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1894-1988）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俯仰两无愧——叶圣陶文献展（第一期）”正在苏州美术馆举行（展期至9月16日）。
近日，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以《叶圣陶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澎湃新闻•艺术评论》根据讲座实录整理并刊发。
商金林 图片来源：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叶圣陶出生于平民家庭，只有中学学历，是自学成才的典范。他谦虚好学，注重实践，专求生活的充实，脚踏实地﹑点点滴滴地积累信心、经验和成就，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少有的从初等小学和幼儿园教起一直教到顶级学府的教育家，从初等小学教材编起一直编到大学教材的大学者；是从中学年级小报编起最终成为大出版家。
新中国成立前，叶圣陶是语文教育的大师，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台柱、开明书店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把主要精力放在出版、教育和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以及教科书尤其是大学以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人。“文革”后叶圣陶担任中央文史馆长、中国民进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而最为人称道的，是叶圣陶先生身上特有的与众不同的气象或气度，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及完美的人格。
叶圣陶
1. 像一个“苦工”那样“苦”做出来
叶圣陶的一生，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完全可以像他那样认认真真地去“做”，沿着他开创的“成才之路”接着往前走。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名人巨子灿若星河。但真正让我们可以“照着学”和“照着做”的并不多。我们向他们学习更多的是学识﹑思想﹑精神层面的学习，却不可以“照着做”，也不可能“照着做”。
叶圣陶先生不一样：出身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职业是账房，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理田租，月薪仅十二元。母亲朱氏料理家务。叶圣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介绍说：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位续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岁了。我生后第三年又生了妹妹，再过四年生了第二个妹妹。大妹妹十三岁时病故。
那时，叶圣陶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1911年11月27日日记中写道：
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
“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称得上是比较贪寒，没有靠山。他只念过一年小学和五年中学。1912年在草桥中学毕业后当上了初等小学的教员（小学二年级的级任老师），1914年7月，被旧势力排挤出校。同年9月初，到苏州农业学校任书记，刻写和印刷讲义，每天必须缮写蜡纸八千字，还有油印出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校方的苛求，只好离职，于是靠写文言小说换取稿费贴补家用。1915年4月，由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担任小学高年级教员，还当过一学期的幼儿园老师。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叶圣陶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誓言要做如“初春”﹑如“朝日”那样“新鲜活泼”﹑“喷薄欲出”的“新青年”。于是提倡教育改革，但未能如愿。
1917年春来到苏州甪直任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第五高等小学校长吴宾若是叶圣陶的中学同学，同事中还有老同学王伯祥。他们志同道合，在时代的召唤下进行教育改革，自己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创办“生生农场”，举办园艺、劳作、文娱、远足等各种课外活动，全面培养孩子们的品德、智力和才干。1919年7月，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应邀到五高女子部任教，叶圣陶就把家搬到甪直，过上了乡村生活。
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摄于甪直，1919年
甪直期间，叶圣陶在教育改革和新文学创作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业绩。1921年夏，叶圣陶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由小学教员晋升为中学教员。应邀前来执教的还有朱自清、刘延陵、吴有训、周予同等所谓“八名新教员”，大家都有改革教育的热望。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也支持他们改革，但遭到旧派势力的抵制，叶圣陶和朱自清等受到攻击，愤然辞职。朱自清回到他原来执教过的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执教，一师也委托朱自清把叶圣陶请到一师讲国文。
1922年2月，叶圣陶应邀担任北京大学预科作文课讲师。因为北大欠薪，叶圣陶教了不到二个月回苏州了。这之后，叶圣陶应邀到上海神州女学﹑复旦大学执教。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完成了由职业教师到职业编辑身份的转换。
