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巴金
中国现代作家中有叙写过“南洋”（“南洋”又称东南亚，因其位于中国南方的大洋之中而得名）的可谓灿若繁星。本文涉及的中国现代作家多达48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还包括某些跨代作家（指现代文学三十年期间已成名或已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步入当代后继续写作的作家）。他们中既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辉煌显赫的知名作家，也有被文学史各种书写策略所“屏蔽”、“筛滤”掉的隐性非知名作家。他们分别是：鲁迅、许杰、郁达夫、巴金、徐訏、凌叔华、巴人（王任叔）、洪灵菲、老舍、田汉、丁玲、郑伯奇、萧红、林语堂、郭沫若、张资平、刘呐鸥、杜运燮、萧乾、徐志摩、落华生（许地山）、穆旦、王佐良、艾芜、张爱玲、郑振铎、孙福熙、夏衍、聂绀弩、杨骚、谢冰莹、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司马文森、秦牧、高云览、陈残云、吴天、马宁、张楚琨、王纪元、杜埃、洪丝丝、白刃、王啸平、黑婴、黄浪华。本论文涵摄的叙写“南洋”之中国现代作家大部分属于中国南来作者，然而既不局囿于此，也非全部吸容，鉴于所涉作家阵容庞杂，有必要作一番明单的厘清，本论文试制一张作家“群像”脉序图谱，借以对之有一个直观、清朗而有机的总体摄照。
一 依据：作家、史期与体式
中国现代作家大体指的是五四运动以来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作家，其文学史断期一般为1917年至1949年。凡属旧文学作家或从事旧文学创作的中国作家即使有“南洋”笔作，也一概不列为研究的对象（比如早期南来新加坡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邱菽园和苏曼殊等）。至于所纳现代作家，由于其背景的相当复杂性，本文将对之做以下条例说明：
（一）所涉现代作家中既可以是中国成名的作家，如鲁迅、老舍、郁达夫等，也可以是相对并不知名的普通作家，如孙福熙、谢冰莹、司马文森等。但并不包括已历史性划归“南洋”本土华文作家之列的作家，如黄崖、萧村、米军等；也不包括并非公认“作家”、仅有零篇散页见世的普通、临时报章作者（郭惠芬在其专著《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所列中国南来作者多达159位，王宝庆主编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更是高达313位，他们除了归属“南洋”本土华族作家外，大部分仅是一些报章的无名作者，本论文自然不予归括）；中国大陆以外的港、澳、台现代作家亦不胪列其中，如1952年南来新加坡担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的香港知名作家刘以鬯便不予纳选。
（二）出生于“南洋”而后前往中国受教育，之后留居中国的“南洋”归侨作家属于本论文讨论作家的范畴，如黑婴、杜运燮、秦牧、王啸平等。
（三）从事过文学活动，编辑文艺刊物，发表作品或论文，并不以作家为名的中国现代编辑家列属本论文探讨作家之范域，如洪丝丝、张楚琨、胡愈之、王纪元、汪金丁等。
（四）1949年前已从事写作并发表文章而主要成名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本文一并以中国现代作家看待，如高云览、陈残云、杜埃、白刃、黄浪华等，特别要说明的是，黄浪华虽然1949年前并不曾写作，但由于其侨生经历和所写“南洋”作品历史背景皆指向现代时期，故亦收入。
（五）作家断取以1949年为基准，是因为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大部分留居“南洋”的中国作家纷纷选择回国报效，加之时移事易，新政权的建立改塑了时代精神空气，之后几乎很少中国人再次大批下迁“南洋”。此外，“南洋”殖民当局对新中国的思想特别恐惧，1948年新马就曾颁布紧急法令，大量华文作家被遣送回中国，而且也禁止来自中国的作家或文化人担任报纸副刊编辑，“南洋”本土华文文学也因而开始了其独立的“自生”生涯，“南来”之潮亦标志性地告一历史段落。
（六）本文所涉作家十分广泛，既有小说家，如张爱玲、巴金、张资平等，又有散文家，如孙福熙、秦牧等；既有诗人，如徐志摩、杨骚、杜运燮等，又有戏剧家田汉等；还包括电影编剧家吴天等。本论文所涉作品则包涵所有作家各种体式的文学创作，其中便有文学文本之外所出现的大量“副文学”文本（如口述资料、游记、日记、书信、杂文、政论、纪实性的报道乃至大众传媒资料等）。
二 背景：籍贯、地缘与时历
对48位作家的籍贯进行统析很有必要，因为里边展现了一定的事缘因果逻辑，即大凡去过“南洋”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南来之行，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都具有地缘性的关系，即与他们的籍贯密切相关。下面对之进行一个概约性的统计：
