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GP）
2021年11月12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举办了“亚洲的性别与繁荣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讲座。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讲师何嫄组织策划，既有涵盖亚洲女性整体经济和残障状况的专题演讲，也有针对特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缅甸的国别讨论，旨在促进亚洲女性之间，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理解与连结。在第一期讲座中，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Jayati Ghosh围绕“亚洲如何依赖女性的有偿和无偿劳动得以增长”进行了分享。
在活动的开始，全球繁荣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伦敦大学学院文化哲学与设计教授Henrietta L. Moore表示：性别与繁荣系列讲座的目的是将性别视角引入繁荣领域。Moore指出，传统看法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然而，从日本、韩国、印度以及一系列亚洲国家的发展却展现出和传统看法截然不同的情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汇编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东亚各国的性别差距非常之大，东亚主要国家的性别差距都位列全球国家的100位之后。这与它们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以及这些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GDP）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研究者无法看到某些经济发展指标和女性地位提升之间的直接关系。过去20年内，虽然一些国家在经济以及人力资本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些国家的国内性别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当下，性别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这促使学者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挖掘繁荣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在历史上处于劣势的群体、种族、性别和民族的意义。因此，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繁荣的研究议题，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再次审视现存的一些理论假设。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Jayati Ghosh
主讲人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Jayati Ghosh围绕“亚洲如何依赖女性的有偿和无偿劳动得以增长”进行了分享。Ghosh教授在新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教授经济学近35年，并于2021年1月加入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她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全球化、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模式、宏观经济政策、与性别和发展相关的问题，以及中国和印度近期发展的启示等。她已编纂了20本书，发表了200多篇学术文章，并为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提供咨询帮助。她最近出版的书籍包括：《灾难的形成: 新冠病毒与印度经济》《非正规经济中的女性工人》等。
Ghosh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亚洲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被归功于那些被认可和未被认可的女性工作？Ghosh认为，亚洲女性获得的仅仅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欣赏。即使是非常依赖妇女的经济贡献的政策制定者也未必对此有过深入思考，他们不会承认女性的贡献，也不会赋予女性权利和报酬。
作为全球一体化的受益者，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亚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而在亚洲以内，东亚尤为成功，并且已经实现了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
但是，这种巨大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已被认可和未被认可的劳动力开放。首先，Ghosh指出，目前通行的对“就业参与”的定义与工作者是否获得报酬有关，但许多（女性）工作者都缺少报酬。可喜的是，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于2013年扩大了工作的定义：工作不再局限于进入国民核算的有偿工作，新的定义将在家庭以及社区中的个人经济贡献行为（无论个人是否因此得到报酬）纳入了“自我雇佣”的范畴。
女性的有偿劳动困境
第一部分，Ghosh教授从女性的有偿劳动讲起。她表示，我们应该意识到，就业参与是一项能够揭露女性处境的指标。第一，当女性得到正式工作后，她们就会有收入；在社会上以及家庭中，收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找到工作并获得报酬，她们的社会地位就会相应地得到提高。但是，当女性的就业参与较少，就意味着社会实际上并不重视女性，也没有停下来思考女性对经济做出的贡献，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妇女的就业参与率，来认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印度是女性工作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一指标却在持续下降。这不仅与妇女在社会中缺乏地位有关，也导致妇女在社会中进一步失去地位。如果关注一些女性地位有过提升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依靠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而崛起的韩国、中国、新加坡；以及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基础上迅速扩张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的顶峰时期，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工人。在这些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参与率急剧增加，在10到15年内翻了一番。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妇女的就业参与率从25%～35%上升到65%。
