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为总结2021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砥砺奋进、开拓拼搏的突出成就，在国务院国资委的直接指导下，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企研究院共同合作，统筹策划、精心组织、整理和评定出2021年国企改革十件大事。以下是宋志平会长在2021国企改革十件大事发布会上的主旨演讲实录整理。
宋志平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会长在2021国企改革十件大事发布会上的主旨演讲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为总结2021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砥砺奋进、开拓拼搏的突出成就，在国务院国资委的直接指导下，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与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企研究院共同合作，统筹策划、精心组织、整理和评定出2021年国企改革十件大事。借此机会，我和大家谈谈共同富裕和国企改革的话题。一、共同富裕使国企改革有了新的内涵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希望打造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创造财富之源。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在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现在来看，共同富裕使国企改革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由激励机制上升为共享机制。我们要让企业成为共享的平台，成为大家共同富裕的平台，成为真正的理想基石。国有企业着力推进中长期激励机制的改革，通过科技分红、员工持股、管理层股票计划、超额利润分红权、跟投等，让人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分配共享，让员工不仅获得工资和奖金，还能享受企业创造的财富，让员工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提升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企业共享机制，进一步打造橄榄型收入结构，让中产阶层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这样的社会构成，使整个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结构，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二、企业开展共享机制的最佳实践 海康威视是在机制改革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央企代表。2021年，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556亿元，归属股东净利润11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海康威视成立初期引入员工持股，上市之后实施了四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同时针对新业务又探索了跟投与股票增值权相结合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海康威视一直做得非常好，是央企在共享机制方面的一个榜样。中国建材旗下的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2000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2003年进一步规范化，2010年对六家分公司进行了业务整合和重组改制。现在这六家公司的股权结构是7:3，合肥院持70%的股份，技术和业务骨干持30%左右的股份。合肥院是国资委的双百试点单位，2021年实现利润5亿多，发展得非常好。地方国企机制改革做得好的企业代表是烟台万华，这家公司是员工持股的国有上市公司，烟台国资委持21.6%的股份，员工持股20%的股份，同时还有科技分红等。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1073亿元、利润192亿元，实现了快速发展。我们从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共享机制不是让干部员工把所有者的财富分走了，而是通过共享机制，让企业发展得更好更快、竞争力更强。好企业大多是有共享机制的。我们可以总结这些最佳实践案例，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实践中能够参考运用。三、从激励到共享的升华建设共享企业让社会更美好。最近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写的《利益相关者》，在中国的语境来说，利益相关者就是共享。施瓦布先生认为，当代有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美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股东至上的资本主义；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像新加坡、越南等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这两种资本主义都突出效率，但同时都带来了两极分化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所以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在这个制度下，人类和地球为自然利益相关者，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和国际社会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今天的世界正在面临分裂的问题，国与国之间或者是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引起了分裂。他认为解决这些分裂，可能要用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精神，中国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五大发展理念，讲到共享，包括现在提出共同富裕，等等，也是想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有一本《共赢——觉醒商业的实践》，这本书的译本是我写的序。书中提出“觉醒商业”、“觉醒企业”、“觉醒企业家”，“觉醒企业”有三重底线，第一重底线是环境保护，第二重底线是社会责任，第三重底线是利益相关者利益。企业不再简单是股东至上、为股东取得利益，而是要处理好企业客户、供应商、银行、社区、投资者、员工、环境这七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最早提出企业以股东为中心的原则，他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从那时到21世纪初，美国大企业商业圆桌会议每年开一次会，200多家大企业参会，他们提出企业唯一的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是股东至上主义。这个影响很深远，也曾影响我国的企业，过去我们一般也是这么讲。但2019年他们修订了这个原则，认为企业的目的是让社会更美好。