籍贯为广东的有7人：许地山、黑婴、秦牧、洪灵菲、杜埃、黄浪华、陈残云
籍贯为福建的有10人：杜运燮、司马文森、洪丝丝、马宁、白刃、张楚琨、高云览、林语堂、杨骚、王啸平
籍贯为浙江的有12人：许杰、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王任叔、孙福熙、郑振铎、徐志摩、穆旦、夏衍、王佐良、沈兹九
籍贯为四川的有2人：艾芜、巴金
籍贯为北京的有4人：老舍、凌叔华、萧乾、汪金丁
籍贯为湖北的有1人：聂绀弩
籍贯为湖南的有1人：谢冰莹
籍贯为江苏的有1人：吴天
南来作者中以广东籍和福建籍为多（共计17人），是有其原因的。由于闽粤两省在地缘上比中国其他省份靠近“南洋”，这两个省份的人民又有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而后衣锦还乡的传统，所以“南洋”华人移民中以闽粤两省居多。四川的艾芜也因为地缘与缅甸为近才出走“南洋”。
浙江籍的南来作者有12人之多，是因为浙江素来才人鼎盛，他们大部分都是才学丰盈的知识分子、文化名人，除了海外求学、留学、访学行船途经“南洋”，便是应邀前往“南洋”主持报政。
从未去过“南洋”的其他10位作家：张资平广东籍，鲁迅、徐訏浙江籍，田汉、丁玲湖南籍，郭沫若四川籍，郑伯奇陕西籍，刘呐鸥台湾籍，张爱玲上海籍，萧红黑龙江籍。其中有7位作家到过日本，鲁迅、郭沫若、郑伯奇、张资平、田汉早年留学日本，刘呐鸥从小生长在日本，另外萧红也一度南渡日本，日本的岛国性质与“南洋”同构，所以在作家的文学地理想象中取得了亲贴性的精神辅弼功能；有2位作家（徐訏与张爱玲）有沪港经历，沪港的海边地缘及经济繁华与“南洋”的海岛地缘及“黄金铺地”传闻也具有文化亲缘上的内在一致性。
作家的南下时间与彼时的时代背景密切勾连，对此也有必要作一个统计分析：
除土生“南洋”作家（黄浪华和王啸平）外，1910至1920年南来的作家只有许地山一人；
1920-1930年中国内战时期南来的作家有13人：聂绀弩、艾芜、巴金、孙福熙、郑振铎、徐志摩、洪灵菲、洪丝丝、老舍、秦牧、许杰、杨骚和司马文森；
1930-1940年日本对华侵略时期南来的作家有10人：白刃、高云览、萧乾、杜埃、张楚琨、黑婴、马宁、吴天、汪金丁和郁达夫；
1940年后（日军侵入“南洋”和日军投降）南来的作家有12人：林语堂、巴人、陈残云、王纪元、杜运燮、胡愈之、沈兹九、凌叔华、穆旦、夏衍、王佐良和谢冰莹。
中国南来作家大量南渡“南洋”主要有三个时期：一是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大批中国作家为躲避政治迫害而纷纷南来；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有许多中国作家南来宣传抗日；三是日本投降后，一部分中国作家由于内战的原因而纷纷避渡“南洋”。
中国现代作家许地山
三 方式：旅游、行游与神游
通过文本化修辞再现异国形象，本质上来讲无异于一场象征性跨文化旅行想像，“旅行文化涵盖旅行、远方以及与旅行有关的一切，它还是一种历史视角，人类心理‘过客’的喻词，当综合地而非个别地观察人类时，旅行是一种哲学或形而上学”[1]1。旅行作为一个思想的喻词，它可以描述各种精神体验式的转换与变迁，或欣松，或艰蹇，或心理代偿，基于一种历史易染性——“旅行和性别、种族、阶级特权、特殊运输方式、修整过的道路、代理、边界、文件等等都有关联”[1]1，旅行变成胎孕文化含义的位移活动，其实也相当于一次移置转喻式的文化比较。依照学人郭少棠的分法，旅行大抵有三种方式：“‘旅游’，指观光娱乐旅行；‘行游’，指非观光娱乐旅行；‘神游’，指精神旅行、想像旅行”。确切地说，“旅游”即是休闲、探险式旅行，心理预期指向消费、消遣，指向浪漫“凝视”，一般象征着异国情调和寻欢作乐；“行游”指不以观光娱乐为其主要或首选目标的旅行，但是并不排除追求观光、娱乐于一体的可能，“行游”通常意味着某种生命行程的努力与艰辛，大多情形下与放逐、流亡、流浪、移民等单位词精神联姻；“神游”则纯粹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位移体验，寄寓着文学“旅行”者某种文化情味、生命觉性或历史反思。
本论文所涉作家无出此三种“旅行”模式之外，而每种“旅行”模式都分别蕴含着独异的经验结构和心灵目光。其中“旅游”的作家便是指那些在“南洋”短暂靠岸、逋留时间不长的“南洋”“过场”过客，包括孙福熙、巴金、郑振铎、徐志摩、萧乾、穆旦、聂绀弩、王佐良、夏衍和谢冰莹等10人。这些作家不尽都是游山玩水者，但由于其住脚“南洋”的时间短是一同的，对于“南洋”的色景光谱观照亦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厾染，所以都归列一类，他们之于“南洋”的观照，“因其不可能进入异文化太深，而且捕获的文化因素在没有经过内省前，其感受通常是肤浅的。在大多数旅游者身上基本上都转变成一种见识，而不是知识。由这些见识而进一步获得文化认同和反省，应是旅游者最大的收获”[1]67。
