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轮胎行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面对日益严峻的市场行情，宁静才能致远，让我们一同来翻开历史的画卷，回顾民族轮胎工业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近100年来，我国轮胎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艰辛努力和顽强拼搏，逐步实现了从轮胎弱国走进世界轮胎工业大国的梦想，并朝着全球轮胎工业强国坚实地迈进。
中国轮胎工业萌芽时期（1926-1937）
邓凤墀及中国第一家橡胶工厂
1915年中国第一家橡胶厂——“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诞生，也有的资料将之记为“广东兄弟创制橡胶公司中国第一家”。生产橡胶牙托与橡胶鞋底，最初是以制造胶牙托出名的。无论怎样，在它出现之时，不要说在广州，就是整个中国的范围内，橡胶工业还是一片空白。
这家公司的创立者，也有不同说法，通常的记载是广州河南绅士邓凤墀，在孙中山提倡“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之下，先后分别动员了他在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的亲友，带了资金、设备和技术回国办厂。《广州市志·人物志》则记载，是邓凤墀之子，侨居新加坡的邓兆鹏因对橡胶产品甚有研究，当得知广州还没有橡胶产品时，便决定从新加坡回广州创业。实际细究的话，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邓凤墀当是倡议办厂的核心人物。
薛福基及大中华橡胶厂
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办人余芝卿，浙江宁波人。1874年出生。十三岁那年背乡离井到上海谋生。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各地穷人打工糊口的地方。余芝卿幸运地进了上海一家叫德成仁的商号做学徒。满师后被派到镇江分店主持业务。过了一年后，回到上海。先后任大成祥、泰生祥号经理。后来，自己用积蓄开办了永泰慎油号经销火油。谁知未赚到钱却亏了本。交了学费。
光绪三十年去了日本。联系好货源后回上海重新开办和昌盛东洋庄。主营跑鞋。生意倒不错。民国元年又东渡日本，在大阪开设鸿茂祥进出口商行。一面将中国土特产猪鬃、草席等销往日本；一面将日本的针织百货运到国内销售；并为上海十几家东洋庄代办进货。由此积累资金成为旅日侨胞中的富商。还当上了三江公所（江苏、浙江、江西三省侨商组织）的理事长。生意两头做。根据市场需求进出货，岂有不发财之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民国14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因受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影响，余芝卿在大板的鸿茂祥进出口商行营业开始衰败，后耒濒临倒闭。余芝卿一看，日本货生意做不成了。
就在这时，一个叫薛福基的人救了他。才使商行起死回生、逐步扭亏为盈。第二年，余芝卿釆纳薛福基的建议，出资8万2千元，在上海筹办大中华橡胶厂。大中华橡胶厂之所以有今天，薛福基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中华橡胶厂，1926年由旅日侨商余芝卿和橡胶工业专家薛福基等创办于上海，起初主要生产双钱牌胶鞋、力车胎等橡胶制品。
大中华橡胶厂开工后一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国际市场上生胶价格暴跌，做轮胎都知道，橡胶价格低的年份，轮胎厂的业绩一般都很好。
同时，1925年"五卅"惨案后，外国人在中国的残忍引起国人激愤，大家纷纷抵制外货、倡用国货，加上双钱牌胶鞋质量也不错，国人踊跃购买，大中华厂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工厂年盈利达20万元。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国民纷纷选择国货，大中华的胶鞋大卖，获利达到65万元。
