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上旬，妹妹杜颖病危——肺栓塞、心肌梗塞、多脏器衰竭。医院发下“病危”通知后，她即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入夜，我守坐在华东医院候诊室的长排木椅上，漫漫长夜，思绪万千。
上世纪上半叶祖国危亡的年代，爸爸立志以实业救国，创办窑业公司，用国产瓷击退了东北日本瓷的经济侵略。日军下密令：“缉杀反日巨头杜重远”。虽身遇险境，但爸妈放弃了宋庆龄先生推荐他们去美国工作的机遇，听从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毅然飞往新疆，投身建设抗日大后方的队伍。抵疆后，爸爸做出了成绩，却遭到当地军阀盛世才的猜忌。谁也不曾料到，爸爸“不死于强寇，而死于国贼”。盛世才灭绝人性，连尚是幼、婴儿的我们都不放过，将我们关进当地开放性结核病房两月余，以病菌杀害我们，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令我们全家缠陷恶疾，终身“剜割痛苦，守候无望”。
晨光熹微，啼鸟凄凉。那天上午，我去参加上海长宁区委隆重纪念爸爸120周年诞辰油画及文物瓷器双展会，眼前的一切令我精神一振：展厅就设在愚园路历史名人墙隔壁，街沿花木扶疏，“名人墙”上悬挂着一幅幅油画，追述着爸爸拥党—爱国—救亡—慷慨赴死的历史悲情，使参观者忆起“八一三”不堪回首的画面：日军大轰炸，上海南站，一片血海，满地焦尸，婴儿独坐，绝望哭泣……现场人头涌动，观者川流不息，感叹不已。这个展览极为成功，复旦大学、宋庆龄陵园、交通大学、松江大学城也纷纷接棒邀约延展。一个月后，从复旦大学布置精美的展厅出来，返回医院的路上，我感到初夏的惠风有力地托住了我，仿佛看到云端爸妈的微笑……
1946年春，妈妈护携幼小病中的我们从新疆回到上海 （注：杜重远和侯御之在新疆育有女儿杜毅、儿子杜任，杜颖是遗腹女），住进爸妈当年的婚房——霞飞路1881号（在今淮海中路）一座地中海式老宅。妈妈独上西楼，我们姐弟妹卧病小床，偌大的后花园，果树蓊郁，静悄悄。然而，这份病中安静，也被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来沪抢房而打破。庞然如山的“将军”带兵进驻爸妈老宅。他的理由：妈妈没有房产证，而这幢老宅被日寇占领过，他有权没收敌产。妈妈据实反驳：此幢楼房与花园是1932年宋子文建议爸爸买下与宋家为邻的。30年代末，爸妈远去边疆，日军入侵上海，霸住此房，房产证等均被倭寇烧毁。对方说理不过，羞恼成怒，命手下士兵将我家的一些家什、细软，用卡车送往沪上“行政院”（宋已不在上海）。妈妈和我们被他强制赶出家门。妈妈抱着小妹妹，我牵着小弟弟，姐弟二人还穿着拖鞋，登上老宅家门斜对面的有轨电车， “叮叮当、叮叮当”驶向十六铺终点站，再从十六铺返回霞飞路（现武康大楼）终点站。一家孤、小，一夜蜷缩车厢，流落街头。小弟弟、小妹妹都已睡熟。我开始还好奇观看有霓虹灯闪烁的夜景，后来感到肚饥，乏困，而进入了有“叮叮当”车声的梦乡。第二天，《大美晚报》刊出“杜重远身后凄凉……”的报道。】
锣鼓喧天，换了人间。中央政府很快将我们一家妥善安置。始料不及的是，结核菌已掏空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多种恶疾悄然袭来。妹妹最小，她降生在新疆牢房，襁褓中即多病，到1958年总爆发：日夜高烧40度，持久不退，吐血，尿血，便血，皮下大片紫斑，血小板只有两万。住在中山医院，林兆耆院长多次组织院外会诊，均拟诊：淋巴肉瘤、胶原病、白血病……不能确诊，无法对症下药，病势日重一日。一次次报“病危”，多次无麻药骨髓穿刺。14岁的小妹撕心裂肺，锐声哭喊，惊动了周总理办公厅主任周彬（姚依林副总理的夫人）。她找到刚从太平间出来（想进去了解遗体放置情况）的泪流满面的妈妈。周彬阿姨执手相劝： “立即写信向总理求救，我回北京面呈。”妈妈依言，含泪成书。周总理接函，当天下午即召开全国有关医学专家电话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是罕见的恶性病例，建议用大剂量激素，小量化疗、放疗试治疗。