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学习军团·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作者：刘丽群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习主席谈理论学习有三个境界：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他强调，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记者写稿要想言之有物、下笔如神，就必须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在碎片化、浅阅读和读图时代，读书更应成为我们最大的需求和爱好。今天，与大家分享解放军报记者刘丽群撰写的《战地记者的文学视界》一文。
战地记者的文学视界
■刘丽群
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s），又称“随军记者”，最早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是随着近代报业与军事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战地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的一种职业分工，包括文字记者、画家、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战地记者在炮火纷飞的前线采集到的信息，既能为军事和外交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又能为军队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他们中有人在战后还转入了文学创作，因此，战争经历就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中难得的第一手素材。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有十几位曾做过记者或者从事过新闻宣传工作，包括美国的赛珍珠、法国的阿尔贝·加缪、索尔·贝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捷克的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葡萄牙的若泽·萨拉马戈、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中国的莫言、白俄罗斯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等，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美国的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苏联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都曾是战地记者。
经历过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战地记者从事战争文学创作就有了不竭的源泉。战地记者创作的战争文学作品，因其呈现出来的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的特质，而成为世界文学景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战地记者不怕死、不怕苦、能抗压、不造假，见证和记录战争中的真相，思考和关注战争中的人性，这些都使战地记者创作的带有炮火硝烟烙印的战争文学作品，笔触深刻、凝练，并呈现浓重的战争底色。本文将从“战地记者开启新闻纪实体战争文学的新视域”“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特质”“中国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创作成果”三个方面，来阐述战地记者开创的“新闻体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实体小说”“报告文学”等文体的战争文学作品对世界文学史的卓越贡献。战地记者心中流淌的激情和在战场上沉淀下来的深刻思考，也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特有的人文关怀理念和冷峻深沉的家国情怀。
一、战地记者开启新闻纪实体战争文学的新视域
（一）现代职业战地记者的出现
1854年2月，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耳他的34岁英国《泰晤士报》特约记者威廉•拉塞尔爵士从前线传回来一系列战地通讯。这些文章刊登在当时的《泰晤士报》上，拉塞尔在文中采用给主编德莱恩写信的形式，除了报道具体战役的情况，还重点报道了战场的全景，向战争观察家们提供了有关战役胜败的论述。拉塞尔的战地通讯都是在前线十分危险和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例如被后世奉为战地通讯名篇的《轻骑兵旅冲锋》，就是战斗刚刚结束后，拉塞尔和战场上浴血拼杀的官兵一样，十分饥渴和疲惫，但稿件要传回后方却刻不容缓，因此，他只好坐在马鞍上完成了稿件的撰写。
作为战地记者的拉塞尔，穿行在马耳他的炮火硝烟中，迎接他的不是热情地接待，而是官兵的怀疑和军方的质疑与责难，饥寒交迫和居无定所成为他在战场上的常态。身在其中，方知其味。拉塞尔与官兵同命运、共呼吸，他没有过多渲染胜利，而是看到了由于指挥官的无能而造成的重大伤亡和后勤保障医疗救护的缺失而造成的战斗减员。拉塞尔揭批式的报道不仅使自身陷入险境，而且后方《泰晤士报》也面临政府和军方的威胁，但是，报社主编德莱恩要求拉塞尔实话实说，并顶住各方压力不断抛出“重磅炸弹”。毋庸置疑的是，拉塞尔唤醒了英国人的良心，在他的文章的感召下，英国女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自发组织了由38名护士组成的救护队加入远征军，使前线的伤病员死亡率迅速降下来。同时，阿伯丁勋爵的政府下台，联军总司令拉格伦被撤换，部队的装备被更换，战斗力得到明显提升。这位最初恋家爱妻不愿出征的战地记者，凭借一支笔向世人告知了战争中的真相和困境。
拉塞尔被后人尊称为“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创了战地记者崭新的一页。真实地再现战争、客观地评论战争、深刻地思考战争，这些成为战地记者基本的职业行为规范，这种牺牲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心怀抱负的战地记者勇敢地走向战场。自拉塞尔之后，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战地记者的身影。
（二）战地记者的文学创作
在拉塞尔之后，更多的战地记者走上了战场。现代战争不断变化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推陈出新，都促使战地记者对战争的根源、本质、目的和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的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思考，而有一些思考则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呈现出来。
1、苏俄战地记者及创作
