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趋严峻，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也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努力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而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必须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
新加坡近期推出了一项20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计划，专注于绿色金融发展。这一决定可谓正当其时。前不久，来自153个国家的11,258名科学家联合发出紧急警告：地球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气候危机。
针对这一现状，企业不得不重新开始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威胁，并根据相关方的要求制定应对措施。最重要的是，在责任和风险之外，他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方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教授简介
卢耀群 | Lawrence LOH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治理制度与机构研究中心(CGIO)主任
研究领域：公司治理、科技政策、战略管理等
真正的痛苦
对于企业来说，关注气候变化的出发点通常始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沿着这一思路，规模较小的企业也接受到了相关宣传。
对于这一点，某印刷公司执行长曾发表过一段反驳意见，让人印象深刻。他宣称，如果要求他的印刷企业也遵循可持续发展，那就只能关门大吉，他还驳斥说，印刷公司最大的敌人是PDF文件格式，它极大地侵蚀了纸质印刷业务。
这一反应集中体现了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真实感受，其中不乏痛苦。对于他们来说，维持企业生存是最大的前提。至于可持续发展就交给别人好了，自己还是专注于维持经营——这种想法不在少数。
可以想像，“与我无关”的搭便车思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将长久存在。即使真的带来了消极后果，也是遥远和间接的。很难设想企业领导者能够立即行动，全力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可谓老生常谈。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地球首脑会议，当时各国通过了一项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使用。
但关键的转折点是2015年的《巴黎协定》。该协定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2℃之内(相较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甚至是更严格的1.5℃。尽管该协定被频繁引用，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每个签署国，都必须采取行动，并定期报告其成果。
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巴黎协定》，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资料图片)
新加坡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推动力来自2019年8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李显龙特别强调了潜在的海平面上升危机将对岛国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新加坡将采取三管齐下的战略来应对气候变化——认清问题，采取措施缓解问题，适应气候变化。
责任与风险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如碳排放，因此它们在气候危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建立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是推动行动的关键手段。在我看来，这个案例到目前为止是从两个角度建立起来的。
第一个角度是"责任"，避免破坏环境。如果企业能够考虑到决策的社会效应，以企业的利他主义将社会利益置于利润之上，无疑有益于缓解气候危机。
第二，以“风险”角度思考气候变化。企业需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两种风险进行评估：直接风险和衍生风险。
直接风险是指可能对企业产品和市场(包括供应链)造成实际损害的风险，如如洪水和飓风等恶劣天气。
衍生风险指来自消费者或投资者对于企业提出的新需求，如要求企业采取气候变化相关措施。这可能会对销售收入和资本成本产生影响。风险也可能来自法规变更（要求公司采取与气候相关的行动），因此这不仅会影响成本，还需要调整经营策略。
有理可循
然而，要让企业完全接受气候变化，还需要第三个角度，即“有理可循”。企业必须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符合自身利益。这需要评估气候变化行动对企业财务底线的影响。
因为许多与气候相关的准则刚刚发布和实施不久，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供的准则，这一角度仍处于早期阶段。
在商业效益方面，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可持续性发展会对企业财务表现产生影响。
在我们研究中心与东盟企业社会责任网络(ASEAN CSR Network)合作展开的对新加坡上市公司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可持续发展报道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牛津大学和Arabesque Partners对200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其中88%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措施改善了经营表现。此外，80%的研究显示这种做法提升了公司股价。
但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向企业逐一证明采取气候变化相关应对措施对企业发展有利。毕竟目前的证据大多是道听途说。
新加坡滨海花园(资料图片)
新加坡《海峡时报》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估算，新加坡港务集团购买了200辆液化天然气卡车(占其卡车车队的15%)，相比柴油卡车减少了26%的二氧化碳排放，未来10 年可节省超过350万新元的运营成本。如果港务集团进一步扩大其液化天然气卡车的规模，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与责任、风险因素相比，有理可循是最重要的一环。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企业才会自愿加入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
再回过头来看印刷公司的故事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抵制，很显然，如果能够看到切实的回报，他们必将认真对待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那位执行长所忧心的“PDF危机”意味着公司应当转向新的商业模式，根据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基本原则，这合情合理。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Business Times
原题为Building the business case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作者：卢耀群，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翻译：陈思敏
中文版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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