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生产中有60%～75%的女性工人，在一些书中，这一比例高达90%。为什么女性的工作突然间出现了大幅增加？这是因为女性劳动力在很多方面都更便宜、更方便，但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多数女性不会将自己视作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她们会把自己看作是为了晚年存钱，或寄钱给家人的劳动者，或家庭的次要收入来源。这些地区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主要雇佣18～30岁的年轻女性工人。在1990年代中期，马尼拉市出口加工区中95%的女工年龄都在35岁以下。一方面，这些年轻女性的工资较低。另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她们更容易被控制，不太可能成立工会。她们愿意忍受非常苛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包括住集体宿舍、接受密切监控等等。
女性工作者更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们属于弹性劳动力。当下很多制造业的出口加工工作，对体能有非常高的要求，没人能连续在这个行业工作10到12年。因此雇主转而利用了年轻女性，当她们想结婚或想要孩子时，雇主允许她们辞职，但是要求她们介绍自己的妹妹（或更年轻的女性）来接手这个工作。这些女性的工资很低，并且很容易被抛弃，因此雇主不必担心需要与她们签订长期合同。
此外，这些高出口国家的工资差距令人震惊。女性的平均工资仅仅是男性工资的50～60%。这在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职业区隔，女性只能从事厂里的基础工作，而男性则可以成为监工、经理、检验员，这种等级制度使得男性能够控制女性的生产过程。
第三，由于许多女性认为自己从事的只是临时工作，因此她们忽略了行业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跨国企业都依赖当地的低价女性劳动力——极低的工资、非常糟糕的工作条件、几乎不为她们提供任何法律保护或社会保障。女性劳动力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为她们将这些工作看作一种临时工作，一旦她们需要结婚或有了孩子，这些女性员工就会离开行业。另一方面，只有发生了真正的重大事故后，人们才会意识到行业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发生的意外，以及导致大量年轻女性死亡的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工厂事故，都揭露了被掩盖的行业内部问题。随着被雇佣的女性数量增多，雇主需要为这些妇女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女性开始要求更多的休息时间，更多的社会保障，并呼吁减少性别差异的鸿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雇主开始意识到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成本开始增加，女性雇员从此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取代了部分劳动力，也从而产生了新的就业岗位。
但是，当新工作对于体力的要求更高、工作更辛苦时，女性又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在印度，妇女广泛从事工地头顶搬砖、插秧等体力活。在出口主导的国家，雇主开始减少员工数量，更多雇用技术工人。在这些国家中，工厂里的女工经历了大量增加，之后减少的阶段——公司开始从中国转移到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劳动力开始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雇主开始剥削更年轻且顺从的女工。
绝望的自我雇佣与无偿劳动
在介绍完女性有偿劳动困境后，Ghosh教授转向了第二部分无偿劳动。在这一群体中，很多女性陷入了绝望的自我雇佣。她们仍然在为经济做出贡献，但却要在更糟糕和更脆弱的条件下保护自己，因为没有雇主可以提供法律或社会保障。很多女性提供无偿家务劳动，但这并不计入国民工作核算。更为不平等的是，除了自己的消费和休闲，许多此类劳动都成为了可以外包的经济活动，而女性却依然不被视为劳动提供者。例如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代孕已经成为了增长最快的出口商品，但怀孕的女性不会被纳入劳动力大军中。
此外，女性被迫承担起巨大的家庭责任，包括照顾孩子和老人、做饭、打扫卫生；甚至需要打水、装燃料、准备木材、做园艺、养家禽等等（在印度，这些活动在国家劳动统计中被追加标示为91、92号编码；而延伸照料则被编为93号）。虽然她们承担了那么多对经济活动有贡献的家务，但是由于她们没有工资，因此不被视为劳动力。作为世界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99年的印度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为36%，这一参与率已经非常低了；但2017年和2018年，这一数据下降到了18%。在乡村地区，这一数字为22%；在城市内，这一数字下降到12%。在印度，有偿的女性工作系统几乎已崩溃；如果一个女性帮着家里看店、干农活，但因为她并不拥有商店和农田，所以她也不会被视作劳动力。这当中也包括了许多非常辛苦的劳动，例如去极远的地方取水，还包括跑腿、排队等候的时间——但她们只被看作没有报酬的帮工。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甚至在印度经济繁荣时期，女性也经历了就业统计系统的不公、性别差距的扩大，因为印度的繁荣非常依赖于女性的无偿工作带来的经济贡献。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亚洲国家，虽然情况不像印度那么极端，但性别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提供无偿劳动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首先，这意味着女性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受社会的重视，因为她们做了太多的无偿工作。当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她们将获得更低的工资。压榨女性工资的不仅仅是私人雇主，女性公务员也同样面对困境。政府依靠低工资的女公务员来管理公共卫生项目，管理儿童营养计划，并且雇佣了所谓的志愿工作者。印度政府既不支付她们政府的最低工资，也不支付她们法定的最低工资，而是将她们视作社会活动者，每个月给予她们少于6英镑（约53元人民币）的“报酬”。另一方面，儿童营养计划的运行则依靠托儿所女员工的低薪劳动（她们的工资略高于6英镑，但仍然低于法定工资），这类工作甚至被归类为兼职工作。
第二个影响是，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她们的工作将聚集在低薪职业，包括家政护理、幼儿教育和托儿服务。在印度，大量的男性和女性都从事了此类职业；在这些行业中，男性和女性都会面临工资的减少。但是，更依赖低薪工作的工厂，例如印度的卷烟厂，仍然是由女性主导。
第三个影响是，公共政策可以利用无偿劳动来提供缓冲。当所谓的财政紧缩发生时，政府可以利用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动来提供社会服务，并将其作为一种缓冲。这一政策充分意识到了性别差异，并利用其来推动公共开支削减。
