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多国传播，德、法等部分国家确诊病例快速上升，世界人民开始了宅生活。
被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的人已经被隔离，疫情严重地区的人被要求自我隔离。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在已经爆发疫情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尽量呆在家里，出门也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大家开始了“家里蹲”模式，储备好食物和洗手液；在家看电视、上网消磨时间，等待危机过去。许多公共卫生专家，包括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在内，都在强调隔离的重要性，尤其是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
呆在家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安全着想，还可以帮助他人降低感染风险，尤其是脆弱人群。社会科学家詹内•杜菲齐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说“你的邻居可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是医护人员，可能患有慢性疾病，也可能因为太穷或者太忙，无法或者没来得及准备足够的防护物资。
我们采访了来自5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有来自中国的——武汉人民已经连续一个月以上都是宅在家里；也有来自新加坡的——新加坡政府要求民众在上班、上学前或者下班、放学后都必须测量体温。全世界的人都在严肃对待疫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抗疫”故事。
程莉（音），65岁，中国武汉一名退休图书馆管理员
我们第一次听到“不明原因的肺炎”是在12月30日左右。微信上有消息说一些人被某种病毒感染，我当时立刻想到了“非典”。后来我听说不是“非典”，而是一种能够人际传播，而且感染率、致死率都很高的新型冠状病毒时，我的心更加沉重了。”我的第六感告诉自己这会是件大事情。
1月23日，离中国农历新年只有两天时，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我和老公取消了所有外出活动。这是我65年来第一次没有回老家和亲人一起过新年。春节刚结束，超市里的口罩和消毒液这些日用品开始缺货。没过多久，所有商店全都开始关门。随着感染病例不断增多，政府的措施变得越来越严。我们按照要求，坚持呆在家里。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出去散步，更不能出门遛我家狗狗迷你雪纳。
在武汉生活了40多年的退休图书管理员程莉
我们已经在家里呆了40多天了。一开始，我一会感到忧虑，一会觉得无聊。后来我逐渐适应了“与世隔绝”的新生活，慢慢学会自娱自乐。我写日记、画素描，学会了做各种各样的糕点，比如玫瑰卷和牛肉葱油饼。
虽然生活比往常多了些不便，不过我们不用操心每天柴米油盐的问题了。社区负责人和当地超市协调，保证每个家庭都有足够的食物和供应。疫情最开始爆发时，我们大家都很恐慌、恐惧；大家冷静多了，还通过微信中互相加油打气。
武汉这座城市如同一块宝玉，它经济繁荣、底蕴深厚、科技发达，因而远近闻名。这里也是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这座城市要恢复元气，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确实令人难过。但我知道，一旦“封城”结束，我就可以重新享受这里的一切——逛街购物，吃热干面、豆皮，还有东湖的新鲜的莲子。
每天我都关注新闻，看着病例人数逐渐下降，我心中越来越有希望。虽然眼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倾尽全力来帮助控制疫情，想到这里就觉得欣慰。即便是被“困”家里，也觉得一切都值得。
露西安娜•格罗索，39岁，意大利Lodi市的一名记者
居家隔离的第五天，我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我最喜欢的小餐厅去吃顿美味早餐。突然回过神，发现自己去不了，因为餐厅已经歇业了。实际上外面所有餐厅都关门了。于是起床后我自己煮了咖啡，思忖着什么时候一切可以回归正常。
