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胖子曾经是我家小区居民委员会的主任。那时候，他永远是穿着雪白的衬衫，笔挺的西裤，被衬衫紧紧包裹的肚子奋力地从扎紧的裤腰带里涌出来，似乎皮带扣一旦崩开，孙胖子的肚子就会流淌一地。我曾经试图想象过孙胖子每天的生活。早晨旭日初升，他站在居委会的小二楼上登高远望，观察小区里的一切风吹草动。观察我们有没有翻墙去踢球，观察卖破烂儿的老乡有没有又偷跑进小区收垃圾。
居委会是个二层小楼，孙胖子炒股挣了一辆捷达车，常年停在楼下。那时候我们小区里的绿化还不过关，碎石头随处可见。我们一大群孩子捡了好多碎石子挤在孙胖子的捷达车后面。我表姐一声令下，无数的碎石子密密麻麻地飞向居委会的各块玻璃，紧接着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碎玻璃碴子随之散落一地。不等孙胖子跑下楼来抓人，我们从捷达车后面四散而逃，一路欢呼着各回各家。
居委会的玻璃一块没剩下，孙胖子被气得差点从二层跳下来寻死。我表姐也因此在小区里扬名立万，芳名远播，成了没人敢惹的狠角色。等我上了高中，正好赶上全北京喜迎奥运会的那段日子。所有北京人热火朝天欣欣向荣，天也变蓝了，空气也变得清新了，连老国营饭馆里的服务员态度都变得和善了。
小区居委会组织老头老太太们学外语。我奶奶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当过居民委员会老太太联防大队的大队长，在老年人里算进步老人。孙胖子在开展学外语这项活动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了我奶奶。我奶奶生在解放前，吃过旧社会的苦，没什么文化，后来嫁了身为人民解放军的我爷爷，才逐渐走上正路。结婚的时候我奶奶认识的汉字，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超过20个。后来我爸爸、妈妈结婚，我奶奶认识的汉字也不超过30个，再后来我表姐和他们一个大鼻子同事结婚，我奶奶认识的汉字也绝超不过50个。但孙胖子贼心不死，依旧去动员我奶奶。
有一次去奶奶家吃饭，我奶奶突然跟我说：“摩托啊牛都硬？”说得我一头雾水。好在那天我表姐刚生完小孩在我奶奶家坐月子，我表姐告诉我，奶奶在学外语，奶奶说的是：“What are you doing？”我扭头叫上了几个从小一块玩大的半大小子，抡着板砖跑去居委会门口砸了他们大门上的一块玻璃，大喊了一句：“学你大爷外语！”
奥运会胜利召开那年我高中毕业，收紧的生活突然松散下来，突然花红柳绿，春暖花开。小区里的操场翻修一新，铺上了平整的人造草坪，绿色的塑料草郁郁葱葱。周围的栅栏彻底被拆了。想去踢球不用再翻墙，只要腿还在，随时都能去。
趁着金融危机前的回光返照，孙胖子又在股市上挣了一笔，把旧捷达换成了奥迪A4，退居二线再也不当居委会主任了。居委会里剩下的其他人员依旧欢天喜地地欢送孙胖子离任，以后再也不会有人骂着街砸他们的玻璃了。退了休的孙胖子开始为了图自己的方便想方设法地和居委会作对。有的时候孙胖子坐在我奶奶家楼下和一帮退休老干部打麻将，看见偷跑进来收破烂儿的老乡就赶紧往家里招呼，清空自己家里积攒下来的废旧报纸。
我刚出国不久，孙胖子出了车祸，左腿被锯掉了一节骨头，走路变得不方便，一瘸一拐的。他开始尽量减少自己每天行走的路程，天色一亮，他就搬一个板凳坐在楼下和一帮老哥们儿打牌搓麻将，等到晚上路灯亮起，他就搬着板凳回家。每天行走的距离，加上晚上起夜上厕所不超过50米。因为运动量骤减，孙胖子体重骤增，孙胖子变得更胖了！他坐在楼下，阳光晒在他身上，一身横肉从窄小的板凳上耷拉下来悬在空中摇摇欲坠。听我妈说孙胖子总是一边扇着手里的扇子一边向她抱怨：“现在居委会越来越事儿多了！我不就在楼下停停车嘛，三天两头地找我告诉我不让停！你说他们事儿不事儿？”
假期回国，全家老小团聚。我姐的闺女举着书问我：“舅舅，舅舅，什么是小数点，什么是分数线？”我说：“小数点就是一个点，分数线就是一条线。”她又问我：“舅舅，舅舅，怎么治疗癌细胞？”我想了想，说：“把它们交给居委会，对它们进行思想教育。”我告诉我妈，我在新加坡买了几件加肥加大的名牌白衬衫准备送给赋闲在家的孙胖子，我妈说：“标签撕了么？没撕就回去退了吧，孙胖子早不穿衬衫了，他现在除了跨栏背心和大裤衩什么也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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