回顾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创作历程，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尽管在俄国史学界，曾认为尼古拉·别尔格是俄国战地记者第一人，但实际上，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托尔斯泰就已经在军中服役，并开始积极筹办战地报纸。1855年6月，托尔斯泰在《现代人》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战地手记《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而别尔格的战地报道则比托尔斯泰的战地手记晚了一个月。别尔格写的战地报道《塞瓦斯托波尔十日》是发表在1855年7月号的《莫斯科维亚人》上，因此，托尔斯泰当之无愧堪称严格意义上的俄国首位战地记者。这位在前线坚守了一年的青年军官，以战地记者独特敏锐的新闻视角，写出了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
战后，托尔斯泰开始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生涯。他在《战争与和平》这部鸿篇巨著中写了559个人物，千头万绪的多线索结构被托尔斯泰巧妙衔接得天衣无缝。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不漫画化，刻画的人物内心世界具有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托尔斯泰在这部巨幅群像中既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这些细腻刻画个体形象的真实客观描写，使主人公在波澜壮阔的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内心微观世界既于平凡中见伟大，也于平凡中显示出其深刻性。托尔斯泰创作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军事题材作品，都是依据自己在前线的经历和见闻所写。这些作品既描写了普通军官和士兵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又揭示了贵族军官的虚荣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将托尔斯泰军事题材的创作特点概括为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
以英雄主义品格凡人化为创作理念的苏联现实主义作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他的创作特点是把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于194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则是肖洛霍夫于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得益于肖洛霍夫曾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肖洛霍夫于1965年以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不仅以其悲剧人物和情节撼人心魄，而且还开创了苏联叙事文学的艺术先河，即在苏联当时以“戈尔洛夫”和“客里空”的军事文学创作塑造的“高大全”艺术形象显现弊端与通病之际，《静静的顿河》让人眼前一亮，成为与众不同之作。肖洛霍夫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并把自己与托尔斯泰相一致的追求人性良知的道德审美融入到冷峻的笔触之中，他的这种书写悲剧性人物命运的战争文学创作理念，使其作品具有了不粉饰、不拔高的真实性与质朴感。肖洛霍夫强调，艺术创作要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他用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描写和口语化方式对话的文体，唤醒人们重建接地气的现实主义理想。正如他对书中主人公葛利高里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的每一次精神探索和每一次抉择的摇摆的叙述，都揭示出主人公囿于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悲剧根源之所在，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肖洛霍夫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坚实的艺术功力。
苏俄作家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于1960年完成的《生活与命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被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他曾在顿巴斯煤矿工作，后在工厂当化学工程师。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瓦西里·格罗斯曼任《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达4年之久，写出了中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等大量报道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的战地名篇。格罗斯曼还是最早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人之一。《生活与命运》一如《战争与和平》，格罗斯曼也是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存与命运展开，通过小说里刻画的160多位人物把战争的真实与现实的积弊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透过格罗斯曼细腻的笔触，感受到苏联古拉格群岛的创痛，体会到纳粹极端邪恶的沉重，感悟到人性善良的美好。这部作品中还原的栩栩如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使生存之难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都在深刻而富有寓意的细节中得以展现。
2、美欧战地记者及创作
战地记者将战争体验转化成文学创作的形式体例多种多样，既有海明威的“新闻体”，也有瑞恩的“纪实体”。但是，无论是“新闻体”小说，还是“纪实体”小说，都要求人物、事件、环境高度真实。海明威的小说，无不包含其作为战地记者亲身体验的出自本我的彻悟。海明威追求洗练的语言，强调作者与读者心有灵犀的默契；同时，他还希冀通过力透纸背的语言来传递灵魂深处的情感。作者、读者、人物三者间是联动的、相通的，而文字是纽带，书写的场景生成的画面感，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同频共振，达到心灵共鸣，这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简洁凝练的文字风格和经受残酷战争摧残带来的迷惘，使其作品既有像《老人与海》那样“硬汉”般的执着，也有像《太阳照常升起》里战后一代年轻人的苦闷与彷徨。战争就是一场“死亡之旅”，战地记者就像在刀尖上行走。看到被毁灭、被涂炭的生灵，海明威把重压之下的生存体验诉诸笔端，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样具有深刻寓意的经典作品。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流露的悲观与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表达的无奈，都反映了对战争的切肤之痛和反战、向往和平的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理念与理想。海明威喜欢用短句和生动活泼的语言，他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经历都植入到战争文学作品中，让迷茫中的人们了解战争、理解战争，并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憧憬未来，追求生存的权利。