1928年年底，刚成立两年的大中华橡胶厂共生产胶鞋56348双，平均日产量近1000双。
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当时国内主要的橡胶鞋生产厂。当时国内橡胶工业只有3-4家小厂，大中华是第一家上规模的橡胶工厂。
大中华橡胶厂抓住这一契机，先后筹建碳酸钙厂、锌氧粉厂和硫油胶厂，此后又建帆布织染厂，为胶鞋提供鞋面布。
除生胶外，大中华橡胶厂基本实现了大宗原辅料基本自给，既保证原料供给，又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全产业链发展在当时的乱世非常重要，历史也证明，全产业链发展为大中华橡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与此同时，大中华橡胶厂先后兼并交通、泰山、春华三家小型橡胶厂，改组为大中华的三个分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
1934年，大中华的资本由20万元增至300万元，资产总值达373.9万元，短短四年时间扩张十五倍，发展速度非常生猛。
薛福基，字德安，1894年10月19日生于江苏江阴塘头桥泗河乡的西典村。从一个农村娃、学徒、伙计、上柜再到经理，不到40岁他就当上了大中华厂的创始人。
薛福基是个奋发向上、永不停留的人，他心目中的大中华厂不是简单地做胶鞋，他想把大中华厂打造成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那样的跨行业巨头，不但在国内做到顶尖，还要打入国际市场与外国厂商一较短长。
所以，当大中华橡胶厂在胶鞋市场获得巨大成功后，薛福基把目光放在了汽车轮胎上，他想开辟新的战场。
大家可能不了解，汽车轮胎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还是军事战略物资，进入门槛非常高，一般人根本就整不了。
对此，以拥有较多股份、公司总经理的尉迟洵炽为主的大中华橡胶厂的股东们持反对意见。
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当时国内没有做轮胎的工厂，没有生产技术，也没有销路，投资大，风险高，总之这不是一个好买卖。
而且国内轮胎市场均被外国轮胎商霸占，我们的轮胎拿什么和他们竞争？
大中华的胶鞋十分走俏，稳赚钞票，日子过得蛮好蛮太平，何必去自找麻烦，冒什么风险呢？
对于部分股东的顾虑，薛福基仍然坚持要搞。
首先，国内有市场需求。1930年中国有公路231条，长274102公里，汽车数仅10420辆，到1933年全国汽车数已达43770辆，轮胎输入118719条，轮胎的需求成倍增长！
其次，汽车轮胎作为战略军备产品，而国内竟无一家制造汽车轮胎的工厂，市场上尽是英、美、法、日等国厂商的天下。
薛福基在给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的信中写出了他坚持做汽车轮胎的原因：
“鉴于太平洋风云（参数丨图片）之不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太平洋一旦发生危险，势必继绝（轮胎）供应。届时设无国货之代，则我国公私所有之5万余辆汽车顿成废物——影响国防交通甚巨。本公司有鉴于此，不得不抱牺牲宗旨，积极以谋设备之完善，以虑万一，为国家效力，为民族争光。”
同时他还认为，制造轮胎同样可以赚钱，将来或许比胶鞋能赚更多的钱。只要搞成功，全国只我一家，赚钱根本不是问题。
对于面临的困难，薛福基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走在国人前面，人家不敢搞不愿搞的，我们先搞起来。如今商场竞争甚为激烈。经济形势、商品销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终有一天要落后，甚至被淘汰。一个橡胶厂倘若只能生产胶鞋和一些生活用品，而不能制造轮胎，就算不上合格的完全的具有规模的大型橡胶企业。要不断发展，就得冒点风险向前闯，研制新品种，开拓新市场。”
薛福基的话打动了大中华橡胶厂的大股东之一余芝卿，他说：“我们办大事，创新路，不担点风险，不花些本钱，怎么行？我看可以一试，下决心筹集50万元作为试制经费！”