由初等小学﹑幼儿园教师，成了大学教师，叶圣陶用了十年。于此同时，叶圣陶还由一个文学青年跻身于新文学先驱者的行列，由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了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919年加入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创办的“新潮社”。1921年1月参与发起成立了我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1年3月，到上海和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商讨创刊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小说月报》革新等重大议题，与沈雁冰、郑振铎一起成了文学研究会最坚强的核心。他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童话集《稻草人》，以及与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新诗合集《雪朝》，都是新文学初期很重要的成果﹔叶圣陶1921年3月至6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四十则《文艺谈》，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理论著作。
叶圣陶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名家提携，没有高深的学历，也不是一举成名，像丁玲﹑张爱玲那样靠“处女作”﹑“成名作”一鸣惊人，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他的成功凭的是自己的努力，好学不倦，像一个“苦工”那样“苦”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可以学习的典范。
2.敬畏和感恩之心
叶圣陶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诚实地面对自己，对工作始终怀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社会大众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这些谦虚而真诚的情感贯穿了叶圣陶长长的一生。
叶圣陶对联
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起点是实力和实学。叶圣陶不止一次地说过：当教师的倒出一杯水，得要准备一桶水； “编辑”，“至少也应是先驱者”。“编辑”面对的不仅仅是“幼稚”的“未成熟”学童，也面向“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的专家学者，面向“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国民，这就要求“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时代是刻刻趋新的，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编纂出精美的书刊，奉献纯正的“精神食粮”，成为“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现实生活中有些编辑把出版工作说成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叶圣陶不这么看。他说当编辑是最愉悦的事，“新篇细校得先娱”，编辑从事的是“人类文明催生婆和接生婆”的工作。作家和学者们“十月怀胎”，编辑就是要“催生”和“接生”，把作家和学者们孕育的“作品”接受下来，精心包装，满心欢喜地送到读者手中，催促人类文明的积累和不断发展，这工作是很神圣的。
为了当好“教师”和“编辑”，叶圣陶博览群书，夯实学术根基。早在1914年9月，就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好友顾颉刚帮他拟定《为学程序》。1914年9月29日日记：
接颉刚一书，为学程序业为定就，条分缕析，备举无遗。苟能铭其言于肺腑，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兹录其自定为学方针，并以诏我者于下：
一、四部不能偏废。
二、经应尽治，正史治至《三国志》。
三、小学之音韵形体训诂，分年肄之。
四、集部不但重记忆涉览，故前后应不异书。
五、文至南北朝而止，诗至唐代而止。
六、目录学为研究学术系统之关键，必与平议并重。
七、语录学案虽极委琐，然欲洞明学术之大体，亦应涉猎。
颉刚为余定每日读书时间如下：
上午，经（两小时），小学（一小时），
下午，史（两小时），小学（一小时），
夜，集（两小时），平议（半小时），目录学（半小时）。
颉刚云：今定程序为四分，每分速治则一年，迟治则二载，中则岁半；不必存猛进之心，唯计日进，量力而读。毕业不妨复诵，圈点不妨重加，毋畏买书，毋畏参考，毋畏巨帙，毋畏新书而不加圈点，毋畏臆想而不登笔记。久而久之，自与神化。
《为学程序》共四个部分，对所学的“经”、“小学”、“史”、“子”、“集”、“平议”和“学案”，列有详细的书目，叶圣陶奉为“指南”，铭于肺腑，专心志学，“计日而进，量力而读”，“行之十年”，果真成了有深厚学养的学者。
与学习“经史子集”（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相呼应的是阅读新文学和“域外经典”。叶圣陶说他读中学的时候固定阅读的报刊有六七种，看到好的小说和诗歌就抄下来，反复揣摩（如苏曼殊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等），说他写文言小说是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他的教育理念也是外来的，尽管没有出国留学，但眼界是开阔的，对日本和苏俄文学关注得尤其多。虽说不是才华磅礴，英华外发的人，但功底厚实，有真才实学。只有了真才实学，这才谈得上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1912到1923年这十年中，叶圣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我们可以从他的散文《薪工》中来品味。《薪工》写1912年3月31日他第一次收到薪水时的心情，文章中写道：