战地记者经历的战争比地狱还地狱。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报道了著名的“D日登陆”。他后来撰写的“纪实体小说”，无论是1959年出版的《最长的一天》，还是1965年出版的《最后一役》和1974年出版的《遥远的桥》，都不难看出二战的经历与记忆如影随形，一直笼罩着瑞恩。亲历二战的瑞恩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所以他用尽余生都在研究和书写这场战争。《最长的一天》是记录诺曼底登陆的巅峰之作，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年即销出1000万册，好莱坞根据此书拍摄了同名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奖。瑞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历时10年时间完成的这部20万字的纪实体文学作品，在详实和准确两点上接近极致。据称，《最长的一天》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核实和确认的。瑞恩完成的是普通作家不可能完成的创作，因为他以战地记者这一职业为依托，零距离走进了战争，因此，记录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和缅怀战争中死亡的灵魂，成就了瑞恩创作出二战史诗三部曲，而瑞恩在战争文学和长篇纪实文学上的贡献，也被载入世界文学史册。
二、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特质
战争文学与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战地记者则是架起战争与战争文学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战地记者在记录战争的同时，也是战争的直接证人。战地记者需要有牺牲生命的勇气，因此，正如罗伯特·卡帕的摄影理念一样，技巧对于战地记者并不重要，他们要有“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和“妙手著文章”的学识。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卡帕最后一幅作品的题名），不幸误踏地雷身亡，终年41岁。卡帕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战地记者的使命，那就是只有离炮火足够的近，才能让世人更好地了解战争、看清楚战争。战争文学则是以文字的形式完成这一使命。
（一）“新闻体小说”的出现
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的海明威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从新闻记者到作家，海明威的文学作品透出的“新闻体”特性，是其作为战地记者独有的叙事艺术风格——“海明威风格”。海明威口语化、电报体式的简洁语言风格，正如他习惯于站着写作，而且是一只脚站着写作，少了冗余、多了流畅，这种简约但并不简单的写作风格被海明威称为“冰山理论”。他认为，作家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应该塑造活生生的人（people），而不是人物（character）。在海明威看来，人物是笨拙地模仿；如果作家能把人写活，他的书中也许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作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在战争文学作品中所带有的鲜明的存在主义世界观。海明威是一战后“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并且是他们的代言人——他在作品中表达了战争在人们精神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同时，他的艺术风格也感染了二战后诸如詹姆斯·琼斯、纳尔逊·阿尔格兰、诺曼·梅勒等很多美国作家。海明威作为新闻记者的“精准记录”，使其文学作品也近乎成为“精准的镜头”。他不仅用写小说的手法写新闻，而且还把报道中的事实引入小说，创造了跨体裁的“小说回忆录”形式，这为美国文学走出困境和为美国小说走进后现代主义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非虚构小说”的出现
《欧洲人》周刊战地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是意大利人，她亲历了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法拉奇是一位文人记者，她的采访被称为“新新闻学报道方式”。法拉奇以鲜明的文学化语言描写报道战争，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之后她又以写著名政治人物访问记而蜚声于世。作为作家的法拉奇，她的文学创作选用的是“非虚构小说”文体。“非虚构小说”一词最早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首次提出的。卡波特1965年出版的《在冷血中》，使用了文学的写作技巧，讲述了一桩发生在美国的真实凶杀案。为了将自己的作品与新闻报道区别开来，卡波特提出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非虚构”强调的是这种文体所写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等，犹如新闻报道，而在“非虚构”后面加上“小说”一词，强调的是这种文体使用了一般小说所用的语言和手法，因此，“非虚构小说”指的就是那些使用一般小说所使用的语言和手法来描写叙述真人真事的文学艺术形式，即“非虚构小说”是文学与新闻在某方面的结合。法拉奇的文学创作是“非虚构小说”的一种典范，其文学创作题材新颖、风格独特，具有非常重要的美学价值。
（三）“纪实体小说”的出现
同样是战地记者出身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1962年10月底发表《与查理同行》3个月后，以其富于想象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念和表现出的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熟悉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斯坦贝克在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同时，他的小说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后来美国文学尤其是对美国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以欧洲战地记者身份辗转于战场。1942年，斯坦贝克创作了以战争为背景的，描写挪威人民抗击纳粹侵略者的中篇小说《月落》。战后，斯坦贝克又根据墨西哥民间传说改编了中篇小说《珍珠》（1947年），讲述一个印第安渔民捞到一颗稀奇的珍珠并希望借此改善家庭生活和治好儿子的病，但珠宝商却谎称珍珠是假的，强盗们也觊觎此物，最后渔民不得不当众把珍珠投回大海。这个故事表现了金钱对人心灵的毒害。在斯坦贝克的新闻纪实体作品中，不仅可以看到他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作为战地记者的新闻写实性。这种在极端情况下不被击垮和无法磨灭的人性尊严，就是斯坦贝克对人类生存本质进行的深度思考。
