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在货轮上工作
一个实习生破坏了大家走私黄金的计划，船员们愤怒了，要把他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喂鱼。
失败的走私
我是在2009年成为一名海员的，那年2月，我在深圳赤湾港附近的一家旅馆等代理领我上船。直到凌晨三四点代理才姗姗而来，我睡眼惺忪地拉着行李箱上车，两个人打着哈欠赶往码头。
在此之前我从未近距离见过货轮。当APL Spinel号这尊钢铁铸就的庞然大物出现在我眼前时，给人一种巨大的压迫感——我们真的能驾驭她吗？
APL Spinel号的宽度是巴拿马级标准（30米左右，刚好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长度三百多米。而衡量集装箱船的主要标准不是尺寸，不是载重，也不是吃水，而是箱位——APL Spinel是一艘约4600箱位的大型集装箱货轮。
我迈上舷梯，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和身后的陆地正式告别，在其后的大半年里，我的脚下将不再平稳。
舷梯不住地左右摇晃，脚下是浑黄的海水，搅着诡异莫测的乱流，掉下去极度危险。舷梯口有几个菲律宾水手，他们个子普遍不高，棕色皮肤，眼睛因常年被咸湿的海风吹刮而猩红。一个水手嘿嘿笑道：“Welcome on board!”
我刚放好行李，一个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年轻人就闯进来：“新来的机舱实习生吧？快跟我下去，二车在催了！”
于是我匆匆穿上三副刚刚给我的工作服、工作靴，戴上安全帽和棉纱手套，跟着他奔了过去。
我没想到的，第一天上船，我即将开始长达17个小时工作。到最后，我困乏得头脑发昏，后面的数小时是靠咖啡顶过去的。
这一“下马威”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海上生活艰难。
不过还好，船上的伙食我很满意，晚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三荤一素，饭菜以自助的方式供应，吃多少盛多少，还有我最爱吃的鸡翅。
做鸡肉很棒的大厨来自新加坡，是第一代移民，汉语说得还不错，带闽南腔。他五十多岁，有些肥胖，脸圆圆的，肚子也圆圆的，头上已谢顶大半。和所有大厨一样，他对船上大副等领导更恭敬一些。但对我们这些中国实习生也不错，毕竟大家都是华人，血脉相连。
同事们的信仰不同意味着食物禁忌也不同：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猪肉。少了这两大选择，大厨的绰号由此而来：荤菜大多是鸡肉。虽然他变着法儿做：炸鸡，咖喱鸡，炒鸡块，偶尔的BBQ party上能吃到烤鸡，即便如此，依然可以听到大家的抱怨：“唉……又是鸡……”可还是得硬着头皮吃。所以后来我粗略统计，在这艘船上，自己至少吃了500只鸡翅。
我和鸡肉大厨的关系不错，一次，我俩喝着船上分配每人的两罐啤酒，他来了兴致，给我讲起了他在海上往事：
“三四十年前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做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规范，海员走私并不少见。新加坡海域时不时有缉私船巡逻。那一次我们从中东回新加坡，想干一票大的：几乎所有船员（除了没钱的实习生）都入股了，准备走私一批黄金，中东的黄金比较便宜，你知道的。”
“快进入新加坡海域时大家把金条藏在电饭煲里，上面铺上饭。运气很不好，抛锚的时候碰到缉私船了，他们趁抛锚这段时间把船搜了个遍，什么也没发现，于是把我们集中在餐厅作最后的问话。”
“我也入股了，金条和米饭就是我放的。我站在电饭煲旁，很紧张。我的身旁是一个甲板实习生，平时很老实，不爱说话。然后我注意到他不停地用眼睛斜瞟我这边——就是电饭煲这个方向。”
“很快，有个缉私人员注意到，他把我推开，打开了电饭煲，那批黄金全部被没收。注意到实习生暗示的还有其他同事，缉私船离开后大家愤怒得发狂，喊着要把实习生装麻袋丢海里喂鱼。我在旁一直劝着，他还年轻，不懂事，给他留一条生路吧。后来大家恢复理智，只狠狠打了一顿。小伙子捡了一条命。”
昨晚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时，忽然觉察到一些不对：鸡肉大厨当时五十多岁，三四十年前他才一二十岁，不大可能当上大厨。
我做了个大胆的猜想：大厨就是那个实习生，因为他得罪了全船同事，特别是船长这些领导，后来公司根据他们的评语把他调去厨房当二厨，过了些年他才慢慢地升至大厨。但“爱管闲事”的性格依然没改。
船上的伙食还算丰盛
被困阿联酋
中国－新加坡－迪拜这条航线我们经常跑，其中一次，我们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生死考验”。
这一切还要怪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家。如果不是他们贪婪无度，就不会有08年次贷危机，就不会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新加坡的经济就不会受到冲击，公司就不会省钱省到最前线的海员头上，也就不会有我所说的“生死考验”。
那时已是六月中旬，气候渐渐热了，尤其在去往中东的海面上，风迫不及待的先热了起来。有时海面平静的几乎没有浪。
几天后我们进入阿联酋海域，得知需要抛锚等待进港，等待时间尚未确定。像迪拜港这样的大港，抛锚等候很正常，但时间不定却是少见的。我们都有疑问，是不是公司舍不得花钱插队？