校长先生把解开的纸包授给我，说：“这里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块，请点一点。”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
“一切的享受都货真价实，是大众给我的，而我给大众的也能货真价实，不同于肥皂泡儿吗？”从这以后，叶圣陶每月领薪水时总有一种“僭越之感”，总是策励自己在“执教”以及在为“大众”贡献“心力”时，“务期尽量”。
叶圣陶日记
叶圣陶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月薪200元。1931年3月离开商务，到开明书店任职，开明给他的月薪也是200元。他发现老板章锡琛和总编辑夏丏尊的薪酬都不到200元，就主动要求降薪。章、夏二人当然不能同意，叶圣陶就让夫人胡墨林也来开明当编辑，协助他主编《中学生》杂志，分文不取，用“二个人合拿一份薪酬”的方式，把自己的薪酬降下来。
抗战初期在乐山武汉大学当教授，月薪300元。他在1938年11月29日给上海朋友的信中说：“大学教师任课如是其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旁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
与“使命感”和“敬畏之心”成正比的，是一个人的学识和品行。1949年3月，叶圣陶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北平，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统筹解放区教科书的编审工作。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由华北联合出版社出版（简称“华北版”）。过了不到两个月，新中国诞生了。新中国得用新中国的教材，但因时间仓促，只能对“华北版”进行修订。1950年6月，经过修订后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和《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简称“新中国版”），由新华书店出版。虽说是修订，但面貌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名义上是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但他从不揽权，从不以“领导”自居，“俯首甘为孺子牛”，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稿改稿，或者外出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备课研讨，心里想的是把教科书编好。人民教育出社的老编辑说过经叶圣陶先生看过的稿子不会出错，他学问好，又最认真。今天编教材，队伍浩浩荡荡，众声喧华，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叶圣陶主持编撰教材时，参与编撰的人员并不多，也没有像今天这么轰轰烈烈的声势，但进度快，质量高，遇到难题叶圣陶总能集思广益，一锤定音，他主持编撰的教科书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所推崇的“契约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和“主人翁精神”，在叶圣陶身上表现得都很鲜明。
3. 不辱时代使命
无论何地，叶圣陶总能认清前进的方向，全身心地融入时代大潮中，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但跟着时代向前走，也推着时代向前走。
1921年3月11日，叶圣陶在甪直执教时写过一篇自传式的短篇《绿衣》，抒写了他当时的心境。叶圣陶在甪直的五年里，生活中有很多孤单和寂寞。1919年暑期校长吴宾若因车祸去世。不久，王伯祥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可叶圣陶仍留在甪直，直到1922年秋才把家从甪直搬回苏州。他在短篇《绿衣》中写到，那时唯一能支撑他的是“绿衣”（邮递员）“每天传来的消息”（报刊和朋友们来的信件）。他说这“消息”的“势力真伟大，他能给我们安慰，保证他勖勉，鼓励……总之，他能使我们快乐长进。”要是因为天气原因邮船停了，邮递员来不了了，叶圣陶说他就犹如“漂流荒岛”似的，“觉得和世界隔绝了，那种心底的孤寂，失望，怅惘”环绕自己，乃至陷入“虚空梦幻”。
说起旧中国，我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起闻一多的《死水》，旧中国像一潭死水似的让人感到绝望。但那又是一个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和“先驱”们毅然奋起，描绘“新国民”、“少年中国”、“新中国”的蓝图。《新青年》《新潮》《少年》乃至《布尔什维克》《红旗》《红旗周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报刊蜂拥而出，从不同的层面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汇聚成了时代的主潮，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叶圣陶说他要是一天看不到这些报刊，就犹如“漂流荒岛”似的，“觉得和世界隔绝了”。这个认知同样也是贯穿他长长的一生的。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叶圣陶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顺应时代的要求，推动时代向前走，真正做到“不辱时代的使命”。
华君武重读叶圣陶《稻草人》后所作的《喜看草人着新装》
叶圣陶身上表现得最鲜明的是“知行合一”。1923春，叶圣陶进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当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员，如沈雁冰﹑杨贤江（《学生杂志》的主编）等，与瞿秋白﹑恽代英等也有往来。叶圣陶在《纪念杨贤江先生》一文中说：“他（杨贤江）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细读这两句话，我们可以作如下的猜测：杨贤江邀请他加入共产党，叶圣陶也同意了，按说也是填过入党申请表的。可为什么在履行“入党式”的这个节骨眼上婉谢了呢？很可能是看了“入党誓言”后犹豫。那时的“入党誓言”中会有为革命献身的之类的豪言壮语，叶圣陶觉得很难做到，于是就取消了“入党”的意愿。
