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5日，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东京记者会上。近年来，他多次表达加入“五眼联盟”的愿望。 （新华社/图）
七十多年来，“五眼联盟”一直是半秘密的组织，却因八年前的“棱镜门”走进大众的视野。如今，它不仅试图长出一只只“新眼睛”，还试图谋求政治化、经济化和军事化。
正在长出“第六只眼”
“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价值观。”2020年8月18日，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透露，日本很愿意与“五眼联盟”扩大情报共享合作。
日本与“五眼联盟”暗通款曲已久。2018年10月，路透社就透露“五眼联盟”欲拉拢德国、日本和法国“入伙”。《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1月的文章则直言不讳：日本将自己的视力借给“五眼联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五眼联盟”开始拉拢日本、法国和韩国，打造所谓“5+3”情报框架，声称要“加强针对朝鲜的情报活动”。
2020年7月，英国保守党议员组织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Research Group）视频会议上，河野太郎首次表示愿意加入“五眼联盟”。此举受到英国保守派人士的欢迎。
“几十年来，五眼联盟是我们情报和防务架构的核心……日本在许多方面是我们重要的战略伙伴，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更紧密地合作。”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对《卫报》说。
对于英国鹰派人物抛来的橄榄枝，河野太郎感到入盟在望，“我们只要把椅子搬到他们桌边，并告诉他们把我们算进去就行了”。
日本与“五眼联盟”的情报交换由来已久。据共同社2020年1月报道，为抑制朝鲜的“挑衅行为”，“五眼联盟”与日本、韩国和法国合作，将驻扎在日本横须贺市的美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作为指挥协调机构，负责监视朝鲜籍船只在海上贴近其他船只的“倒货”行为。
“‘五眼联盟’很关注日本的卫星情报，包括其在近海搜集的军事情报。”日本大学教授小谷贤认为，“五眼联盟”一直期待从日本获得关于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情报。
当河野太郎为加入“五眼联盟”欢呼雀跃时，“美国队长”并未明确表态。据美国《外交家》杂志分析，美国不放心日本具有严格控制共享情报的能力，担心其加入“五眼联盟”后会导致情报泄露。
日本的保密机制和情报机构设置，可能是其成为“第六眼”的最大障碍。尽管日本在2014年12月实施了《特定秘密保护法》，严防政府系统的外交和国防机密泄露。但是，不少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并不受该法约束。
当前，日本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主要依靠警察局、公安调查厅和内阁情报调查室等附带搜集情报。《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本没有“真正的情报机构”。
多年来，日本对于加入“五眼联盟”也心存疑虑，它担心反而因此成为“五眼联盟”的监视目标。
“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最大风险还在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恶化，不只是中国，俄罗斯也会反对。”莫斯科大学学者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认为，“五眼联盟”越来越将中俄视为“威胁力量”。
敌友关系瞬息万变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议题在“五眼联盟”中被提及的频率不断提升。
“作为负责日本安全的防卫大臣，我不得不说，我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极为关注……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变现状。”2020年8月18日，在表达加入“五眼联盟”的意愿时，河野太郎还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鹰派加剧了对中国的攻讦，金融战、贸易战和舆论战不断，背后的情报战也是暗流涌动。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技术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早在2007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就针对中国企业展开“狩猎巨人”（Shotgiant）行动。
2014年5月，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发表题为《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报告指出，美国针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网络攻击和窃听。
在情报战领域，敌友瞬息变换。“五眼联盟”还被曝针对盟国或成员国的目标进行窃听。根据斯诺登的爆料，美国情报机构实施的“棱镜”计划，可24小时监听监控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目标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等。
默克尔的通讯遭到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长达十多年。2014年6月，德国联邦检察院对此启动刑事调查，“窃听门”一度引发德美关系紧张。