周总理并咨询到广西柳州有一个专治这种恶疾的国民党罗姓军医（他正在服刑中）。当天津的一种特殊止血粉，用飞机送到上海之时，罗医生也在两名狱警押送下到达上海中山医院，立即开展治疗。在周总理争分夺秒、不遗余力组织抢救下，再加上中西医联合治疗，经过半年时间，小妹奇迹般重返人间。这一事迹，感动了多少海内外亲友甚至素不相识者。我们听到的千言万语，综合起来可归并为一句：“共产党，周总理，缅怀先烈，怀念故人，不忘老朋友啊！”妹妹出院回家后，不顾身体虚弱，日夜用细竹条，“复制”我们居住的二层小洋楼，搭出了一“迷你”小洋楼，以纪念她还能回家之不易，并将其放置于爸爸遗像下的壁炉长台上。妈妈再放一乳色卡片，上写：“重远，安息吧。”
80年代初，恶疾再次袭来：1981年妈妈罹患“未分化小细胞肺癌”，已右上肺转移右下肺，住进瑞金医院。该院会诊请来胸科医院、肿瘤医院资深专家，得出共同结论：“未分化小细胞癌，分秒转移，国外也禁刀”，“回天无术”。晴天一个炸雷！我一连八次去医院胸科宋主任家，恳求—哭求—跪求，要求给妈妈手术。我忆叙妈妈一生悲惨：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恶疾又遭丧子之痛。万万不忍心，让妈妈再陷癌症转移之苦。即使妈妈下不了手术台，我们子女三人签字，无悔。宋主任最后无奈相告：“杜小姐，不是因为是你母亲不能手术，即使是我母亲，也不能动刀，你听明白了么？”我坐在妈妈医院病床旁，幽幽灯光下，彻夜无眠。最后从护士办公室借来纸笔，致信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叔叔”。给总书记上书，很多人认为我“悖理而荒唐”。他们说，“耀邦总书记日理万机，又不是大夫”。我与妹妹感到了绝望和不安。然而，美好的 “神话”出现了。耀邦总书记收到信，很快批示就下达了：“……像杜重远先生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了，请务必抢救。”有关方面组织了上述三个医院的四位专家大夫，由有国际影响的胸科主任吴善芳带头，给妈妈动了全肺切除特大手术。她闯过无数术后关，存活18年，癌细胞硬是没有转移。这一人定胜天的实例，震撼了国内外医务界！耀邦总书记追悼会实况转播时，妈妈素衣坐在电视机前，频频拭泪，泪湿衣衫……
狰狞病魔，90年代初又将妈妈推入华东医院重病房——妈妈患上甲状腺癌，被误诊肺癌“转移”，延误治疗，癌肿扩散，压迫气管、食道，导致呼吸、吞咽困难，被迫住进医院，病势沉重。但妈妈仍坚持观看电视早新闻的习惯。她了解到，改革开放中的国家发展工农业，亟需兴建自来水、煤气、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而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海外实力财团裹足不前。妈妈气管已切开，无法言语，她费力在掌心小记事本上写下：“我们一家罹患罕见之绝症，是党和历代国家领导人，亲为亲力，组织超常规的医救，赐予我们一家人二次、三次生命。目前国家有此困难，你们姊妹二人，设法去香港定居，开办咨询公司，联系爸爸国外旧友，特别美国曾任财政次长、英国银行家的二姨夫、大姨夫，托他们说服世界‘500强’大财团来华投资，以报党和国家之恩。我的病就这样了，交给医院吧。”妈妈又写下叮嘱：“你们遇到困难，尽量自己克服，我们一家重病已烦累方方面面过多过久。”
小妹自告奋勇，去开展这“破冰之旅”，必要时，她会像爸爸那样：“置生死于度外”。
谁也没有料到：妹妹抱病只身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白手起家创办公司，遭遇了重重困难、挫折，甚至危及生命……她打了很多越洋电话，寻找姨母和姨丈们。两位姨母听说妈妈已处于“弥留”状态，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姨丈们亦深感沉痛。他们各自回忆，多少年前，在新加坡报上看到我写给他们的《望海潮》：“……金风散菊，疏荷凝露，又惊暗换韶华……美景良辰，怎与对月敬香茶。儿时幽事堪嘉，小鞋笃笃，雀语喳喳。破床催梦，牵衣缓步，慢赏啼鸟鸣蛙……万里情怀，惟将心事付琵琶。”