与“旅游”相比，“行游”的时间一般更长，目的地较“旅游”强烈的漂移感也更固定，常常是在一个或者几个地方。“落实到文化的层面，由于旅游所具的时空特性，其对异文化的感知大多属于浮光掠影，不可能获得太多太深。而行游，或许不如旅游空间移动那么频繁，但其与异文化却有着更深的互动。换句话讲，行游当比旅游更像是文化层面的活动”[1]75。“行游”的作家属于本论文探讨的重点，其比重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主要包括上一节重点介绍的28位“南洋”“住场”作家，由于其“行游”目的不尽一致，又可细分为以下几个型类：
侨生“行游”—— 出生“南洋”，共4人：杜运燮、王啸平、秦牧和黄浪华；
经济“行游”——打工谋生，共2人：司马文森、白刃
教育“行游”——担任教职，共5人：许地山、老舍、王任叔、林语堂、凌叔华
文化“行游”——文化传媒，共13人：黑婴、洪丝丝、马宁、张楚琨、高云览、郁达夫、杜埃、胡愈之、沈兹九、王纪元、汪金丁、杨骚、吴天
流亡“行游”——局势煎迫，共4人：洪灵菲、艾芜、许杰、陈残云
由于浸润“南洋”较深，“行游”作家的异文化感受相对带有理性色彩，他们不仅仅关注异质文化之特异、显突处，对其表象文化下深的潜层文化也颇感兴趣，诚如学人郭少棠所言：“行游已经从文化猎奇转向了文化寻异，转向了承认文化的差异性与文化交流的合理性”[1]75。
与“旅游”和“行游”相比，“神游”与时空移动无关，却因文化想像而诞育。“神游”作家即前面提及的10位“南洋”“离场”作家——鲁迅、郭沫若、郑伯奇、张资平、刘呐鸥、徐訏、丁玲、田汉、张爱玲以及萧红。他们一生从未到过“南洋”，却在作品中“神游”“南洋”，“所谓神游，是相对于具体旅行的一种抽象旅行，一种虚拟旅行。它更强调的不是形而下的具体过程，而是形而上的精神游动、观念流动。在神游的状态下，生命实体不需要作任何变动，只是精神或观念之类在假设的时空中发生转移”[1]152。神游的“目镜”是一种虚幻世界，这个虚幻的世界既是现实的投射，又是想像的展开，“在虚幻世界里，一切只是个人的主观投射，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结果。历史与现实的不如人意，可以在这个世界里予以反复再造与重组，以求获得新的审视与评价”[1]157，10位“南洋”“神游”作家在他们各自的文学虚幻世界里生产着诗意审美冲动，同时尽情地释放、宣泄着斑驳各异的文化情感符码。
四 动机：写作前缘、动因与目的
中国现代作家下“南洋”与写“南洋”，或流动，或流寓，或流亡，几乎都有一个关联性的前缘、动因与目的，经历不同，思想各异，写作原因自然也呈现复杂性的多维，正如林万菁博士对“南洋”新、马的个例分析：“在客观上与主观上，中国作家所以南渡新马，绝不是无牵无挂地为了遨游异邦，更不会是为了远走他乡，易地而居的。除了聂绀弩、徐志摩或巴金等路过上岸，在新加坡逗留片刻外，其他南来新加坡的中国作家可说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如果不是出于不得已，实在不会离开北国，到这长年是夏的热带之岛。……中国作家的南来，几乎都是暂时性的。他们南来后，在文化圈内任要职（象郁达夫、胡愈之都是大报编辑）；即使是服务教育界，也孜孜地为文化事业戮力耕耘”[2]12、13。除了新、马以外，还有南下“南洋”其它地区（如缅甸等）的作家，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最重要的是，他们叙写“南洋”的动机与南下“南洋”的动机并非同质化地叠合，其中有一致，有交叉，也有抵牾，下面试简要归纳分析之：
（一）避难流亡，抒写生命之悲。北伐后社会板荡，国土不安。洪灵菲当时根本是被当局追缉的逃亡犯；艾芜为避旧式婚姻漂泊辗转南洋；许杰受环境驱迫，不得已南渡；吴天日本留学结束，未回国先来新、马，也是鉴于国内的骚扰不宁；穆旦也因为经历残酷的野人山战役才写出生命的惨绝人寰。
（二）体验生活，创作“南洋”。一些作家带有“南洋”色彩的生活体验，专事写作。老舍因为久想看看南洋，寻找创作灵感，很愿意写一部反映华侨奋斗的血泪史式的小说，苦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退而求其次，就切身生活所及的小圈子，写就一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再比如许地山的很多小说都镌染了“南洋”的光谱色调。
（三）发展海外文艺，助推华文文学。吴天来“南洋”，据他所讲是来办点小事，不甚了了，后为“南洋”朋友热情而感，留驻“南洋”合力推动华文文艺的发展繁荣；许杰南下以《益群报》文艺副刊《枯岛》为阵地，积极倡导“新兴文艺运动”，推广“南洋”新兴文学，明确宣布要以《枯岛》作为马来半岛革命的文艺青年大本营。
（四）鼓励士气，从事海外宣传。抗战打响，很多现代作家南下，“以笔杆代枪杆”，“以纸弹配合子弹”，宣传抗战救亡，不遗余力。郁达夫、胡愈之、巴人等，均写了许多政论、杂文，宣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日精神。一些未到过“南洋”的作家也通过假想“南洋”，鼓舞民众抗日，如田汉的戏剧《回春之曲》等。