“监控不只是美国的问题，英国的动作也非常大……他们比美国更甚。”斯诺登曾透露，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窃听中心坐落在英国，它位于伦敦东北部皇家空军基地门威斯希尔。
各方在“五眼联盟”中互有分工。英国负责欧洲和俄罗斯西部；美国负责加勒比地区、俄罗斯、中国、中东和非洲；澳大利亚负责南亚和东亚；新西兰负责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加拿大负责监听俄罗斯和中国，兼顾拉丁美洲、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地区。
“五眼联盟”的窃听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与最初的无线电窃听相比，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眼联盟”开始拦截海底光缆信息，对互联网和全球电话进行秘密监控，还拦截和存储下大量的个人通话、电子邮件、上网历史等数据。
受益于全球互联网的发展，韩国、新加坡等全球通讯枢纽也成为“五眼联盟”的重要眼线。如今，“五眼联盟”的业务基本涵盖信号情报、国家评估、国防情报、安全情报、人工情报和反恐等六大方面。
从对抗轴心国的情报联盟，到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
“五眼联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它主要负责监听日本等法西斯轴心国的无线电收发。
1940年7月8日，时任英国驻美大使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给美国总统写信，建议两国立即启动秘密技术情报交换机制。
建议得到美国总统的响应。但是，英美早期情报合作并不顺利。1942年7月9日，罗斯福一度写信给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表达了他对美国陆军与英国的情报合作进展的不满。
直到1943年6月10日，两国签署《英国政府密码学校和美国战争部关于特定“特殊情报”的协定》，美英情报合作才开始变得顺畅。
根据上述协定，美英要分享截获的加密信号情报，互设情报联络办公室。其中，美国负责监控日本，英国负责监控德国和意大利。
“二战期间的技术情报合作中，英美两国地位大体平等。”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者刘江韵、黄紫斐考证，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仅起到辅助作用。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的当天，《英美通信情报协议》（UKUSA）签订，约定两国可以交换任何有关“外国”的情报，监控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
冷战渐酣，《英美通信情报协议》的签署国也不断扩大。1948年，加拿大加入该协议。1956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入伙。
自此，针对苏联阵营的五国情报联盟基本框架形成。据高金虎在《中西情报史》一书中考证，由于联盟的文件密封袋上都标有“TOP SECRET—AUS/CAN/NZ/UK/US EYES ONLY”，“五眼联盟”的称谓不胫而走。
几乎整个冷战期间，“五眼联盟”都在机密状态下运作。直到1999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承认参与“五眼联盟”全球间谍网的建设。
当时，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让外界误以为“五眼联盟”的秘密监听也随之寿终正寝。2013年12月，斯诺登披露大量绝密文件，包括“五眼联盟”在全球的监听活动，以及多次扩充活动。
近年来，“五眼联盟”还试图发展“5+3”“九眼联盟”“十四眼联盟”等结构。但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仍是“五眼联盟”的核心。
随着日本等战败国不断成为准盟友，“五眼联盟”也逐渐脱离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从对抗轴心国的情报联盟转变为美国主导的“安全同盟”。
“五眼联盟自由贸易区”的理想，“排他性军火销售联盟”的现实
从组织的结构来看，“五眼联盟”不是一个设有中央机构的实体，它不能集中协调，更多时候是独立情报机构互相合作。
“五眼联盟”并不满足于此。加拿大国防和外交事务学院题为《加拿大与五眼情报联盟》的报告注意到，在情报共享的基础上，“五眼联盟”开始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发声。
走向台前的“五眼联盟”，不再局限于情报共享。从2013年7月起，“五眼联盟”开始召开一年一度的部长级会议，共同协调对安全威胁的共识，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太空安全是其关注的焦点。
尽管各方分歧众多，但“五眼联盟”在网络安全议题上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将目标指向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五眼联盟”还将触角伸向经济领域。2020年7月29日，“五眼联盟”讨论了医疗用品供应，以及如何增加内部稀土和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生产，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过去十年间，中国占全球稀土产量和供应的90%以上。
“在审查了供应链后，我们找到了薄弱环节……‘五眼联盟’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一个自由贸易集团，这样可以减轻彼此的弱势。”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Andrew Hastie）公开表示。
