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丙仲讲述南普陀往事
历朝历代，各地都有撑门面的地方，接待外宾办宴会。
比如，北宋政和年间闽南泉州的来远驿，明代北京设有会同馆款待“四方之夷”，福州有柔远驿接待琉球来客……这些邸、馆、驿等机构，就算是古代历代王朝的“客厅”。
在厦门，古有同安的大轮驿和灌口的深青驿，设在官道边，但都只是内部使用的邮传机构和公务招待所，没有涉外功能。
一座寺庙的地位为何如此显赫？何丙仲说，明末清初，山海景致得天独厚已是鹭岛一大名胜，南普陀寺，地处厦门岛南部，背后是挺拔秀丽的五老峰，山门朝向大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的前身是普照寺。
夸南普陀寺的人有不少。明代邑人刘汝楠有“树色摇山殿，江声到寺门”之句夸奖；崇祯年间任太常寺卿的邑人林宗载，更是在他题刻的那通《田租入寺志》石碑中赞美道：“吾禾山普照寺，五老开芙蓉于后，太武插云霄于前。骊龙探珠，吞吐日月。左右钟鼓，对峙两肩。每风雨晦明，若有击撞之状。蜿蜒之下，飞泉历落，可以濯缨；石洞玲珑，可以逃禅。岛屿参差，渔火四照，山光水光，上下一色，凡来游鹭门者，皆延清挹爽于此，真吾禾胜地也。”
彼时，五老峰下已有万历辛丑（1601年）的“陈第、沈有容题名”和林宗载署名“亨万”的“飞泉”等石刻，说明已经有诗人游历于此。
“到了清代，海水已退给寺前一片旷地，人们还是觉得到此不方便，不如‘厦门城’周围山中的虎溪岩、天界寺、万石岩这些寺庙咫尺之遥，抬腿就到。”何老说，所以直到清朝初年，“五老凌霄”名气虽大，但喜欢到处题刻的黄日纪和那些“云洲诗社”的社友们却懒得在此多留些墨宝。
在清初底定台湾之后，靖海将军施琅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普照寺的边上建了寺院，且改名为南普陀寺。
乾隆末年
平定台湾龙颜大喜亲自题写四通碑文
走进南普陀寺的山门，一眼就可以看到移到新址的碑亭，四通御制碑用玻璃裱装起来，“这个太珍贵、太漂亮了，是闽台关系的重要文物。”看着眼前的御制碑，何老不禁感慨。
乾隆皇帝
四通御制碑分别为《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记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御制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序》和《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由厦门海防分府刘嘉会督造，分别镌刻为四通丰碑，每通碑的正反两面各刻以满汉文字，置于饰有琉璃瓦的碑亭中。
“原来御制碑是以赑屃为座，瞧，就是那两只。”何老指着碑亭前的两只赑屃（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乾隆御制碑前的赑屃
这四通御制碑的碑文，是如今影视剧中的红人——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为炫耀镇压林爽文、庄大田反清起义的武功亲自撰写的，写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何老介绍，乾隆皇帝对镇压林爽文起义的“武功”沾沾自喜，认为这次“台湾戡乱”的意义足以和他在位前期的“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三件大事相伯仲。因此，在厦门留下了这四通御制碑。
值得留意的是，该碑文还记载当年台湾的吏治隐患。“台湾远隔重洋，从前升调之员皆视为畏途，后来岛上物产丰饶了，又把它当作乐土，原因是官场腐败滋生。乾隆皇帝看到福康安等人打来的小报告，龙颜大怒，表示要‘严加惩治，以儆官邪’。”何老指着碑文介绍，“类似这样的记载碑上还有一些，可见这四通碑刻除了涉台的现实意义，其史料价值也不可等闲视之。”
清朝后期 香火旺盛多次大修，北洋水师都来捐钱
彼时，鸿山之下的镇南关尚未有马路，南普陀寺交通最不方便，但仍不断得到官府带头的倡修，香火比其他寺庙还旺。“其实都得益于那四通御制碑，沾了‘皇恩浩荡’的光”。”何老说，“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高无上，御制碑就是圣迹，守土官吏哪敢不时时加以呵护维修？”
于是，御碑所在的寺庙自然得到官府的“爱屋及乌”，屡屡得到捐资倡修。这等“恩泽”，别说厦门，就是闽南各地的名寺古刹也是望尘莫及的。
何老介绍，南普陀历年寺庙规模较大的重修，都见诸现存的石碑记载，其他小修小补，则没有记载。
乾隆御制碑廊
第一次动工是在碑亭建好之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刘嘉会重修的原因是发现原先的规划欠妥，御碑亭与寺庙“势联而形弗贯”，“无以昭敬谨而肃观瞻”，自己出钱请人铺平场地，同时还为御碑亭设置围栏。
第二次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兴泉永道胡世铨修葺了御碑亭，觉得不相对称，所以又和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联名倡修南普陀寺，发动在厦的“文武各官以及绅耆士商等”，使之两者相配。
第三次是同治四年（1865年），这一次是因为湘军郭松龄部到闽西南围剿太平军残部，驻军南普陀寺内，五千人马同时挤在一起操兵练武、吃喝拉撒，把佛寺弄得一塌糊涂，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兴泉永道曾宪德不得不出官帑给予修葺。