最后，以上这些影响都是对正规经济的巨大补贴。这就回到了经济增长对性别差异的依赖。以印度为例，印度的制造业并不发达，其经济成功体现在服务出口、尤其是IT行业。值得反思的是，印度有相当优秀的、专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软件专业人员，但是印度软件却非常便宜，这是因为印度拥有一个提供支持的子系统，包括维护、餐饮、安全、交通，后勤等等，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报酬都非常低。此外，软件专业人员还可以获得免费的家务劳动服务，家政人员的工资远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由于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女性低薪工作的存在，才让印度的发展显得如此现代、如此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经济的区隔，及对非正式经济的剥削。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差异如何推动了亚洲的繁荣。
亟须改变的经济模式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Ghosh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这种模式已经遭到了挑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模式。它在东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成功、人均GDP增长等等，但由于现实的改变，这些成功已经不可复制。
第一，亚洲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并没有给它带来好处。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经济体为亚洲的金融一体化付出了很高代价，它们最终会支付更多的利息、股息，也伴随其他资金流出，但他们期待流出的资金会获得回报。这些国家的投资款，不仅仅是国内投资者和储蓄者的钱，也包括他们的储蓄养老金。中央银行同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过去15年内，一些国家的国库券利率已经趋近于零。它们在外面持有的资产回报很低，却背上了高额负债。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又非常脆弱，任何情况都可能导致资金外流，之后就会出现货币崩溃，国内银行业务将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更容易陷入危机；因此，金融一体化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方式，它并没有真正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率。
其次，亚洲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亚洲的许多沿海城市，正面临沙漠化、更多的地震、更多的水土流失、重大的降雨变化等等，季风的变化更将会改变既有的耕作方式。
第三，气候的变化也带来了贸易模式的变化，边境经济体没有可供投资的资源，气候影响着农业、水、供应、居住，造成了人们流离失所，当地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气候难民。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转移。
第四，亚洲面临着技术的冲击，包括3D打印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劳动的机器人化。因此，亚洲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和劳动场所，并且将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离岸化。这意味着劳动的工业化已经不再像10年前那样简单。
最后，新冠疫情既反映出了亚洲存在的不平等，也强化了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必然会带来各种问题，更严重的是，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将会伴随着不可预见的后果，其中就包括经济后果。
那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首先，我们应该思考，经济将如何使人类、自然和社会受益？我们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将更多的女性劳动力纳入经济市场，以制造更高额的GDP；而是怎样的经济才能带来一个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与法规。
我们应该承认照护工作的重要性，减少非常艰苦的照护工作。在家庭和社会、公共和私人范围、不同的性别之间，对照护工作进行再分配。此外，我们应该为照护工作提供薪酬，并为照护工作提供大量的公共投资。
第一，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绿色发展上，关心农业生态。我们需要意识到，最绿色的农业形式不是为农业提供大量的公司资金，而是创建基于可持续和生态做法的小农户型农业，而我们缺少对这一机制的保护。当下的全球粮食系统是不安全、不健康的，并且正在破坏全球的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开发新的能源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发现，使用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比使用造成碳排放的化石燃料更为便宜。这意味着能源行业可以建立小规模、本地化、分散化的生产，在当地使用这些能源，并在当地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第二，我们需要引入公共投资和监管措施，防止私营企业攫取和控制知识。知识产权的垄断将会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灾难。在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对疫苗的知识产权垄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垄断如何阻碍了全球疫苗接种的推进。而在处理气候问题方面，知识的垄断也导致了一些国家缺乏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问题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第三，经济的未来应该关心更多面向，这些面向也应该是多彩的，除去绿色发展之外，我们也应该关心经济发展的蓝色面向，即水资源的重要性。许多亚洲国家正在污染当地的河流、水体和海洋，地下水位正在下降，这将会带来长期的影响，甚至引发围绕水资源的战争。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经济发展的紫色面向，紫色与照护的概念息息相关，而照护工作既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也无法轻易被机器完全替代。最后，我们应该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红色面向，实现经济的再分配，减少社会的不平等。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