我居住的城市Lodi被划为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黄色区域”，这是一个警戒程度较高的区域，但不是完全隔离。街道没有封锁，但学校和办公楼都没开门，街道上也空无一人，而且下午6点实行宵禁。外面一片寂静，让人感觉很不真实。
与此同时，距离这里10公里的“红色区域”已经完全被隔离：在伦巴第腹地的10个小村庄，总共5万居民，已经完全被驻扎在小村出入口的军队封锁了。不允许人员进出，不允许举办任何活动。不上课，不开会，不搞狂欢节，不举行任何公共活动，连周日弥撒都暂停了，主教通过网上直播方式进行主要活动。
老实说，最开始听到新冠病毒的消息，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好笑。我脑海里有个弱弱的声音在说，是不是像电视剧《行尸走肉》角色扮演一样（我会对我的朋友们说：“我想扮尼根行吗?”）。但没过多久就拉响了疫情警报，病例人数不断上升，《行尸走肉》这个梗不再好笑了。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偏执开始四处蔓延，因为一旦谁被送进了隔离病房，谁住院了，谁接受了疑似病例检测正在等结果，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大家只能找法子打发时间。能远程办公的话还可以在家上班，在家办不了公的人就只能无所事事了。
我给我的朋友詹弗兰科打电话，他所在的贝尔托尼科目前属于“红色区域”。他听起来很平静，但他告诉我，“红区”内的情况可谓是超现实：“他们把我们隔离在里面，只说让我们等着。我们实在无聊到爆，不过尽量让自己别歇斯底里。现在为了避免人群扎堆，大家都是分批出门散步或者买菜，规定不超过40人同时进出。真的太难了。一些药店已经把大门关上，只开了一个小窗口为顾客服务。真的希望疫情越早结束越好。”
意大利记者露西安娜站在疫情“红区”的“边境”上
我决定开车去“红区”的乡村小镇卡斯蒂里奥内达达的“边境”，里面住了4600名居民，周围都是耕地。我看到一对老夫妇在散步，于是我和他们开始隔着“边境”在站岗警察的眼皮底下互相喊话。他们说：“对我们来说，不管隔离还是不隔离，没什么两样。”
恰恰相反，年轻人可能才是真正受到影响的。我在边境附近遇到的一位15岁女孩萨拉对我说。她和小伙伴们只能家里蹲，没事情可做，没地方可去，只剩下Netflix看电视、社交软件和加量加料的家庭作业。萨拉说：“我和朋友们建了一个新的WhatsApp群。我们叫它‘他妈的新冠病毒’。这个名字666，你不觉得吗?”我回答说她：“是的，这名字太赞了”。
麦克•施韦林，31岁，新加坡作家
每天上班的一件事就是量体温，用额温枪对准自己的额头，按下按钮后会有“哔”的一声。如果体温高于37.5摄氏度，那我就麻烦大了。
我住在新加坡。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后不久，很快出现在了新加坡。1月份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过了几周，出现了本地感染病例。之后，政府宣布了疫情橙色预警，然后开始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这听起来像是下达军令，但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政府一些部长在电视第五频道上讲话，安抚民众，另一家“非官方央媒”《海峡时报》也进行了一些仔细斟酌、客观冷静的报道。其实政府实施的办法是很温和的。政府鼓励（或者说“要求”，在新加坡很难分清两者的区别）所有办公楼，包括我所在的办公楼，在每天开工和收工时都要测量员工体温。所以，我每天都会量好自己体温，然后把数字写在一张记录单上。也不知道在那么多雪花般的记录单里，我的这张单子有没有人看。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2月28日的街景
在公共场所，凡事人流量多的区域都会在安全检查口设有红外设备检测体温。有个固定的热成像摄像头获取人脸体温数据，然后会反应在显示屏上，屏幕前坐着表情无聊的工作人员。因为我每天都要经过检查口好几次，已经习惯，不会担心像在游戏《老鼠陷阱》中那样会响起警报，然后一个笼子会掉下来。
大型机构的措施可能还要谨慎。我有个熟人，目前在海外一所学校做交换生。她说大部分课程是远程教学。如果要去校园上课，学校会要求学生之间坐距至少有一张桌子那么远。
新加坡政府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办法和处理其他政务的风格一样：娴熟的技术官僚主义精准度加上威权主义决断力的闭门讨论。目前政府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接触者追踪。通过这种手段，卫生部门可以与警方合作，在疑似病例出现之前确定其身份。