2015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出版了《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和《二手时间》等纪实体文学作品。严格意义上讲，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战地记者，但她通过采访二战、阿富汗战争亲历者的方式记录战争，特别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写道：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她的这种走进参战人员内心世界的做法和其文学作品所带有的还原战场环境、揭示战争的残酷和思考战争的本质属性，都使她的文学创作带有战地记者的记录战争、见证战争和思考战争的特性。《锌皮娃娃兵》就是她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记录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父母和孩子的血泪记忆，成为20世纪纪实文学的经典作品。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风格，就是让普通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因而也就更能触动人的内心。
（四）“报告文学”的出现
1936年6月，美国驻华战地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进入陕北红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接受了他的采访。1937年，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一部纪实性很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报告文学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对客观事件的如实反映，而斯诺正是借助自己战地记者的经历，练就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辨识力。斯诺采取原生态记录和夹杂自己评论的写作方式，完成了既有新闻性也有文学性的战地报道。与斯诺在二战时同是战地记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了实现斯诺写长征全过程的遗愿，在76岁高龄时历时74天，跨越万水千山从江西抵达陕北，完成了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无独有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是像斯诺一样对中国革命怀有深厚情感的战地记者。爱泼斯坦是犹太裔中国人，还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之一。爱泼斯坦15岁便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照亮了爱泼斯坦的心，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爱泼斯坦的情，爱泼斯坦作为战地记者和作家，以其革命激情和笔耕不辍的精神，写下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变迁》《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杰出著作。爱泼斯坦之所以能把如此深厚的情感凝注笔端，就是因为他认为亲历并跻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极为有意义的人生体验。
（五）“战地日记”的出现
新加坡第一位战地记者陈加昌，不仅以记者为其唯一职业，而且还成为了中南半岛专家。陈加昌在80岁高龄出版的《越战机密档》，曾以“越南，我在现场”为标题，这是他以生命见证中南半岛烽火的历史记忆。这部书的珍贵就在于陈加昌有坚持写日记并保留资料的习惯。陈加昌从越法战争到越美战争的20年间经常出入越南，他对西贡的感情甚至超越了自己的出生地。战后重返西贡，看到满目荒凉的机场，他凄然泪下。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可利尔也曾以战地记者的采访记录写出了《越战10000天》，记述了从1945年至1975年这30年间越南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悲剧性根源。中国作家徐怀中2013年出版了他1965年以“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身份冒着枪林弹雨访问越南南方写的战地日记《底色》。84岁高龄的徐怀中将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战地日记整理出版，解开了越南之“谜”。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徐怀中以浓重的情感、人性化的笔触，描述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悲惨遭遇，突出了战争中的人。徐怀中冷静、客观地审视战争之罪，并从战争反观人性，深刻犀利，特别是书中丰富传神的细节和硬朗简约的词语都保留着他独有的新闻视角和语言特色。
新闻的核心价值，就是探寻和揭示真相，而真相主要是通过具体生动的细节和准确的数据来证实。揭露战争的真相，需要战地记者具有深入虎穴的胆识和勇气。尽管抬起一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踩到地雷，但也正是这些在炮火中穿行的新闻人，才让人们在认识战争残酷的同时，理性地思考战争。“离得足够近”只是揭示战争真相的前提，但要想改变战争，还必须要有新闻深度调查的能力。狄更斯说，没有坏人，就不会有好的律师；同理，没有战争，也就不会有好的战地记者。好的标准正如圣·埃克绪佩里在《小王子》里写的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战地记者的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不仅要告诉受众是什么，还要告诉受众为什么，因此，战地记者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器，而且还需要在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认识到自身客观存在的认知局限。战争文学是人类对战争进行全面审视和关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并对这一特殊生存境遇下的人类的精神现象进行充分地反映，因此，战争文学不是永无休止地复述战争，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诠释战争中的人性和人与战争的关系。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带血的战争文学作品，既见证了一个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荣辱，而且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扛鼎之作，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改变了战地记者的人生命运，而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也改变了世界文学史。