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首先，台湾银行家姨夫赴英国，找到该国弗兰克·兰普爵士（Sir Frank Lampl）和他麾下的宝维士（Bovis）建筑集团，以及泰晤士（Thames）水务公司，投建上海大场自来水厂。接下来曾任 “财政次长”、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二姨夫也联系到“世界500强”前十名大财团，动员他们来华投建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项目。我深受鼓舞，为之雀跃。我是外方财团牵头人，需前一天到达伦敦，迎候上海市徐匡迪市长率考察人员与英方会面。不料就在此前一夜，我突发心脏“快速房颤”。若无法逆转，生命将终止。我被送进香港法国医院。恍惚中听到医护人员寻找我在港亲属，未果。零点以后，嬷嬷们围床为我做安息祈祷……破晓时分，我“房颤”平息。见仪器撤走，房内无人，我溜出病房，直奔机场，与徐市长一行准时到达目的地。弗兰克·兰普爵士举办盛大宴会接风。爵士的敬意、诚意，市长流利的英语，诙谐的谈吐，拉开了中英水务合作的良好序幕。
但我高兴得太早。以BOT（建设、经营、转让）这种方式引进外资投建基础设施，是改革开放早期一个全新的举措，无任何政策可援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被扎得滴血。在当时国际形势下，中英双方商务代表均无安全感。谈判进入角色太慢，拉锯战太长。当迟悬已久的大场自来水BOT合同终于签署时，作为14家外国银行联合贷款的第一个全外资项目，它轰动了国外金融市场。
在进行大场自来水项目引资的前后，我们也开始煤气、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更多项目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引资投建发电项目。这难度就更大了，不仅耗资更巨（每个项目十几到几十亿美元），还牵涉各种无法估量的因素：多变的中美关系，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一个大项目从开始谈判到结束，可能长达十年、十二年甚至更久，那种不知未来的煎熬，不堪回首。在屡战屡败的日子里，杜氏公司有了绰号叫 “病氏公司” “失败公司”。大约2003年元旦前夜，我公司办公室一片漆黑，有人，但无语。我端着蜡烛、蛋糕走进去，照亮了同仁们绝望的面容，闪烁的蛋糕鼓励他们屡败屡战。蛋糕鼓励，来自爸妈的言传身教： “挺住，一定成功在后”，“永不言弃，化不可能为可能”。这些项目最终相继成功，并被上海主要媒体多次报道。
我们经手的一些项目获得成功，给海外商界以巨大信心，他们持续到中国投资。1997年，埃克森美孚、ABB、阿海珐等特大集团聚在法国巴黎商讨贷款事项。他们为感谢 “杜氏公司”，联合在巴黎香榭丽舍兰卡斯特大酒店三层半露天大阳台上，举办盛大玫瑰宴会。露天雕栏画栋上，摇曳着红花绿叶。大阳台中间，长型宴会桌上，酒是玫瑰红；每副餐具旁，一枝玫瑰独秀；空气中氤氲玫瑰花特有的香甜中，60余位宾主落座。我宣布：该晚背景音乐中，我将放一张特殊的碟片——妈妈气管切开后，我再也听不到妈妈悦耳的声音，所幸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妈妈青年时录制的仅存的两张碟片——我要播放的是 “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当听到妈妈用如此娴熟的法语演唱时，掌声雷动。唱到“你拥我入怀”这句，五彩缤纷的氦气球突然从阳台漂浮半天空，黯淡了漫天的星斗。
黄昏伊始已现晩霞，冬日变短。去年是爸爸杜重远诞生120周年，妈妈侯御之病逝20周年。我和妹妹有意无意会坐在 “紫藤小屋”阳台上，眺望同在淮海中路的爸爸的老宅——“紫藤小屋”是我曾经想写的自传体小说的书名，而今竟成为我和妹妹居住的以鲜花、玩具娃娃为主题的宝蓝色童话小屋的名字。