调查人员会仔细梳理记录，调出监控录像，通常会关注那些疑似感染病例。这种严格措施使新加坡在这场新冠肺炎风暴成为最安全的港湾之一。这听起来不错，但话又说回来，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工作人员问询的电话。
丹尼•吴，17岁，韩国首尔高中生
我是一名生活在韩国首尔的高三学生。为了应对冠状病毒，韩国政府让学校关闭。我期待的各项活动都被取消了，比如音乐节、辩论赛和体比赛。我和老师、同学们用语音聊天工具在线上上课。因为不去教室上课，所以老师在网课上会布置更多的作业。
韩国高中生丹尼的“三点一线”新生活——做作业、刷视频、睡觉
我所在的教会也暂停了礼拜活动，转为线上直播。每周日早上，我们家都会把YouTube上的礼拜直播视频投屏到电视上播放。在家里做礼拜感觉有点怪，不过我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做作业、看YouTube和睡觉。我是一个被生活习惯推着走的人，如果不出门去学校上课、去教堂做礼拜，我会感到昏昏欲睡或焦躁不安。幸好，我们区的病例数还不足以把全区都都封锁隔离，也不需要24小时自我隔离，所以我试着每周出去打几次篮球或买一杯饮料。我开始捡起一些以前的爱好，比如编程、写文章来调剂自己单调乏味的生活。
现在一出们，就算在这么小的区域，也能马上感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所有的商店和餐馆都出奇地安静。如果你不戴口罩，人们会盯着你，然后尽量快步从你身边走开。即使在高峰期，地铁和公共汽车也空荡荡的。再加上国内选举即将到来，整个国家的气氛感觉很沉重，我觉得我会窒息。
我相信新冠肺炎会像所有的流行病一样都过去。我为我的国家如此积极投入疫情防治而感到自豪。我也开始很好地适应宅在家里的生活。我不喜欢说谎，其实一直呆在家里也挺难受的。比起窝在家里看没营养的Youtube视频，我宁愿去学校，享受高中最后一年的生活，为我的高中写下美好的回忆。
阿里•莫拉萨莱，26岁，伊朗德黑兰娱乐记者
在我们伊朗，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其它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没有正式的隔离点，但是政府采取了一切手段来限制民众出门。所有的电影院和学校都关门了。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让每个人忧心忡忡，基本上家家户户（我们家也是）都实行了自我隔离。
伊朗娱乐记者阿里靠社交软件和看电影打发时间
离波斯新年诺鲁孜节只有10天了。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外出购置年货迎接新年。所有这些如今都被笼罩在对新冠状毒的巨大恐惧之下。商店几乎空无一人，这让本已糟糕的经济雪上加霜。
很多人不相信政府的说法，但社交媒体上的对话、发布的视频和报道的数据只会让我们更加担心。推特上，大家在说伊朗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隔离任何城市，就连圣城库姆都没办法，伊朗的疫情最开始就是在这里爆发的。
人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人民和政府之间互不信任只能是雪上加霜。没人敢打包票说疫情得到了控制。与此同时，病毒正在纽约、白俄罗斯和新西兰蔓延！检测试剂短缺，尤其是在小城市，这让整体情况更加糟糕。和世界各地一样，我们的药店里口罩和洗手液也断货。我买到的洗手液是那间药房里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存货了。
自我隔离期间，每个人都在“打鸡血”。我父亲在读历史书，尤其是关于过去瘟疫的书。我却在看《谋杀绿脚趾》这样的喜剧片，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伙计们，别看《传染病》!
社交网络容易滋生虚假信息，但社交平台也让很多人可以互相加油鼓劲。昨晚我的一个朋友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自己嗨歌的照片。医生和护士们穿着防护服跳舞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大家都努力拨开恐惧的阴云找到一束光。
我们尽可能避免人际接触。希望天气逐渐升温，可以杀死病毒。祈祷中。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Vox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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