三、中国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创作
中国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战地记者，始于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于1872年4月创建的《申报》。该报在日本侵犯中国台湾和中法战争等重大战争活动中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这一新闻事件被记录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军采访成为中国战地记者的历史转折点，由此涌现出陆诒、范长江、孟秋江、方大曾、张郁廉等一批著名的战地记者。萧乾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中国战地记者，他曾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他为受蹂躏者呼喊和向黑暗进攻的新闻观，就是受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埃德加・斯诺的影响。这些战地记者，在战场上捕捉真实的新闻，在战后创作集新闻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战争文学作品，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抹独有的光彩。
上海《新闻报》战地记者陆诒，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赴前线采写了19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他采访了蔡廷锴、张治中等抗战将领，留下了《前线巡礼》《战地萍踪》等战地通讯集。这些战地新闻报道不仅在当时为受众提供了及时的战时信息，而且时至今日，这些资料仍然是了解抗日战争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陆诒笔下的蔡廷锴将军和台儿庄大战，都是抓到了细节进行白描，让读者仿佛能听到炮弹声、闻到硝烟味、看到断壁残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炮火硝烟中的生死观、新闻观和价值观，不仅留下了战地记者冒着炮火前进的历史足印，而且展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是战争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的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记忆。
以写长篇通讯见长的战地记者范长江，留下了《陕北之行》《中国的西北角》等名篇佳作。范长江之所以能写出“洛阳纸贵”的《中国的西北角》，源自他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积累。在《中国的西北角》里，范长江引用的古诗词有60多处，清新凝练，意境深远。他在《西夏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教训》和《塞外桃源的敦煌》里对西北风土人情民俗的描写，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西北的历史画卷，而在《到古意盎然的凉州》和《武威现状不乐观》中，范长江着墨于古今对比，意在反衬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朽，其思想的深刻性与洞察力的敏锐可见一斑。借古喻今也是范长江通讯的一大特色。从《满州人的治蒙政策》一文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了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他把民族平等与抗日救亡相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曾奔赴绥远前线采访的上海《新闻报》战地记者孟秋江，和范长江一起在西北地区采访，他们合作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孟秋江在七七事变后，又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对平型关、中条山等重要战役进行了采访报道，写出了《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江西大战的前夕》等反映战局时局的战地通讯。孟秋江在《大战平型关》中提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观点，赢得抗日将士的高度认同。孟秋江的战地报道具有夹叙夹议的政论色彩，他借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孟秋江也很注重战场上的细节观察，比如他在《南口迂回线上》一文中，就用工笔画般栩栩如生的笔触，刻画了疲惫不堪的士兵睡觉的情景，读起来感人至深。孟秋江的战地报道很好地诠释了客观而不冷漠、真实而不偏颇、情深而不盲从的新闻观，他以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记载了中华民族那段苦难深重的岁月。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日报》派李庄到朝鲜前线采访。他在3个多月采访中写出的《朝鲜战地目击记》，为国内读者了解、掌握朝鲜战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2007年，《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庄在朝鲜99天撰写的72篇战地日记带着历史的印痕重回人们的视野。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李庄，打开尘封的记忆，把汉江南岸战斗纪实这些具有现场感的战地通讯呈现在世人面前。李庄的战地通讯一大特色就是新闻故事化，语言妙趣横生，情节生动曲折，其作品集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庄在其回忆录《难得清醒》和《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一文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反思。