（五）怀乡恋土，铭写“南洋”风姿。这主要体现在很多土生“南洋”的华侨作家身上，比如杜运燮的《热带风光》，比如秦牧的《榴莲果漫忆》；还有一些非土生作家，由于与“南洋”日久生情，回国后便有心怀旧，如许杰的《南洋漫记：椰子与榴莲》等。
（六）旅游观感，摹写异国情调。一大批短期接触“南洋”的“旅游”式作家，沿途写下自己的观感心得，以志情怀。比如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巴人《印尼散记》、巴金的《西贡》、凌叔华的《新加坡裕廊山》、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星加坡》等。
（七）历史见证，铭刻心志。一批归侨作家在“南洋”经历了各种时代冲击，包括中国抗战、日本占领“南洋”各岛及殖民地斗争时期，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在小说中，从而见证真实而宏阔的历史面相。如杜埃的《风雨太平洋》、《在吕宋平原》和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等。
（八）吁求了解真实华侨，为各种“误读”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归侨受到很大的诋毁，华侨形象被严重歪曲，为伸张正义，恢复华侨光明形象，一些归侨作家通过写小说以志华侨“清贞”操节，比如黄浪华的《南洋丛林历险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华侨又被捧上天，华侨回乡探亲被视为金山伯、财神爷，为正视听，一些作家也通过写小说来作史志说明，如黄浪华的《漂泊南洋》、白刃的《南洋漂流记》等。
（九）表达文化认知，寄寓文化情怀。如鲁迅在《两地书》中、老舍在《离婚》中、萧红在《马伯乐》中、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南洋”的情感想像评价，林语堂在《奇岛》中灌注的“南洋”“乌托邦”理想精神等。
中国现代作家艾芜
五 影响：行动、思想与文化
中国现代作家除了在文学艺术方面对“南洋”华文文学及本土文学形筑了关键性影响，他们对于当地的社会思想、文化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策动作用。
（一）文化中继站，华文文学先导
中国现代作家南下“南洋”，很多文化人都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热切沟通中国与“南洋”之间文化深久交流的工作，他们大都身体力行，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两相传播与互渗互融。郁达夫曾胸怀伟志，准备在“南洋”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文化据点），并为此热情洋溢、孜孜不息。其时的“南洋”华侨社会知识水平及文学发展都非常有限，一批南下的知名文化知识分子开垦报业，推广、发展华文文艺，负起启蒙辅导的坚实责任，为提高当地的华文知识水平及文学艺术水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优秀中国现代作家甚至抱着启迪后学的无私精神，爱护、“乳育”、奖掖当地文学青年，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很多受过他们教诲、培养的青年作家嗣后都成了“南洋”当地华文文学的嚆矢，甚而一大批南来作家本身不再回返中国，天然地成为“南洋”当地华文文学史中的早期文艺精神垦殖先导。他们把“南洋”当地的华文文艺作为一种“精神营养的血液”刺激、发展起来，像搭桥铺路的工程师一样，付出了不可抹煞的辛苦劳绩。早期的许杰，后期的郁达夫等，对当时的马华文坛，起过相当大的鼓舞作用，曾受过郁达夫鼓励及提拔的马华作家苗秀后来回忆郁达夫道：“撇开作品不说，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跟《星期文艺》也曾相当鼓舞过那个时代的马华文艺青年的写作兴趣，对于马华文艺运动，不能说是毫无建树的。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在《晨星》写稿，他们好些通过这种关系和郁达夫本人接触的”[2]157，由此可以管窥南下作家对于“南洋”当地华文文坛的重巨影响。
（二）筹赈救亡，宣传中坚
