颐一下又读了很多书，“这样一来就奠定了一个很大的经史、特别是诸子百家的基础。”
2000年，饶宗颐与季羡林在北大合影。（图片来自 饶宗颐学术馆）
后来，饶宗颐又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叶恭绰是著名书画家、收藏家，还曾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由于着意编写词钞，收集材料堪称天下第一。就这样，饶宗颐又在那里读了许多词学方面的藏书，帮着叶恭绰将104册清人词集编成30本的《全清词钞》后，也为自己日后编写《词集考》打下扎实的基础。由于搜集宏富，考证精严，《词集考》备受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肯定：“自此以后，读词者必先发轫于此。”
饶宗颐将自己的治学之路归结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年，他总结毕生治学的八大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时间跨度从上古史前一直到明清，格局之大令人兴叹。如果说其中词学、目录学、书画更多要靠“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遍览博观，那么其他几门学问，却非走路不可了。
1949年，饶宗颐第二次来到香港，并从此扎根于此。饶宗颐很早便意识到敦煌学的重要性，幸运的是，之前资助他编《潮州志》的旅港潮商方继仁再次给他帮助，花4000多港币为他买了一套英国关于敦煌书卷的缩微胶卷，使他成为当时除日本人外远东唯一拥有这套胶卷的人。之前，在叶恭绰那里，饶宗颐便看了几千份敦煌书卷。由于日本人对敦煌学研究精深，为此饶宗颐发愤学习日文与英文。1954年去日本后，饶宗颐在吉川幸次郎的帮助下，又看了许多经卷，开始注意到敦煌文献中的经部。1956年饶宗颐又去法国参加国际汉学年会，结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同年出版《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
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笺》
1964年，饶宗颐第二次去法国做敦煌学研究。期间，他遍览欧洲所藏敦煌书卷，和戴密微共同出版《敦煌曲》，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了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后来，他又出版《敦煌白画》一书，在人们关注的敦煌壁画和绢花之外，首次研究了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饶宗颐对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更早。在学术自述中，他说：“1952年以前，我主要搞甲骨文，没有回汕头，重点搞古代的东西，一直到今天兴趣不变，觉得应该搞甲骨文，因为殷代的东西太重要了。”1954年，饶宗颐日本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港大假期去调查甲骨。当时京都大学保存两三千片甲骨，包括东京一些机构也有甲骨，饶宗颐全部研究了一遍，一个拓片一个拓片拿来看。当时，台湾史语所的甲骨还没有开放。
后来，台湾史语所印行殷墟小屯甲骨文一编和二遍，饶宗颐很快就买了下来。哪里新出版关于甲骨文的书，他便马上找来看。就这样，穷十年之力，饶宗颐在1959年写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该书80万字的巨著，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因为这部著作，1962年，饶宗颐被法兰西汉学院授予“儒莲汉学家”。
因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饶宗颐（号选堂）与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被并称为“甲骨五堂”。与其他人相比，饶宗颐更为重视出土资料，他一直强调“三重证据法”（指田野调查、文献记录和甲骨文三方面的资料），主张将考古遗存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令他遗憾的是，100年来，甲骨文的研究一直还没有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而他从对四川三星堆考古的研究，推论出中国最早的历史来自西南，而非中原，无疑正是此类研究的代表。
饶宗颐的学问成就，与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学遍访密不可分。之后的印度之行、新加坡之行、美国之行、台湾之行无不如此。1979年，在与大陆隔绝30年后，他应中山大学邀请赴广州参加全国古文字学会议，终于一偿所愿，踏足大陆。
70年代，饶宗颐与钱穆合影。（图片来自 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做历史研究，受到司马迁与司马光影响，主张以国史“正统”看待历史。何谓“正统”？饶宗颐自述道：“‘正统’的意义，简单地说，中国史学极为重视‘道德’问题，并以一贯的道德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价值。”也正因此，他赞同司马光的观点，不将篡汉的王莽视为皇帝。在大陆的多次游历，给了饶宗颐亲临历史现场的机会，也让他有了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
1981年，饶宗颐在山西旅行整月，以确定周民族的发源地问题。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钱穆的观点“西周文化发源于汾河”并不准确。在他看来，中国史家从司马迁、郑玄到顾炎武，所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之路，在历史研究中尤为重要。客观真切的学问，无不通过实地考察。
通儒之境
1952-1968年，饶宗颐一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港大期间，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目录学、文字学、《楚辞》、文学批评、汉魏六朝文学。
谈及那段教学时光，饶宗颐特意提到同事刘百闵。曾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秘书、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刘百闵，在饶宗颐眼中是位通才，自由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某种程度上，成就一番大学问，往往需要外在条件，如果说饶宗颐所赖为深厚的家学，那么像刘百闵这样的学人，则要通过从政创造条件。“很多人都走这条路。钱穆、余英时等都这样。这样有好处，容易创造条件，先有人事关系，然后再做事情，只有我不走这条路，始终不沾政治。我觉得政治非常复杂，也不一定太干净。”自认比较怪的饶宗颐，年轻时喜欢读《后汉书·独行传》，追慕先贤们独立的人格。他坦承这种个人向往，与他后来坚持不写王莽的东西、从事艺术均很有关系。
饶宗颐在书法、绘画、词作方面都有一番成就，并对道与艺的关系有深切的体认。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想到另外一位同样擅长词作的大学者王国维。在饶宗颐看来，王国维只学到沈增植的考据部分，没有学到义理部分，非常可惜。“王国维如果懂得佛学，他就不会死，他就不会那么介执，沾沾于‘南书房行走’这样一层同清室的关系。他实际上是殉清，但是皇室那些人不死，他却死了。”
比较而言，远离政治的饶宗颐确乎在学问中安顿好了自身。对比王国维的“三境界”说，饶宗颐也有自己的“三境界”说。“漫步芳独赏，觅欢何极”，说的是在孤独中思考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一般人经不起孤独寂寞，只重外在风光，不重内在修养，看不见林隙见的“绿”；“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则完全是一派乐观达天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在饶宗颐广为人知的一句诗中：“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通儒”之说，既是时人对饶宗颐的称誉，也包含着他自身的抱负与期许。在晚年所写《略谈我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一文中，饶宗颐写道：“我现在的学问是把陈寅老的语言学和陈援庵的目录学结合起来作为基础，一方面拿中国训诂学的方法去溯本追源，把语言文字运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去；一方面是从目录学上得到一个通观全局的眼力，这样学问的领域才能广阔。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文史哲打通的精神生命，一方面是要把握住天人合一的文化大义，一方面要经、史、文、哲互为表里，这样贯穿起来通观全部，学问的背后才能有主体、整幅的民族文化精神生命作支撑，这样‘堂屋特大’，才能达到‘通儒’的境界。”
然而，这一切的底色却是曾经最为平淡的人间日常。晚年的饶宗颐，常常从香港跑马地寓所的阳台望下去，以欣赏骏马竞逐为一大休闲。很少出门应酬的他，每天凌晨四五点醒来，写字看书做研究，再睡个“回笼觉”，然后再去附近的潮汕饭馆用餐。
（文／艾江涛 本文写作参考《饶宗颐学述》，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