在余芝卿全力支持下，董事会一致通过创办轮胎厂。由此，在薛福基的助推下，著名的“双钱”牌汽车轮胎将要横空出世。
1932年，大中华橡胶厂投资20万元筹建厂房，买下一家倒闭的日本力车胎企业，并从海外采购了全套生产设备。并聘请日本友人做技术指导，第一条国产力车胎——“双钱”牌力车胎诞生了。
但汽车轮胎就没那么简单了，作为战略军备商品，相比现在的高端芯片技术，主要生产国像今天卡中国高端芯片一样，严禁轮胎制造技术外传，而且当时是乱世，整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几经周转，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大中华橡胶厂高价从日本买了一套小规模生产轮胎的必需机器设备，并在日本招收邓禄普分厂的失业工人，搭建设备、试制产品。
秘密试制30×5、32×6两种规格的高压轮胎，商标定为“钻石”牌，并开始投放市场试销。
但当生产销售1000条轮胎时，还是被日方发现。1934年3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在头版公开揭露此事，指责有人向中国人偷偷输出轮胎技术，不利于日本企业界。此事并引起川口警察署的注意。
薛福基得讯大惊，连忙赶赴大阪处理此事。急忙将设备拆卸、日本工人一起运往上海，安装在徐家汇厂里。
在日本工人和新招的中国工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努力，各种机器设备安装调试成功，受训骨干也掌握了从配料、炼胶、刮浆、压延出料、搭袋、成型到硫化、脱模的全部轮胎生产工艺。
由于有日本生产过“钻石”牌轮胎的经验，1934年10月初的某天下午，一条32×6“双钱”牌轮胎从硫化罐中脱颖而出，并且质量达到标准。
由此，中国人不能生产汽车轮胎的历史被终结，外国轮胎厂商在我国垄断汽车轮胎市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但薛福基没想到，把轮胎卖出去的困难，丝毫不弱于生产轮胎。
当时英、日、美、法等国的外来轮胎蜂拥市场，其中英国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的“老人头”牌车胎占据了国内近90%的销售市场份额。
外国厂商采用高额佣金、放帐和收买汽车司机等方法来拉拢客户。邓禄普轮胎公司更利用进口关税低的有利条件，降价三分之一来进行竞销。同时照会美孚、亚细亚、德士古、壳牌等外国石油公司遍及全市的加油站故意刁难，不给装有“双钱”轮胎的汽车加油。
最恶毒的是以重酬贿买国民政府交通部门的有关官员，使各地交通厅、公路局等部门清一色使用邓禄普轮胎。双钱牌轮胎连一条都卖不出去。
同时，上海的租界里的外商和公共交通也不用双钱牌轮胎，国人由于崇洋心理，加上对于新生的双钱轮胎不了解，也不买双钱的轮胎。
因而“双钱”轮胎销路一时很难打开，薛福基为此大伤脑筋，煞费苦心做了一系列促销政策。
一方面在报上大做广告，宣传大中华厂首创国产轮胎，质量可靠。另一方面，以高于外商的优厚佣金委托各大车行经销。同时，制定了《使用里程计价付款办法》，规定可先选用，后付钱，保用期一年，保用期间免费修理，如中途损坏，胎价可按比例扣除。行驶里程市内保证4万公里，长途郊外2万公里。如纯属厂方质量问题而损坏者，负责赔换新胎。售价则仅及洋货的三分之二。
此外，薛福基还向爱国人士和富有正义心的政府人员推荐双钱牌轮胎。通过种种努力，双钱牌轮胎销路也有较多的增加，上海最大的私营汽车出租公司（祥生公司）老板周祥生出于爱国热情，率先使用“双钱”轮胎，接着江南、杭徽、锡沪、鄞奉、镇扬、锡澄、沪太等长途汽车公司，以及江、浙、皖、鲁、赣、湘、豫、陕、闽、粤、川、桂、滇各省公路局也纷纷购买双钱牌轮胎，到1936年、1937年，双钱牌轮胎产量均达到3万2千条以上。
可是由于售价低，还要支付大量津贴、回扣和宣传费用，双钱牌轮胎不仅没有赚钱，还略有亏损，不得不用胶鞋利润来弥补。总之，到抗战爆发时止，大中华厂的轮胎生产和销售处于挣扎前进状态。
大中华橡胶厂蒸蒸日上的轮胎事业，让“轮胎老大”邓禄普公司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双钱”轮胎这颗种子既已发芽，必须在其成长壮大之前，就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由此，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邓禄普公司）和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中华橡胶厂）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战”。