最后一次大修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因也是闽浙总督杨昌浚到厦门“较艺”发现御碑亭“榱题中朽，不绝如缕”，带头认捐，并令兴泉永道奎俊连带南普陀寺庙一起大修。结果闽南各州、县的大小官员，福建水师驻守闽南各汛地的营将，甚至“北洋水师各铁甲兵船”也争着解囊，厦门的“十途行郊”、“洋药”（鸦片）商和其他富商更是不甘落后。这回共捐得银子“九千零六十九两二钱七分”。
20世纪初
迎接美国大白舰队盛情招待美军官兵
到了清末，南普陀寺还作为厦门的“客厅”，充当国家举办外事活动的地点。“清政府几次接待外宾，地点都选在了南普陀。”何老说。
1908年10月30日（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初六），巡游世界的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到访的美国舰队一口气来了官兵五千人，幸亏南普陀寺前有一片作为演武场的开阔地，这种环境优势是岛内其他地点绝对无法替代的。于是，清政府利用这个场所兴建迎宾彩楼和洋式操场，起盖了10座宴会大厅。南普陀寺内外张灯结彩，摆设奇花异树。
“舰队官兵抵厦活动头尾总共6天，南普陀寺作为‘客厅’大出风头，附有其大悲殿全景照片的精美手册随后被带回大洋彼岸，成了异邦人了解东方文化最初的一张名片。”何老说。
宣统二年（1910年）季春，美国东方舰队又带着银杯，来厦门感谢两年前清政府的那次盛情接待。同年10月，“大美国太平洋各省二十五位商会代表团”也来到厦门访问，由厦门商会出面接待。这两次接待也都在南普陀寺。
美国人毕腓力在其《厦门纵横》（In and about Amoy）一书中写道：“厦门商会在极其豪华地布置着两国国旗和人造花的南普陀寺的游廊里，为访问者和受邀贵宾举办盛宴。”尤有意义的是，菜单还附着一幅有中英文说明的画片，上面印着那段记述美国舰队访问厦门的摩崖石刻和南普陀寺的历史沿革。
南普陀寺作为厦门的“客厅”，至此被隆重推出。
故事
官员鼓动富商捐钱建放生池
南普陀寺前有个池塘，叫放生池，如今池内鱼龟无数，是一大热门景点。
放生池也是在100多年前建的。何老告诉导报记者，为了挖放生池，当时的地方官吏可谓绞尽脑汁。
这位官员叫刘庆汾，当时的职务是兴泉永道，为了在“上宪”面前露一手，他向在厦的新加坡、仰光等地的侨商和其他富绅大户倡捐，在寺前凿建了放生池。放生池落成时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正好赶上了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
建池的同时，刘庆汾还题刻了《南普陀放生池碑记》。在碑文中，刘道台赞美南普陀寺“屏列五峰，耸峙于后；流环一带，潋映在前。兼以翠竹苍松，足供赏心乐趣；鲜花异果，频闻扑鼻余香。时而鼓振暮天，正云破月来之候；时而钟鸣晓曙，有鸾翔鹤舞之欢”，还夸耀说他所倡建的这口放生池“上则翼以石栏，玲珑四面；下则光同宝鑑，辉映九霄”。
“最有意思的是，他写到得意之处，说漏了嘴，说凿建这口放生池是菩萨托的梦，好让‘水族遂生生不已之机，非徒壮寺外之观瞻也’。”何老说，“想必他在鼓动华侨和富商们慷慨放血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要是刘庆汾老老实实说出为政绩而建池的本意，说不定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口放生池了。”
链接
林爽文反清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南部的彰化、凤山等地爆发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起义军的势力很快就“蔓延猖獗，全郡骚动”，朝廷当即派遣闽浙总督常青、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等重臣统兵由厦门港入台合剿，结果相继被起义军击败。
第二年八月，清廷不得不改派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带着“巴图鲁、侍卫、章京等百人”率领从川、湖、黔、粤抽调而来的“精兵万人”由厦渡台，经过激烈的战斗，“于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将林爽文生擒解京”，继而又捕获了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庄大田，终于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
大白舰队巡游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主要海军强国竞争激烈。美国作为后发的西方强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成为海军强国。为彰显美国海军后起之秀的新锐霸气，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于1907年推出了16艘战列舰组成的庞大舰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环球航行，统一的白色涂装耀武扬威，因此被称为“大白舰队”，竞争目标直指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皇家海军，同时震慑太平洋对岸的日本海军。1908年，大白舰队也造访了中国，受到了清政府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