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视角下的中医药海外文化
适应策略探索
跨文化学者Judith Martin和Thomas Nakayama认为：“文化空间是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的特定场所。”文化空间是某种文化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中体现，不同的文化空间反映了不同文化形态，因此对一个国家文化空间的分析可以了解该国的文化发展态势。
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里孕育的一块瑰宝，是世界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从古至今，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和途径向海外传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形态。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软实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医药的振兴发展及其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中医药加大了对外传播的力度，其文化空间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了解和研究这些文化空间形态在海外的适应现状有助于为中医药海外发展谋篇布局。
一
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由个体组成的，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John Berry（1997）把客体文化（外来文化）对主体文化（本土文化）的适应情况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和融合（Integration）。该理论从移民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不同的适应关系，它们之间究竟是被同化还是被排斥，是偏安一隅还是积极主动地交流融合，通过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定相应的文化适应策略。
古往今来，中医药传播至海外，与当地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不同的文化适应类型。“跨文化适应需要一个空间，在此空间里，来自两种文化的交际者像队友一样通过彼此协商重新定义边际。”今天，中医药与海外主体文化之间究竟是“同化”还是“分离”，是“边缘化”还是“融合”？哪一种或哪几种适应类型最有利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中医药海外文化适应现状
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古已有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到562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和《针灸甲乙经》东渡日本，到唐宋中外医药贸易的兴盛，再至明清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向欧洲的传播，数千年来中医药始终以其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受到海内外的青睐。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恢复邦交，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药大规模走出国门，40多年过去，“以针灸为先导的中医药已遍及世界各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药针灸文化输出。”今天，中医药正以更丰富多样的方式向海外输送，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化空间”，如：中医诊所、中医学院、孔子学院和中医中心等，其特点有：
范围扩大，包容性增强
中医诊所和中餐馆一道被海外人士评为最给人以好感的中国文化符号。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约有50多万名，其中大部分自开门诊，60%以针灸治疗为主，共有30多万家私人中医诊所。其中，在美国有7000家中医诊所；加拿大有近百家中医诊所；英国有600家中医诊所，从业中医针灸师3000名；墨西哥有针灸师500余人；新加坡有800家诊所，中医师1500名；日本从事汉方医学的有15000名；法国有2600多家中医诊所，针灸医师近万名。
以中医诊所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已遍布世界各地，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其中既有海外华人的身影，也有因为热爱中医药文化而投身中医事业的当地民众，中医也从纯粹的“舶来品”逐渐衍生出“本土化”群体，或称之为“西方中医”流派。西方也好，东方也罢，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容乃大”不仅仅是指数量的增长和范围的扩大，更是指具备文化包容的态度。在中医药的独特“文化空间”当中不仅仅有华人的面孔，更有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在其间从事文化医疗教育活动。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参与到中医药文化活动当中，这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融合”现象。
形式多样，顺应时代需要
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承除了传统的师承方式之外，学校或学院教育也培养了大批本土中医药人才。以往中医学校（院）开设的是私立的证书课程，它们有的依然在发挥作用，有的顺应时代需求调整了办学形式，有的则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医作为补充及替代医学(ComplimentaryandAlternativeMedicine,CAM)地位的确立，中医也逐渐进入海外高等学府的学位及课程体系，“高学历中医师的逐渐本地化是20世纪中医走向世界的显著标志之一。”
除了本土教育之外，中国政府依托孔子学院向海外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从2008年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在英国伦敦诞生至今，全球已开设6所专门的中医孔子学院，分别位于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近年来，由国内中医院校与海外相关机构按照商业化运作模式合作建立的中医中心也应运而生，它们致力于中医领域治疗方法的研发、培训和临床试验。目前海外中医中心已有10个，包括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与赫拉德茨市医院合办的“中国－捷克中医中心”等。