很多中国现代作家南下，都直接参与了当地的支援中国抗日反侵略的集体活动，而且大多以积极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身份形象作社会性精神思想宣传动员，掀起了当时筹赈救国的大波热潮。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新马告急，新加坡文化界召开多次会议后，宣布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正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王任叔任宣传部长，王纪元、汪金丁、杨骚等也参与了工作，其工作使命便是直接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1942年1月，战局迅转严重，迫于时势阽危，文工团改为战时工作中队，由郁、胡兼任大队长，开始行动化地坚守抗战工作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结束不久郁达夫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马宁先后曾任马来亚反帝大同盟宣传部长；黑婴在印尼从事抗日宣传，曾被日本宪兵逮捕；杜埃曾任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宣传部长……，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展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诚，他们为“南洋”当地的筹赈、救亡和反侵略事业创下的卓绝劳绩，可谓居功至伟。从历史上考察，如果没有“南洋”华侨在后方支援，中国抗战也不容易争取最后的胜利，而如果没有上述作家精神和行动的热意总动员，南侨取得的反战后援实绩也将大打折扣。
（三）革命砥柱，民主堡垒
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南侨已经扮演了重要的革命角色。孙中山亡命“南洋”，尤其在新加坡的活动，为历史留下了不平凡的光辉记录，至今让人记忆犹新。20世纪20年代初，革命“情僧”苏曼殊两下“南洋”，流落印尼，也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北伐事业受到致命的挫败，国民党实行严酷“清党”，国共内争开始炽乱，很多现代作家被迫流亡“南洋”，前去宣传革命真理火种，洪灵菲便是义正典范，甚而为此付出年青的生命。杨骚、高云览、王任叔、郁达夫等都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愈之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目睹“清党”之恸，悲愤之余遽变实际行动者，他们反对暴力，反对杀戮，为民主的新天积极鼓与呼。日本投降后中国火速进入内战的涡漩，国共双方虽有多次谈判，但因歧见过深，合作均告失败。一批民主作家迫于时局压力，纷纷南渡，他们在“南洋”竭力宣扬争民主，反迫害，争团结，反内战，成为“抗日长城”以外民主堡垒之“为民喉舌”。
（四）独立先驱，反殖英雄
“南洋”被西方殖民者侵占之后，经济上受到盘剥，政治上受到宰控，文化思想上也受到大面积严密的箝制，南下的中国现代作家们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为反殖事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抗争。许杰在其写《南洋漫记》时就坦承自己在“南洋”那种充满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气味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能过得很惯，于是才迫切想写一本社会学视角“南洋概观”的书，去呼应殖民地的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揭露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阴谋，为殖民地的独立解放尽赴自己的智慧力量。战后，中国现代作家们配合反对殖民统治的形势，配合当地民族主义的高涨情绪，他们提出宝贵的政治见解，几乎是结合了战后独立民主滚滚洪流的精神最强音。他们以他们的地位与职业活动范围，因势利导，对当地的“非殖民化”文化思想起到了相当大程度的领导作用。在他们心目中，“南洋”各地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而“南洋”依然是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反侵略与争独立的思想是“南洋”战后初期的社会思潮主流。他们一方面是文人作家，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在当地积极传播反殖思想，直接为“南洋”本土的独立解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释：
[1]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新]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M].新加坡：万里书局出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