1932年，爸爸购得那处花园老宅，一是和妈妈结婚时想给她一个惊喜。二是1931年冬，爸爸与周总理在叛徒告密、异常险恶的境况下见面，肝胆相照，从此接受党的领导。他认为，常与达官贵人在宅内相聚，是与地下党密约最好的掩护。1933年3月25日杜氏老宅两座锻花铁门大开，众名车鱼贯从东门进，西门空车出。最后是一辆饰满鲜花的婚车——爸妈礼拜堂婚礼结束，回来接待后花园午茶会上诸多贺客，其中有地下党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高官、将领，社会名流。爸爸像一根红线穿绕在宾客友人之间，畅谈“家和万事兴”，宣传党的统一战线——当时面临白色恐怖，杨杏佛、柔石、史量才相继倒在暗杀的血泊中。老宅见证：后花园，室内大厅，曾多次举行京剧堂会，探戈舞步，小型音乐会，在聊天、共舞中，张闻天三次密电爸爸都及时收到。老宅见证：1936年4月，张学良借赴南京开会之机，来此探望爸爸 （那时因“新生事件”入狱的爸爸已保释，可以回家），基本谈定联共抗日大局，忽然发现有可疑“耳目”，张学良与爸爸改去小树林密谈……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夏，爸爸帮助马占山运武器上前线，遭遇敌机轰炸。《到大同去》的文章里，爸爸写道：“原定六点前由沪出发，国人对于约会时间向不坚守，出发时已至下午七时了……万里无云，一轮明月，两部大卡车浩浩荡荡杀奔苏州而来……据守军说，六时许，敌方飞机三架沿途轰炸甚烈，倘此卡车先一时而至，正好作了敌人的目标，有全行炸毁的可能，看来国人之不守时间，亦自有他的妙用！”我好像听到爸爸站在老宅阳台上，从容叙述：“在南京停留三夜，每夜敌人飞机必来光顾三、四次……来时先鸣笛警告，继用探照灯远照，照准机身时，再放高射炮……夜间火光四射，灿烂非常，大有儿时正月十五看灯之概！”
抗战期间，杜重远曾暂居在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25号
老宅阳台烽火又变成了飞雪飘飘——1939年，飞往新疆的前夜，在香港弥敦道自家小白楼屋顶花园上，爸爸愧疚问妈妈：“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一定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妈妈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爸爸拥抱了妈妈，信誓旦旦：“一定陪你去，我们二人世界太少了。”不知何处传来优美的《鸳鸯茶》旋律：“Tea for two,and two for tea,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鸳鸯茶，鸳鸯品，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爸爸受酷刑后，在《孩子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妈妈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日记本背面已是血迹斑斑，妈妈又哭湿了日记封面。为弥补我，妈妈剪了一幅她与爸爸对饮咖啡的剪纸画，贴在《孩子日记》背面上。我泪流满面地想：现在爸爸妈妈可以在那个世界一起喝咖啡了。
妹妹从“紫藤小屋”拿出夏威夷电吉他，弹奏了这首爸妈最后未能如愿的《鸳鸯茶Tea For Two》。她虽久病未抚琴弦，这天却如有神助，弹得极为悠扬悦耳，引得一群倦鸟绕路转来，盘旋良久，随后忽而飞回那座杜氏老宅树丛的深处……
望着夕阳幻影中老宅阳台的方向，我随琴声，轻轻替爸爸哼唱这首尘封老歌：
Tea for two,and two for tea,
鸳鸯茶，鸳鸯品，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
Day will break and I’m going to awake
天一亮，我就醒
And start to bake a sugar cake
烤一块，糖心饼
We will raise a family
我俩会有个好家庭
A boy for you and a girl for me.
儿子你牵，女儿我领
Can’t you see how happy we will be！
瞧瞧我们家，人人笑盈盈
作者：杜毅 杜颖
编辑：王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