于是，我们在港口外选择一处地方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最先断绝的是容易腐烂的绿叶儿蔬菜。为了杜绝食物腐败，我们总是尽量赶在它们变质前食用。然后是其它蔬菜，最后只剩下一些豆类，花菜，和土豆。
肉可以放在冷库中长久储存，供应相对充沛。于是船长下令减少菜类配给，自助式取餐的方式早就取消了，只有米饭是管够的。
大家都有了意见，抱怨船长不让公司给我们买食物。其实我们知道，从港口专门请小艇送食物非常昂贵，更何况是从迪拜这种不产食物的地方。胖船长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一个多月过去了，进港的时间还没定，食物配给日趋紧张，连肉类供应也紧张起来。
于是船长决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二车和铜匠在工作间锻造了许多鱼钩，分发给各个船员，机舱的重要工作在抛锚的时间里早已做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钓鱼！
除了留守机舱值班的两个同事外，其他人（除了大车和二车）去尾甲板和水手们一起钓鱼。
电机员用绳子将500瓦的大灯吊在海面上，吸引鱼群聚拢来。我们钓上的最主要的是鲛鱼，说实话，我觉得海上的鱼挺傻的，就那么点碎鱿鱼作饵，它们就轻易上钩了。
这次海钓收获颇丰，大厨在尾甲板架起烧烤架，大家一起欢快地烤鱼！大副打开免税仓库让实习生搬来啤酒，最后变成了一场快乐的Party。
不知道当时别的抛锚船，看见我们尾甲板上火红的烧烤和飘起的青烟，会不会以为我们失火了。但我不得不说，鲛鱼不好吃，肉很柴。
大海美丽的一面
“多国部队”
APL Spinel号大部分船员是菲律宾人，水手和水手长全是，另外还有机舱的机工和铜匠。菲律宾人都说英语，口音很重，但时间久了就习惯了。
我甚至觉得，菲律宾人就是天生的水手，当海员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劳力输出途径之一，但他们似乎不擅于考试，大部分船上的菲律宾人依然是普通海员。
除此之外，三车，二副，和一个甲板实习生是新加坡华人。船长和电机员印度人，二车马来华人，大车加纳人，大副印尼人。剩下的都是中国人：四车，三副，机舱两个实习生，甲板两个实习生。大家的宗教信仰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和印度教。
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我和同事们也渐渐熟悉。
机工Peter也是众多菲律宾人中的一个，四十多岁，是我见过年纪最大的机工，他身体发福，可能也是我遇到的最胖的机工。如果不是为了家人，他完全不必干这工作，所以平时大家都会照顾他。他性情宽厚，总是笑笑的，加上体态比较胖，让我联想到弥勒佛。
我的室友冯来自内蒙古包头，我原本还想听他说大草原的骏马、巨雕、大蚊子，但就像他寻常的五官一样，他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汉人也没多少不同。
三副辽宁人，个子偏矮，胖嘟嘟，脸很圆。他喜欢动漫，电脑里存储了几百集《海贼王》，所以我们时常聊动漫。我有时会趁他值班时去驾驶台让他教我辨认星座（以后靠这招哄女孩子开心），许多的航海知识也都是他教我的。
至于船长，是一个对中国有深切好感的印度人。他说，没有中国廉价的“山寨手机”，很多印度人根本用不上手机。他近五十岁，头发乌黑浓密，虽然身体发福了，但平时坚持练瑜伽，有一次给我们表演劈腿，以他的年龄，他的身材，实在不可思议。
其他同事不逐一介绍了，总之我和大家相处的都不错，我曾主张淡化船上严格的等级制度，人和人之间平等互爱：这显然不可能——船上是半军事化管理，尤其在这家新加坡公司，规矩严格执行，相互尊重可以，平等绝不可能。于是我得了一个绰号：“mister wong”。大家以此表现对我的“尊重”。我对这种善意的调侃没有抱怨，把绰号笑纳了。
船上并不总是众志成城，不同国籍的同事之间总免不了有点儿隔阂。就像国内的船上，不同省份的船员之间也会抱团扎堆，相互排挤。
其实我想说，比起国内的船舶，我们的氛围要和谐很多。船长永远都在努力让大家模糊国籍差异。我们受公司文化的影响，也不怎么把外籍同事当外人。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在这家公司本身就是外国人。
有一次船上过印度新年（新加坡法定节假日），全船休息半天，晚上有party，船长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比赛吃汉堡。大厨准备了几个汉堡，不参赛的同事以1美元为注押自己看好的选手。这时有人提议按国籍每个国家出一个人。
突然间，船长就生气了，他拍着桌子说，船上不准任何按国籍区分的行为。大家立刻不做声了。最终，比赛按自愿原则进行。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可爱的船长生气，也足以说明一个一流的船舶管理公司，怎样通过建立公司文化来杜绝国籍差异形成的文化隔阂。
船长时常提醒我们，只需要记住：我们都是APL的员工。
各国船员合影
上岸
2014年，我结束了自己的海员生活。即使做了陆上的行当，有时做梦，我还能听到柴油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感受到机舱炽热的高温，以及那浓重的机油味。
前几天接到一个前同事的电话，我们是同一批的实习生，他现在已经是船长了，刚刚返航回来休假。
我们聊起了APL Spinel号上的老同事们，鸡肉大厨、印度船长……查了新闻才知道，APL Spinel号在几年前已经报废了。
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我的记忆，那段与海风和巨浪为伴的日子，永远不会改变。
APL Spinel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