也就是说，不只强调股东的利益，也要强调员工的利益，要让社会更美好，要关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全球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要为股东创造效益，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尤其在高科技、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也是企业重要的资本，有时甚至比金融资本更重要。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如果不重视人力资本，就会发生人才流失等情况。国有企业要想成为创新策源地，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就得有大量优秀的人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应该平衡好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这两个方面。从激励机制到共享机制是我们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国企改革过程中，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激励机制，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但这还不是企业的本质，企业的目的是让社会更美好，让员工真正成为主人翁，凭借他们自身聪明才智能分享企业的财富，让国有企业成为实现共同理想的基石。
本文来源：中国企研，根据现场记录整理
宋志平：做共享型企业家
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诉求
记者：共同富裕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而企业家是最有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的群体，您对中国企业家致力于共同富裕有什么期待？宋志平：最近中央再次提出促进共同富裕，引发舆论热议，大家见仁见智，有人将此误解为“劫富济贫”。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我国新发展理念所倡导的。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而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共享会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古人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有能力的一群人，所以也要有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表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劫富济贫”，而是说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企业家，应该更多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更多地关心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这才是对共同富裕的正确理解。从当代经济（包括欧美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些年有两大主题：从微观层面看，就是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办企业的原则；从宏观层面看，世界各国大多是“唯GDP论者”，为GDP发展GDP。这两者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繁荣，但经济社会按这样的理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等。所以，我们国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这是为了实现一种平衡，追求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今天我们提倡共享经济，就是从过去以GDP和股东利益最大化驱动的发展，转变为更加重视平衡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可以以共享的方式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克劳斯·施瓦布先生提出了另一种经济方式——利益相关者经济，即作为企业，不能只考虑股东利益，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们把它称作共享经济。企业的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社区等都属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现在西方一些企业认为应该把客户和员工的利益放在股东之前。共享企业、共享经济是大家现在都在思考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企业商业圆桌会议提出企业的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断重申这个原则，这个提法对全球（包括中国企业）的影响很大。但到2019年，美国大企业商业圆桌会议提出，过去的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有偏颇，企业的目的应该是让社会更美好，企业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就是共享企业的概念。西方人把持这种理念的企业叫作“觉醒企业”。“觉醒企业”提出了三重底线：第一重是关注环境；第二重是社会责任；第三重是利益相关者。所以对企业来讲，这三重底线必须把握好。今天从全球范围来讲，大家的认识都在深化；对于中国，要从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来看我们的企业。我们做企业的目的实际上也是让社会更美好，如果是这样看，企业就会发展得更稳健、更和谐、更有质量。
分配机制是共享的保障
记者：您刚才提到西方已提出关注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和我们倡导的共享理念，但如何让这种理念落地，比如说机制带有基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不能打造一种机制使企业家、员工、社会实现共赢，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宋志平：企业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也要考虑员工的利益。我们常讲企业要建立内部机制，内部机制就是使企业效益和员工利益之间成为正相关关系。企业如果有这种关系就有机制，没有这种关系则没有机制。华为是全员持股企业，任正非先生目前在公司只有0.81%的股权，他能把华为做得这么好当然和他的企业家精神有关，但华为这种“财散人聚”机制也起了很大作用。从地方国企来看，山东万华有两个机制：一个是科技分红，就是如果科技人员创造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则从其所得的利润中提出15%给创新者分红，一分就是5年，这极大地激励了科技人员。所以万华的技术创新做得很好，万华研发大楼通宵灯火辉煌是常态，很多化工新产品万华都能研制出来，而且附加值比较高。另一个是让员工持股，员工持股占20%，烟台国资委持股21.6%，其他持股者为散户。这件事他们也做得很好。海康威视在共享方面是央企中做得很好的。他们推行员工持股，最早是让员工按15%的比例持股，公司上市后，又做了4次限制性股票分给员工，而且其下属新投资公司都推行了员工跟投。