长期以来，安德鲁·哈斯提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主张跟中国经济脱钩。据英国《卫报》报道，他建立“五眼联盟自由贸易区”（Five Eyes free trade bloc）的设想，也得到英国鹰派的支持。
当前，英国正在完成“脱欧”进程，竭力寻求建立欧盟与中国大陆以外的贸易关系。因此，它对建立“五眼联盟”为基础的情报、外交和经济联盟情有独钟。
从公开信息来看，美国对“五眼联盟自由贸易区”的兴致并不高，它反倒对构筑“军火贸易壁垒”颇感兴趣。2018年6月，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也提出，在“五眼联盟”内部建立“国防贸易共同市场”的构想。
“我们发现，向‘五眼联盟’国家推销产品时，就像面对一堵墙，很难突破。”一名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气愤地指责“五眼联盟”构筑“军售封闭门”。
作为“五眼联盟”的联系国，以色列也在一桩英国军购案中受到“五眼联盟”的排挤。英国政府一度有意购买以色列老牌军火商宇航工业公司的“埃尔塔”机载预警系统。
不久，美国波音公司E-737“楔尾”预警机也参与竞争。英国政府当即决定采购来自“五眼联盟”内部的美国军品，并且不需要竞标。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的机载预警系统性能更可靠，使用更灵活，它既可以安装在伊尔-76运输机上，也可以安装在“湾流”G550商务飞机上，并在中东多次经过实战检验。
“这个20世纪遗留下来的情报联盟的新动向，越来越接近一个‘排他性军火销售联盟’。”美国国防情报局前局长文森特·斯图沃特也公开承认。
摩擦与分歧
2020年初以来，“五眼联盟”再次寻求东扩，包括讨论将日本、印度、韩国等纳入麾下，合作内容也逐渐从情报分享升级至向外交政策协调，进而出现军事同盟的倾向。
但是，“五眼联盟”内部也被纷争所困扰。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案，导致一百多人死伤，惨剧暴露了“五眼联盟”在反恐情报领域的重大缺陷。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五眼联盟”各国通常将反恐情报视为“例行公事”，出于保护隐私等限制，各国情报机构也很难与盟国共享疑似嫌犯相关信息。
“各眼”各有盘算。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一直希望将“五眼联盟”扩大为一种战略经济关系，打造类似“五眼自由贸易区”，而美国对此并不感兴趣。
多年来，日本一直与美国保持着高度的信息共享。不过，美国并不愿与“五眼联盟”其他成员共享更多信息，英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一家独大也有不满。
作为全球情报网络顶级“朋友圈”，“五眼联盟”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同盟构架。如今，它从二战时的美英双核心，演变为以美国为核心，英国和加拿大为第二梯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第三梯队的格局。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澳大利亚逐渐晋升至第二梯队。
“澳大利亚是‘五眼同盟’的情报提供者，但它仍然是压倒性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净受益者。”澳大利亚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哈斯提（Andrew Hastie）认为，如果澳大利亚不是“五眼联盟”的一部分，它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资源收集情报。
正因为缺乏国际组织应用的规则和常设机构，泄密、公权私用、收益与付出不均衡一直困扰着各个“五眼”盟国。
“五眼联盟”内部的摩擦与分歧，开始集中在新冠肺炎危机中暴露。2020年5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声称，美方有大量“证据”证明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时，“五眼联盟”却公开打脸。
“（新冠肺炎）病毒很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人和动物的接触造成了人类感染。”次日，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援引一名情报官员的话，“五眼联盟”的情报表明，新冠病毒的暴发“极不可能”由于实验室中的事故而传播。
共享情报可以互通有无，但也带来情报泄密加大的风险，“五眼联盟”多次出现一损俱损的泄密事故。1999年，澳大利亚国防情报组织（ADIO）的雇员维斯帕内利尔（Jean-Philippe Wispalaere）以12万美元的价格向“上线”出售了九百多份美国向澳大利亚通报的秘密情报。
加拿大和美国也是“五眼联盟”的泄密重灾区。从2007年至2012年，加拿大海军中尉德莱尔（Jeffery Delisle）向俄罗斯出售了从“五眼联盟”共享网络中获取的大量军事情报，直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线索并通报加方。
从2010年开始，美军士兵曼宁（Chelsea Elizabeth Manning）从国防部情报数据库中窃取数万份秘密档案，将其发布在“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上，导致美军在伊拉克滥杀平民、虐待俘虏等丑闻曝光。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等大量秘密文件，对“五眼联盟”构成沉重打击，引发了各国公众的反对浪潮。
“五眼联盟”还存在公权私用、监视他国公民等问题，引发了各国民众对隐私权等的担忧。据斯诺登公布的机密文件，“五眼联盟”曾暗中监视英国戴安娜王妃，还通过揭露空中客车公司利用贿赂赢得合同，进而破坏了沙特阿拉伯与空中客车公司的商业合作。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