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白水
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四海，结束了东南沿海连续多年的战争后，又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扩大对外贸易的重大决定，指定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为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并设置了通商管理机构海关，分别简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此为当时著名的“四大海关”。紧接着，又把浙海关设置在浙东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由此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的二百二十六年中，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以鸦片战争为节点，先后经历了清朝前期和清朝晚期这两个阶段。
设在宁波的浙海关的性质，是由国家性质而决定的。在清朝前期，国家是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所以那时的宁波浙海关既是独立的，也是封建性质的。
清政府为什么会把浙海关设置在宁波口岸？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浙东名城，拥有一个内有运河通全国、外有甬江通全球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天然良港，这是开通海内外贸易的基本条件；第二个原因，是宁波港城曾在宋元两朝设有市舶司，在明朝也是浙江市舶司的主要工作地，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还有遗留的现成行署及设施可以利用。在当时的浙江境内，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唯有我们宁波。
当时的“四大海关”，都是隶属当地省政府和清中央政府户部的双重领导。宁波浙海关初期的领导机构，虽然设有监督和笔帖式各一员（监督由宁绍台道兼任），但海关的重要事务，却由宁波府的知府、同知、通判及宁绍台道共同署理。这种有多位宁波地方政府官员兼职的宁波浙海关领导班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一定是很复杂的，对于提高办事效率，保证合理决策，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了改变宁波浙海关领导班子的这种不理想状况，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宁波浙海关改由宁绍台道护理。宁波府的知府、同知、通判与此脱离关系，不再插手宁波浙海关的事务。这种由宁绍台道任宁波浙海关监督的模式，与其它海关一样，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
宁波自唐朝在现在鼓楼步行街一带建成内城以后，那里一直是宁波的府治。初设的宁波浙海关，其行署是设在府治南董庙的西边；笔帖式署设在原督粮馆，即府治西察院内署的左边；海关仓库，俗称海仓库，是在灵桥门内，即在宋市舶务和明市舶库的旧址。
宁波浙海关的总关口，设在甬东七图，就是宁波三江口之大运河出海口处，即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海关关口的选点布局和数量增加，是随着宁波浙海关的实际运行需要而扩展的。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榷税》记载，浙海关设宁波、乍浦、温州三大口。三大口下面又有十五个分口，分布于浙江沿海，其中在今宁波沿海的有七个分口，具体是：大关口，在宁波江东，离关署两里；古窑口，在慈溪县，离关署一百五十里；镇海口，在镇海县，离关署六十里，另有澥浦和邱洋两个旁口；小港口，在镇海县，离关署九十里，另有穿山和大碶两个旁口；湖头渡，在鄞县、奉化县及时属台州的宁海县地方，离关署一百五十里；象山口，在象山县，离关署三百六十里，另有泗洲头一个旁口；白峤口，在时属台州的宁海县，离关署二百二十里，另有健跳一个旁口。由此可见，浙海关关口在全省的布局之广和在宁波的布局之密，及宁波浙海关事务之繁忙。
宁波浙海关，通过几年的实际运行后，也暴露和发现了一个关口选址不够靠近海岸的问题。为此，海关的监督多次提出解决办法，请求清政府将宁波浙海关移署到同属宁波府的镇海县或定海县。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宁波浙海关监督常在具提出：“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出入镇海口，往还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陟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岁可增税银万余两。”对这个第一份正式提议将宁波浙海关迁移到定海县的建议，户部没有同意。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宁波浙海关监督李雯又请求户部同意“移关镇海县，照闽省设关厦门、粤省设关澳门之例设红毛馆一座，外国商船必闻风而至”。这次请求将宁波浙海关迁移到镇海县的申请，也被户部否定，其主要原因是考虑迁徙会增加建关署衙门的费用。
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再次建议说：“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处，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门署一座，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这个张监督特别有办法，他在分析前任申请被否定的原因后，特意在请示中写明“自愿设法捐造衙门署一座”一句，这解除了户部原先“再建关署，需要费用”的忧虑，很顺利地得到了户部折中性的批准。即在保持浙海关在宁波设总关的同时，也在定海县城外道关街之西，设立了定海分关，并建造了红毛馆，俗称西洋楼，增加了宁波浙海关接待和管理外商和船只的机构。
初建的宁波浙海关，其进出口贸易国可归纳为三大块，即东北亚、南亚及西欧。
东北亚主要是日本。中日贸易是当时清朝的最主要的海外贸易，但开展得并不是很顺畅。当时的清政府对初开海外贸易的管理，控制得特别小心。在开关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就规定每年准许七十艘中国商船到日本贸易，其中宁波只许出航十二艘，仅占百分之十七。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中国商船进入日本长崎港数量最多的一年，共计一百九十三艘，而宁波港只有其中的三十二艘，仅占百分之十九点二。中日贸易正在这种步履艰难的时候，日本又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始实施《割符仕法》，制止金银外流，限定中国商船进入日本港的数量和贸易金额。这对本已发展缓慢的中日贸易，无疑又是雪上加霜。致使该年的春夏两季，清朝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减到了六十四艘，宁波商船更减至十四艘。
尽管如此，在《华夷变态》和《风说书》两书中，对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中日贸易情况，还是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华夷变态》卷二三中记载，以陈元庚为船头的六十五号厦门船，先航宁波、普陀山采购生丝，然后驶往日本。以许想官为船头的五十六号湖州船，本已载有少量丝货，中途又在宁波加购，然后航向日本长崎。在《风说书》所记，在该年春季，有两艘商船从宁波出发去柬埔寨，其中一艘又于柬埔寨转往日本长崎；另一艘从柬埔寨回到宁波，添载生丝诸物后，再渡海航向日本。我们从中也可看到当时中日贸易的一些景象。
由于中日双方都对双边贸易采取限制的办法，使得宁波商船逐渐转向南亚经商，其主要国家为菲律宾、安南（今越南）、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等，其规模也迅速扩大。据《清朝文献通考》一书记载，进入十八世纪后，宁波港与其它港口一样，“商人往东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从宁波出海走南线的商船每年约有五百八十五艘之多。在清光绪《鄞县志》也记载了那时宁波去南洋经商的生动细节，宁波商人措资结队往“南洋吕宋、新加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开设廛肆，且有娶媳长子孙者”。南洋各国也纷纷来宁波港贸易，雍正年间（1723－1735），暹罗商人连续给宁波运来大批大米。由此也可看到，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粮食的进口一直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