于是，继“商业战”之后，该公司又另辟途径，准备通过司法途径搞死大中华橡胶厂。两个公司不同国籍，不同名字怎么诉讼呢？邓禄普公司心生一计，决定从轮胎花纹下手。
1935年3月，邓禄普公司聘请了律师阿乐满，正式向国民政府商标局提出异议，状告大中华橡胶厂所出“双钱”轮胎的金锭形商标图案和邓禄普公司“老人头”牌轮胎的Triple Stud Design（中文译为“梅花钉形”）商标图案相似，容易误导消费者。
据了解，邓禄普公司的商标图案属于三粒一组，主体为六角形，两旁各为小三角形；而请求人大中华橡胶厂的商标图案虽也是三粒一组，但大小各别，而且其形状均为锭形。
两者唯一相同的是胎面花纹均三粒一组，就好比现在的三道沟轮胎，我的轮胎用了三道沟，你的轮胎就不能用了，简直岂有此理。
但国民政府商标局也是软蛋，一见洋商控告，怎敢不准，即于5月14日作出判决，认定大中华橡胶厂商标侵权，并责令“双钱牌”轮胎停止生产。
“停止生产”？这对于新生的大中华橡胶厂无疑是毁灭性打击。薛福基当然不服，于是联系律师，于第二天提出异议请求。
但商标局还是驳回了大中华橡胶厂的上诉，并在1935年12月31日的异议再审定书上做出了“坚持原审定”的评决。
大中华橡胶厂只得接受现实，忍痛修改轮胎模型，将金锭形花纹改为工字形。邓禄普公司依然不依不饶，还是认为近似，大中华只得再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又将工字形改为长城形。但邓禄普公司拿出一副不把大中华橡胶厂搞死不算完的架势，还是认为近似。
事实上，不仅是双钱牌轮胎，当时沪、津、青岛的很多人力车胎生产商，都是这样被邓禄普公司玩死的。以致当时有中国人如此感叹：“长此以往，必使华商制造车胎望胎长叹，有胎而无纹，无法使用而被迫停止。”
不过，当时国民政府还是有正义的官员，实业部长吴鼎昌审察了大中华厂的诉状，觉得所述各点言之有理，应予支持。遂决定撤销商标局的第396号异议审定书和第127号异议再审定书。但大中华橡胶厂以为即将赢得胜利时，邓禄普公司却一心要把大中华橡胶厂置之死地。邓禄普公司又具状上诉至南京中央行政院，南京中央行政院的官员也不敢得罪外商，对案件不加调查就判定撤销了实业部的决定，判令大中华厂败诉。
1937年夏和12月间，大中华厂两次上书申辩，据理力争，均遭驳回。
1939年9月23日，行政院再次将诉愿驳回，并且勒令禁止再提起诉愿。
自己的政府不仅不帮自己国家的企业，还帮助外商打压民族工业。有这样的政府，民族工业想发展壮大，简直痴心妄想啊！
不过，届时世界大环境也发生了变化，1937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全面开战，国民政府內迁重庆，对上海鞭长莫及。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人在亚洲节节败退，邓禄普公司失去了“保护伞”。大中华厂乘机对这一不公正的裁决置之不理，照常生产和销售。
到抗战前夕止，大中华橡胶厂已拥有四个制造厂，三个原料厂，一个机修厂，职工2860人。一厂（总厂）厂基也由初办时的27亩扩充到45亩。炼胶机开始只有3台，1937年已达50台（不含分厂，另有5台报废）。其他数据如下：
（一）各种胶鞋产量，1928年开工头两个月为56348双，1929年为 1090522 双，1937 年为 10970135 双。
（二）力车胎，从1934年的9544副，增加到1937年的2712268副（每副2只）。
（三）汽车胎，1935年为6937条，1936年为32256条，1937年32277条。
（四）飞机胎，1936年为519条，1937年为929条。
随着分厂和原料厂的设立，生产规模的扩充，产量、品种也有很大发展，大中华橡胶厂也成为了多功能、综合性的大型橡胶企业。这一时期，以大中华橡胶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但辉煌的时间很短，随着日本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迎来了黑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