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能够在二战结束后，迅速崛起，经济水平不仅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同时还在随后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多人将新加坡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归功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但实际上有一位荷兰人，他对新加坡的贡献可能远大于李光耀，他的建议几乎奠定了后来新加坡的发展方向。
二战结束时，和亚洲大多数战后地区一样，新加坡失去了战前的经济繁荣景象，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民生凋敝、物价飞涨、食药奇缺是新加坡的每日常见景象。
但在百姓生活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战后新加坡的各种力量，包括英国殖民当局、左翼、右翼或中间力量，以及马来亚民族联盟等，即使是当时热衷于工会、学生运动的地下力量，其关注点始终都是聚焦在新加坡的政治议题上，极少有派别关注新加坡的民生问题。
加之二战结束后，英国因受限自身实力，难以维持对远东殖民地的护卫能力，转而采取培育马来亚地区自治能力和意识，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由当地居民自治的联盟式共和国。
英国的这一举措无疑是给了战后新加坡各种团队和力量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各种政治性团体相继成立，这其中就有李光耀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
各种政治团体围绕着新加坡独立后的走向展开了斗争，大多数团体要求与马来亚合并，但在具体的合并方式上却争吵不休，这种争吵一直持续了十多年，新加坡的政局一直都很不稳定，而转折就出现在1961年的夏天。
这一年随着联合国技术扶助小组的到访，新加坡终于开始走出纷纷扰扰的政治争吵，开始将更多精力转向经济与民生领域。
这支技术小组由荷兰经济学家魏森梅斯率领，魏森梅斯曾为战后荷兰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魏森梅斯率领专家组在新加坡待了两个月，期间他们分析了新加坡的各种经济数据和资源分布，走访了新加坡的学校、医院和社区，甚至还到偏僻的乡村和海岸进行了走访。
最后他们在递给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进步党政府的报告时称，新加坡只是亚洲一个暗角中小得可怜的市场，同时这个市场还饱受罢工和政治动荡的困扰。
虽然在这份报告中，越分析越觉得新加坡的发展前景黯淡，然而魏森梅斯还是找到了破解其发展困境的道路，他与专家组为新加坡拟定了一个四年的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强调在新加坡当前的环境下，政府必须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的任务，并创造条件和制造环境，以支持其发展。
魏森梅斯认为，新加坡的经济计划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恢复国外投资者信心，因为他发现新加坡受限于其资源和市场的弱小，只能以转口贸易和境外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发展。
二是避免政府直接插手生产市场，魏森梅斯认为强调政府应该直接参与经济发展，是认为政府应该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但他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直接介入生产市场，特别是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的行为，他认为这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和不正当竞争，从而降低国外投资者信心。
三是要努力培育共同的马来亚市场，魏森梅斯发现新加坡在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主要在于东西方转口贸易，这种贸易形势使新加坡获利丰厚，但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波动，而相反来自于整个马来亚地区的贸易始终较为稳定，他把共同的马来亚市场形容为新加坡经济的根基。
从1961年底开始，新加坡开始具体执行由魏森梅斯小组所制定的经济计划。他们先是在郊区整治了近4000英亩的沼泽和荒地，将其改建成了一个工业园区。
发展这个工业园区优先关注的是降低失业率，让社会重回正轨，因此在建设工业园区的第一个阶段，新加坡当局引进的大多数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业，这些产业所需工人不需要太多技术，投资额也不高，加上新加坡所实施的税收优惠和进口关税保护政策，在短时期内吸引了大批的工业投资者。
而为了恢复投资者信心和培育马来亚共同市场，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不仅保留了莱佛士的雕像，以安抚西方人的情绪，同时也积极推动与马来亚联邦的合并，在历经数次谈判的挫折之后，李光耀甚至退让到了愿意缩减新加坡在马来亚联邦议会中的席位。
虽然在推动与马来亚的合并事业中，李光耀及其新加坡政府举步维艰，但到1963年时，新加坡按照魏森梅斯的经济计划，已经逐步走出了困境，岛内的经济、教育、卫生不断恢复正常，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众多亚洲地区。
此后，无论新加坡岛内政局如何变动，以及国际形势如何变幻，魏森梅斯所留给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建议，一直成为新加坡各届政府所遵循的一条发展准则，而也正是因为这条准则，让新加坡从战后的亚洲暗角成为了远东的一个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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