记者：企业在共享过程中如何保障所有者的利益？宋志平：有的企业家对把钱分给员工的提法感到迷惑不解，认为这样做是把企业所有者的钱都分给大家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了好的分配机制，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活力都会增强，进而促使企业取得更好的发展，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也会得到更大的保障。所以，这个机制看起来是让企业分蛋糕，实际上有了这个机制，蛋糕就能迅速做大，这样一来，每个人包括企业所有者都会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分得更多的蛋糕。所以我们讲的共享机制并不只是对员工有好处，对企业所有者也很有益处，可谓“你分得多，我就会分得更多”。总之，这是一个多赢共赢的局面。我们去看凡是有好机制的企业，都做得很好，或者说今天做得好的企业一定都有好的机制。没有好机制的企业是难以做下去的，民企和国企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相同。民企有好机制的天然基因，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的所有者都开明，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实际上也是企业自身的需求，企业自身要发展，一定要处理好利益关系，而不是单纯追求所有者至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企业需要觉醒，西方人将之称为“觉醒企业”，我用的是更易理解的一个词汇——共享企业。我们所讲的共享经济、共享企业，西方人分别称之为利益相关者经济、觉醒企业，如果以中国的语境来说，实际上都可以放到共享这个范畴里，这更便于大家理解。
壮大中产群体重在初次分配
记者：有学者说华为这种分配机制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也是一种说法。当然，您用共享企业来概括这类企业是一种更精准的表述。除了共享企业外，您还提出了共享型企业家的概念，如何看待共享型企业家？宋志平：德鲁克先生说，企业家是创新并创造了财富的人。只搞创新却不能取得商业成功不能叫企业家，创新并创造了财富才能叫企业家。但关键是拥有这些财富后该怎么办？这考验着我们每一位企业家。我们希望企业家能够正确对待这些财富，有更大的情怀和格局，就是古人讲的“达则兼济天下”。目前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的企业家有曹德旺，过去他在公益慈善方面累计捐赠了100多亿元，最近又捐100亿元建一所应用技术大学，这也叫第三次分配。最近，宁德时代捐赠10多亿元给上海交大；中公教育集团李永新也曾给北大捐赠了10亿元。当然，我们提出让企业家做公益慈善不是搞道德绑架，不是要求企业家一定要做捐赠，而是说尽社会责任是我们企业家的一种情怀。大家有了财富后，能够回报社会、多尽社会责任，社会就会给予我们更大的认可、更多的尊重，同时缓解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商界共享机制古已有之
记者：企业家致力于共同富裕需要有相应的实力，企业如何打造这种实力？宋志平：任何企业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成长和做公益对立起来。带领企业成长，是企业家的本领。如果我们用共享理念来做企业，就会创造一个非常和谐的社会环境，员工就有了积极性。员工有激情有创造力，企业就有了竞争力，能够稳健地发展，企业自然就有了实力，包括回馈社会的实力，这是一个正循环。大多数企业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无论是华为、万华还是海康威视都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员工富裕了，企业也发展得很好。
企业家不做“土财主”
记者：有企业家说“赚钱难分钱更难”，换句话说就是分钱分得不好也会带来问题。宋志平：任正非经常说，分好钱就能多赚钱。他把分钱和赚钱连在一起了，并不是说把钱分了自己就没钱了，而是他认为钱分多了、分好了就能赚钱。这包含两层意思，一层就是企业家要开明；第二层是仅仅开明还不行，还要会分钱，会科学地分钱。开明不是说我把钱统统分完，让企业开不了张。企业家处理好企业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做到的。我前不久在青岛遇到一位做建筑的企业家，他也做得非常好。他持有公司70%的股份，但他从70%的股份中拿出40%的分红权分给干部和员工。如果让干部员工们买这40%的股份，因为资本量太大，大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投资，于是他个人留下30%分红，其余40%股权的分红权分给干部员工，但原始股还是他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家都有积极性，而不是让大家都为掌门人干，搞股东至上，这其实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晋商。其实企业家们都在不同程度地想这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大家不愿做“土财主”，尤其在高科技、新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本非常重要，需要解决好人力资本分配问题，要让那些优秀的年轻创业者享有股权，不然没人会给这种企业干。所以我们会看到，越是新公司对这个问题就会处理得越好。所以未来社会从大的方面来讲，会产生一个共享经济格局；从企业来讲，会出现更多的共享企业；从企业家来讲，会形成共享型企业家群体，而不再是掉到钱眼里出不来的“土财主”。这代表着我们未来的方向，也是我们觉醒的标志。当然，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创造财富，这是企业家的本份。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专家，但也要会分配财富。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要会分配财富，要让大家共享，当然企业家自己也“享”，不是说企业家不“享”都让别人去“享”，实际上也不是这样。2018年，我跟任正非探讨机制问题时提到了共享，他说老宋你讲的共享就是分享，就是大家都来分享财富。共享倒也不是我的发明，中国企业家已开始大规模进行这种分享了。我做了40年企业，经常跟大家讲管理的真谛就是调动员工积极性，如果谁能找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方法，就找到了管理的真谛。管理并不复杂，当年我刚当北新建材厂长时，几千员工发不出工资。当时国有机制比较落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所以员工很冷漠。我就问大家：你们怎样才会有干劲？他们说：“宋厂长我们好多年没分过房子、涨过工资了。”后来我在工厂挂两个气球飘带，一个写着“工资年年涨”，另一个写着“房子年年盖”。之后员工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我也兑现了“飘带”上的承诺。我在那里当过10年厂长，这家企业从极度困难到上市，发展到今天一直是一家绩优的上市公司，就是解决了员工利益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经常讲机制的原因，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现在作为会长去企业调研，发现哪家企业领导开明、有好的机制，哪家企业干部员工就有干劲、发展得就好。这是一个正循环，所以我经常给企业家们讲这个逻辑和道理。
本文来源：《企业家》杂志
作者：韦敏
微信编辑：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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