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演员郑爽疑似代孕弃养的消息，再次引发公众对代孕话题的关注。
代孕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由于不孕不育夫妇的需求端，和急需用钱的年轻女性的供给端的共同存在，也让伺机谋取暴利的“代孕黑中介”屡禁不绝、害人不浅。殊不知，代孕不仅违背我国法律法规，其地下灰色产业链条还将给相关各方带来巨大潜在危害。
铤而走险的代孕，不为人知的黑幕
通常，代孕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夫妻双方提供精子和卵子，只借用代孕者子宫生下孩子；二是丈夫提供精子，代孕者提供卵子，经体外授精后，由代孕者怀孕生育；三是卵子由妻子提供，经人工授精后，将胚胎移植至代孕者子宫，由代孕者进行生育。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在我国，目前代孕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活动，一些地下代孕中介正榨取着代孕者、代孕需求者的利益而谋取暴利
1、获取卵子的内部黑幕
以支付报酬、没有风险、爱心捐卵为名，蒙骗年轻的女性在豪无正规医疗卫生设施的场所进行取卵手术。为了获得高质量卵子，毫不顾忌女性的健康，过量注射促排药剂。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医生孙玲表示，特别是卵取得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卵巢一边一个针孔还不够，可能需要一边卵巢穿刺两个孔甚至更多。卵巢的穿刺孔所带来的出血，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的粘连，甚至导致女性永久性不孕。
2、百般盘剥需要找人代孕的人
“全包65万，选性别的话是85万，想要双胞胎或龙凤胎再加10万，但不能保证成功”、”如果失败就按照选性别包成功85万计算”诸如此类的说辞，是中介不断榨干前来求子的客户的惯用伎俩。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来找代孕的夫妇只能“为人鱼肉”，一次次把钱掏向这个无底洞。
而事实上，正规医院促排、取卵费用总共也就3-5万，这些并无任何医疗资质的黑心代孕产业链，分明是在牟取十倍二十倍的暴利。
3、代孕者沦为黑心机构的“赚钱机器”
一般而言，选择做“代孕妈妈”的女性，多因急需用钱或被蒙骗而来，多集中为文化水平不高、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妇女。对于不需要提供卵子、只提供子宫的代孕者而言，他们能从整个链条中拿到的报酬不过数万元。
这些代孕妈妈一般统一住在中介安排的多个居民区里，有专人负责吃、住、行。表面上看似是普通的集体生活，而实际上代孕者已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沦为中介机构赚钱的“机器”。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曾经报道过代孕女性陈芳的经历：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代孕母亲的生活完完全全被支配。
4、违法的无效合同形同虚设，黑心产业链各方都是受害者
曾经从事代孕中介工作的陈某称，其每年接单的一百多份代孕订单中，要平息的较大纠纷就有一二十起，代孕妈妈代孕失败要跳楼、雇主中途反悔要退钱的、捐卵的女大学生带男朋友闹上门、频频威胁要去报案等等。其最终均拿钱了事。最终，陈某彻底停止了相关业务。
代孕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及公序良俗相违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代孕妈妈和委托父母之间签署的合同，或者代孕机构和代孕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均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有关代孕，我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国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及胚胎。
在我国，目前正规的供卵途径只能来源于不孕不育、要做试管婴儿的女性，而经其本人同意后，可将她多余的卵子捐赠出去，“捐赠”是目前在我国卵子合法流转的唯一方式，且捐赠方只能获得受捐赠方象征性的“营养费”。
为什么代孕不合法呢？
法律禁止代孕行为，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代孕会产生“谁是法律上、道德上、权利和义务的父母”这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同时生子商业化、产业化也严重挑战了婚内生育的伦理和亲子关系的道德底线。不仅仅是孩子，连同代孕母亲都成为了可以被挑选的“物化”对象，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无法估量。
而当下代孕灰色产业链中暴露的系列问题，也充分说明了代孕风险之巨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正因为众多层面的考量，不仅仅是我国，大部分欧洲国家如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日本、新加坡等都是明令禁止代孕的。
受害者不只是代孕妈妈
实际上，“代孕黑产”的受害者不仅是代孕妈妈。
澎湃新闻调查称，代孕黑产链由需求方、代孕公司、供卵者、代孕妈妈、实施代孕操作的医生、开具出生证明的医院组成。
“招聘捐卵志愿者”“top2学历捐卵报价40万”“10天报酬最高3万”……诸如此类的小广告，时不时可见于一些高校、医院、高铁站等女卫生间里。弱化取卵过程中的痛苦和风险、强化挣钱的轻松与快捷，已经成为诱导年轻女性卖卵的“标配”。
1月19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一起案例。年仅17岁的少女小梁，以1.5万元的价格出卖卵子。中介邓某、赖某陪小梁面试、体检、打促排卵针等，随后，她被带至一别墅进行取卵手术，导致双侧卵巢破裂，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南开大学附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生殖中心医生方祺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透露，代孕中介往往将出售卵子的女性称之为“卵妹”。他们手中掌握着这些“卵妹”的大量信息，包括年龄、血型、籍贯和学历等，这些信息都会被做成一份“菜单”，供客户挑选。
此前，一位微博大V曾晒出在Blued上求孕方的真实经历。在这则日记中，他透露“‘卵妹’一次性排卵近30个”，而正常生育年龄女性每个月经周期排出一枚成熟卵子。
方祺表示，在代孕黑产链中，子宫和卵子被打包成商品出售，女性的生育健康让位于利润。“为了减少成本，有些诊所甚至不注射麻药，直接将穿刺针刺破卵巢，吸取卵子。这种情况就会比较痛苦。”他说。
现在，代孕公司、中介机构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往往会包装为“母婴育儿博主”，以“成功案例”招徕客户。在这些文章中，时不时还会有被称为“爱心妈妈”的孕母出镜，抑或是“单身男客人挑选了俄罗斯混血女生”等描述，增加说服力。如果委托方有“顾虑”，担心法律风险，微博上也可以轻松找到美国的“金牌助孕律师”。
委托方弃养及转卖，或将催生新型人口贩卖
正是因为代孕会在生育、伦理、法律、道德等领域引发一系列问题，目前在对代孕有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中，禁止代孕的占比较多。我国不支持一切形式的“代孕”，但法律空白不容忽视。
“代孕合法之后就是器官买卖和人口买卖，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商品。”在郑爽事件的评论区中，一位微博网友这样写道。
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结构违反该办法“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律学者唐兴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援引今年起施行的民法典指出，“代孕”活动目前主要在部门规章层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果从法律的层面分析，可以认为“‘代孕合同’不符合中国现行医疗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不符合现行的医学伦理和公序良俗，故‘代孕’交易活动在法律上应作无效评价。”
但是，上述规定主要是对“有技术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进行规制，并没有对代孕寻求方、代孕者有禁止性规定。一位法律从业者表示，上述办法作为“部门规章”，位阶不高，很难对代孕链上的全部行为作出权威、完整的规范。
广西广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认为，我国法律尤其是刑法，并没有对代孕行为进行专门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法力度低、违法违规成本低等问题，很难将相关人员定罪量刑，对中介机构一般情况下也只能进行行政处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柳华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代孕过程中，委托方出现弃养及转卖的行为，将很有可能催生一种新型人口贩卖。根据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人和人的器官均不可以进行非法买卖，人口贩卖是应该预防和打击的严重刑事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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