从战地报道到战后反思，可以从李庄的战争文学作品中读出他对战地记者这一职业深入灵魂的热爱，而这也正是其作品具有的触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曾3次赴朝采访的战地记者魏巍，把在朝鲜写的战地通讯结集为《谁是最可爱的人》，他在战后还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东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依依惜别的深情》等系列战地通讯，不仅奠定了该文体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而且还由此形成一种衡量文学价值的尺度，例如穆青等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类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亲身体验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魏巍，在近20年的沉淀和总结后，把战地通讯的时效性、新闻的纪实性和与生活相关的时代性有机结合起来，推出了一个成熟的、全景式的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东方》。魏巍认为，文学作品不应只是罗列生活现象，而是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东方》蕴含的抗美援朝精神和《地球上的红飘带》体现的红军长征精神，就是魏巍透过文学作品把握住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那就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东方精神。
战地记者刘白羽撰写的《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环形东北》和《人民与战争》等战地通讯，都是把抽象、枯燥的说理转变为富有节奏感和润物细无声的情感表达。在刘白羽作为战地记者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他面临的生死考验与责任担当，都使他对中国革命有着极为深刻的体察与顿悟。刘白羽认为，战地记者不能止步于参战，更要走到部队的前面。正是饱蘸生命的汁液去描画美丽的黎明，刘白羽融入了战争，记录了战争，并成为战争中的一员，这让刘白羽实现了自己用火的语言推动战争的誓言。刘白羽书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战争，他透过战火硝烟回答了共产党人不仅能打仗，而且还能有序接管大城市，这是他用作家的深刻、记者的视野和独特的表达，为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时代的鲜活感，因而他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中国战争文学宝库里的瑰宝。
曾以战地记者身份见证1979年边境战争的作家李存葆，写出了家喻户晓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认为，军事文学不能患软骨病，应该寻找民族的心灵坐标，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正是军事文学创作的风骨，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如果失去军事文学的风骨，那么也就失去了军事文学的魅力。《高山下的花环》在军事文学史中既有风骨又是坐标，因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堪称为民族的脊梁，他们用血染的风采捍卫了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但李存葆透过炮火硝烟看到了梁三喜血染的欠账单，同时也拨开战争的迷雾看到了小北京牺牲的原因，这是他把自己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性的解读凝于笔端，向军事文学创作的高地发起冲锋，在撕裂的伤痛中仰望星空。
徐怀中曾在其战地日记《底色》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胡志明小道”上15万被遗忘的女性——抗美救国志愿青年突击队。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援越物资打包不得超过20公斤，要适合妇女肩挑背扛。在战前动员时，她们被承诺：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返乡后，她们只是志愿者，志愿者不在军队编制内，不享受复员战士待遇，领不到复员费，也没有分配工作这一说。她们找不到对象，和别人生一个孩子，还要挑一担谷去酬谢人家。徐怀中笔下描写的这些女性志愿者群体，不由让人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巴尔扎克也指出，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当向自己提出的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最看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回信的上校》，因为走下战场，可怕的并不是贫穷，而是孤独，特别是灵魂的孤独。
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作品不仅应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而且还应成为时代精神的表达者。李存葆在《与青年朋友浅谈军旅文艺创作》时讲，诗意历来栖息在大地上，作品来自火热的生活中。他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生活对他的丰厚馈赠，当李存葆目睹护送自己的两名哨兵牺牲，当看到牺牲的战士们的欠账单和烈士留下的血染的全家福，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写出“姓军为兵铸军魂”的作品，因为战地记者是以笔、照相机和摄像机为枪的战士。海明威等战地记者正是通过自己的战争小说创造了“单独媾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语汇，同样，中国的战争文学也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典故和语汇，构成了中国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文学不仅是一个纵横古今、包罗万象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个与其他文学作品和文学样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文学现象，更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曾经奔赴中东战争、黎巴嫩战争、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伊拉克战争等报道的法国战地记者菲利普·罗授认为，记者的职责在于修正成见。战地记者唯有迈开脚步，才能逼近真实；唯有说服自己，才能去告知大众。坚守正义、站在精神和道德高地上的战地记者们创作的战争文学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史，这些战争文学作品穿越岁月的沉重，带着血色年轮，走进了新的时代。在世界新格局下，在媒体转型中，今天乃至未来的战地记者，用战争文学这一特有的创作方式记录战争、反思战争，并用凝重的战争记忆呼唤和平、崇尚道德，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新闻理想和文学创作不竭的动力之源。尽管战地记者不能阻止战争，但揭露战争、说出真相，是战地记者永恒的职责使命与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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