叶圣陶就是这样，不尚空谈，不说过头的话﹔言必信，行必果。他在《题开明二十周年纪念碑》中写到两句话：“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这固然对“开明人”说的，但却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4. 有所不为，无所不容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同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现代文学似乎从诞生之日始，就有了门户和派系之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家辈出，成就辉煌。但没完没了的论争带来的是非和恩怨，所产生的消极面也不可小视。
叶圣陶被“右翼”说成“赤化”，领受“卢布”的津贴﹔而“左翼作家”则说他生活在“资本家的腋下”，是“市侩派的小说家之代表”，把他的新文学作品划定为应该打倒的“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1931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叶圣陶被排斥在“左联”之外。
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
叶圣陶对于批判和排斥过他的“左翼作家”宽宏大量，非但没有“反批判”，反倒利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杂志的便利，给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小说月报》规定文章登出之后再付稿费，而钱杏邨、蒋光慈、夏衍他们大都是交了稿就领稿费，而有些稿子稿费已领，后来并不见得刊用。这些党员作家大多无固定收入，叶圣陶的特殊照顾解决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叶圣陶在发表他们的作品时，充分地尊重他们的意向，对他们文章中的激愤的文字能不删改的尽量不删改，尽可能扩大“革命文学”的传播，真正做到了“无所不容”。叶圣陶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在文章﹑书信和日记中从未说过不利于团结的话。
可对“反动派”和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的现象，叶圣陶则嫉恶如仇。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苏州告急，叶圣陶带着年过七旬的老母，连同夫人胡墨林和至善﹑至美﹑至诚，还有未过门的儿媳夏满子一起逃难。1938年初到了重庆，后来又流亡乐山和成都。抗战胜利以后，叶圣陶归心似箭，想早日与阔别八年的留在上海的亲友们会面。可当时“复员”的人太多，交通工具缺乏，要弄到一张飞机票或轮船票，非得去走门路托人情不可，叶圣陶向来不习惯于这一套，就放大胆子冒着翻船和遭劫的危险，和全家人一起雇了一条木船“东归”，从重庆过三峡回上海。船上上有年过八旬的老母，下有刚三岁多的长孙三午，沿途经历了“漏水”、“损舵”，“折棹”、“撞船”、“触礁”、“搁浅”以及“驾长”逃逸等种种磨难，历尽艰辛，一共走了47天才到了上海。
明知有生命危险，但也决不“越出常轨”，“找关系”或买“黑票”。这种“有所不为”的执著，把“有所恨”的立场和情感抒发到了极致。今天，我们在营造社会新风的时候，更应该倡导用叶圣陶的这种坚守来塑造我们的人格。
叶圣陶的这种坚守源自他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一个合格的公民（他一再强调“教育就是培养公格的公民”），并时时从“公民”的立场反思自己。
1949年春叶圣陶来到北平（北京）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8月被安排到东四八条居住，是一座四合院，四家合住，他住的是向阳的“正房”，心里感到很不安，8月28日日记中写道：“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成了“上等之家”，其潜台词就是“所得太多”。 1961年年初，叶圣陶患浮肿，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给了一些慰问品，这让他又是感到不安，1月25日日记中说：
昨日部中（教育部）嘱往购蔬菜，老高往，得西红柿、黄瓜、蓬蒿菜而归，皆暖房中之产品。今日社中（人民教育出版）送来白菜五十斤，带鱼四斤。此皆因余患浮肿，特殊为之照顾，感之。其实余之浮肿并不严重，不久当可就痊。
所有这些，都是对“有所不为”的最好的阐释，也是散文《薪工》所说的所取不“僭越”的思想的升华。人只有坚守“有所不为”这条底线，才能做到“无所不容”，谦恭屈己，这就是叶圣陶给我们的启示。
5. 热爱生活，顺物自然
叶圣陶出生那年，“父亲四十七岁了”，1919年7月父亲去世，这一年叶圣陶年仅25岁。1957年3月，叶圣陶的夫人胡墨林去世，这一年叶圣陶63岁。夫人去世后他一个人独立支撑了三十一年。用世俗观念看，叶圣陶的一生似乎并不美满。在旧中国，叶圣陶颠沛流离，抗战期间举家逃难，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39年8月19日日本飞机狂炸乐山。乐山城内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叶圣陶家“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可不管生活有多不如意，叶圣陶总能平静地接受﹔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叶圣陶家里总是充满了浓浓的爱意，让人羡慕不置。这与叶圣陶热爱生活，懂得欣赏有关。
叶圣陶热爱生活，平时总能从繁忙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来旅游、篆刻、写字、鉴赏、品茶、喝酒、栽花种草，显得“心有常闲”。
叶圣陶自幼喜爱动手种植花草。1930年代初在上海居住的时候，他硬是请人把自家天井里的水门汀刨掉，从市郊的田野里运来泥土，栽下了蔷薇、紫藤、红梅、芍药、夹竹桃、绿梅，此外还有“一棵绿叶蓬蓬的柳树”，“以及叫不出名字来的两棵灌木”和“一棵小刺柏”。1935年在苏州青石弄五号置了四间瓦舍，是一座中西合一式的平房。平房前面有个庭院。院中栽了广玉兰、红梅、石榴、槐树、日本枫、葡萄……十几棵树木。抗战八年在四川，生活艰难到了极顶，但仍不忘种点花草釆些野花点缀生活。在1939年写的《浣溪沙四首》中就有“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野菊芦花共瓦瓶，萧然秋意透疏棂”的诗句。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住的宅院里也种满了“花花草草”。“文革”初起时“破四旧”，把“花花草草”作为“四旧”一股脑儿地铲了，可到了1970年前后又慢慢地种了起来，院子里“花草繁茂，弥足欣羡”。
叶圣陶爱花草树木，不仅仅是为了“赏玩”，为了拓展植物方面的学识，而是带有向天地和万物学习的用心。他在1935年写的《天井里的种植》一文中说：
我们乐于亲近植物，趣味并不完全在看花。一条枝条伸出来，一张叶子展开来，你如果耐着性儿看，随时有新的色泽跟姿态勾引你的欢喜。到了秋天冬天，吹来几阵西风北风，树叶毫不留恋地掉将下来；这似乎最乏味了。然而你留心看时，就会发见枝条上旧时生着叶柄的处所，有很细小的一粒透露出来，那就是来所新枝条的萌芽。春天的到来是可以预计的，所以你对着没有叶子的枝条也不至于感到寂寞，你有来春看新绿的希望。
也正是有感于人要向天地和万物学习，每年仲春时节，院子里的两棵大海棠盛开的时候，叶圣陶都要邀老友王伯祥、顾颉刚、章元善、俞平伯前来聚会，饮酒赏花，戏称“五老赏花”。王伯祥和顾颉刚谢世后，“五老赏花”成了“三老会”。叶圣陶在写他晚年生活的一首诗《老境》中说：“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把酒非谋醉，看书不厌忘；睡酣云夜短，步缓任街长；偶发园游兴，小休坐画廊。”“步缓任街长”，说他晚年常上街散步，一走就是二三公里。“偶发园游兴，小休坐画廊”，是说风和日丽的时候，常由儿孙辈陪伴游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无论是“上街散步”还是游园，看的是花草树木，激发的却是对生活的爱和心情的愉悦。
与欣赏花草树木相比，叶圣陶更懂得欣赏人，因而有很多朋友，可以说有一个朋友群，他的朋友都是相伴一生的朋友。朋友中有私塾、小学、中学的同学顾颉刚、章元善、王伯祥、吴宾若；有从小就相识的朋友郭绍虞；有一起创办《诗》月刊的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有一起创建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胡愈之；有由学生成为朋友的如冯雪峰、汪静之；有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后来成为朋友的如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有给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后来成为朋友的如胡绳、吴全衡、子冈；有由帮助出书后来成为朋友的如冰心、吕叔湘、秦牧、端木蕻良、吴祖光；还有当教师时的同事如朱光潜、朱东润、曹禺；有开明书店的同事如夏丏尊、章锡琛、宋云彬、徐调孚、傳彬然和丁晓先，等等，都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叶圣陶与巴金（左上，右）、与冰心（右上，右）、与老舍（左下，左）、与俞平伯（右下，前排右）。
交友之道贵在心心相印。一是信任，二是尊重，三是不怀疑，不打听。胡愈之解放前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影响似乎不如叶圣陶那么大。1940年11月，胡愈之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主编。1942年1月，日军占领了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后，胡愈之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3月，国内有过他已病逝的传言。叶圣陶就在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出一期纪念胡愈之专辑，约请茅盾、傅彬然、宋云彬、柏寒、胡子婴等撰文悼念。叶圣陶的文章题为《胡愈之先生的长处》，侧重写了胡愈之的四个长处：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于此同时，他又希望胡愈之的“死讯”是个“误传”，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得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这“死讯”果真是“误传”。解放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胡愈之成了叶圣陶的“顶头上司”。按说这是很忌讳的事，但他们相处得很好。“文革”后胡愈之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人疑虑，胡愈之怎么当上那么大的官。叶圣陶则为他高兴。1979年党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党员身份”——1933年就秘密入党，被安排在“民主党派”内做统战工作。有人听了很气愤，骂胡愈之专“给共产党打小报告”﹑“出卖朋友”。按说最不爽的首推叶圣陶，可他反倒对胡愈之更加钦佩，说与胡愈之相交五十多年，胡愈之在他面前从未透露过他的身份，这才叫“守口如瓶”。胡愈之对党交待的事“守口如瓶”，对朋友的话也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暗地里“打小报告”，“出卖朋友”的。
有朋友的人不会寂寞，更不会消沉。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叶圣陶的“知己”可不止一个。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是“互惠”的，你他给了朋友真诚，也换来了朋友对你的真诚。朋友间的交流、切磋，终身受益。是否有朋友，取决于心地纯洁，有人情味，能欣赏，不攀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心心相应。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讲座现场 图片来源：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