如果说中医诊所和中医学院是上世纪中医药走出国门后，为了在主体文化中求生存和求传承而形成的历史产物，那么孔子学院和中医中心则是中医药顺应当今“国际化”的需要，以客体文化形态向海外主动传播的时代产物。无论哪种形式，都表现出顺应时代发展和主体文化需要的特点，向专业化、现代化、科学化迈进。与此同时客体文化和母体文化之间也加强了联系，比如海外中医学院与中国内地中医院校开展师资、科研、教学、临床方面的交流合作，孔子学院和中医中心更是从传统文化和现代医疗的角度与海外文化实现对接，它们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发挥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阻碍犹存，寻求“和而不同”
虽然目前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生机勃勃，但同时也遭遇了被“分离”或被“边缘化”的处境，比如：受当地法律限制，海外中医师只能从事中医的治疗活动而不能采用西医的诊治手段；欧盟等西方国家依然执行严格的中药注册准入制度；世界每年600多亿美元的中药交易量中，我国所占份额较低，还不及日本、韩国等等。又如：即使是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针灸在美国也遭受到少部分人的质疑，他们精于挖掘实验数据中的瑕疵和研究成果中的问题，不断挑战针灸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从而混淆视听、影响当地政府的医疗决策。
以上种种境遇的形成虽然有中医药自身的不足，但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层面看，除了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成见(stereotype)”“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等心理都会阻碍主、客体文化之间的交流。当主体文化带着这些情绪对待客体文化时，就把自己放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一切从自己的标准出发，或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或者对客体文化怀疑、排斥、拒绝。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对针灸的质疑之声就出自西方医疗科学领域的某些当权派，他们在研究针灸的过程中始终带着“针灸不科学，是巫术”的观念，先入为主的成见自然令他们对既定事实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但文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面对差异和阻碍,寻求积极的解决途径是当前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中医药海外文化适应策略
在JohnBerry提出的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当中，“同化”“分离”和“边缘化”，不是令客体丧失了自身的文化特质，就是使它游离在主体文化之外，失去了文化传播的意义。四者当中最理想的文化适应关系应当是“融合”，即客体文化既重视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的特点，又积极发展与主体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通。以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为例，如前文所述其形式多样、包容性增强、适应时代需要，这都是与主体文化积极融合的表现，要打消由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成见”或排斥心理，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融合”关系，真正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须以构建“融合”的主、客体文化关系为目标，中医药在海外的发展应当采取“文化整合”的策略，具体而言：
构建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能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文化认同一旦形成，事实上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支配人的行为、创造、左右人的观念的认同体系。”中医药在海外秉承自身文化传统和精髓的同时，应当积极挖掘和现代医学及主体文化的共同点、共通点，以形成文化共识、获得文化认可。
如果把中医药文化看成一座“冰山”，它既有“海平面”上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文化”部分，又有隐藏在“海平面”下不易被发觉、却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的“隐性文化”部分。中医的各种治疗手段、医疗器皿和临床效果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医药制剂等等，以实物形式和实际效用展示着中医药的文化特性，它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是“显性文化”层面；而其“辨证论治”“天人合一”“调和致中”“阴阳五行”等的哲学观念和方法是支撑起中医生存发展传承的根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沁润在中医传统文化之中数千年，是代表着中医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隐性文化”层面。作为两种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医学范式，中西医在“隐性文化”层面的差异是导致它们南辕北辙的根本原因，也是相对而言难以融合的部分；但是在“显性文化”层面，尤其是临床层面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共通点却是极其可行的。中西医在疾病诊治、疾病预防、保健养生、方剂药物、针灸及经络等领域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比如中西医结合在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针刺麻醉、中草药化学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同时结合有效的文化宣传手段，除了新闻传媒、网络平台、官方及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之外，孔子学院、中医中心恰恰是宣传中医、构建文化认同的前沿阵地。作为新兴的中医药海外“文化空间”形态，它们在传播传统中医的同时，更要把最新的研发、临床和教学成果等“显性文化”内容展示给海外大众。
提高文化信度
今天，在国际舞台上中医仍然以“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身份出现、中医药和中医师遭受一些质疑，究其原因既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偏见”等因素，也有海外人士对中医药文化缺乏了解。西医以二元论和简化论为基础，借助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现代学科知识和手段，集中分析、快速清除疾病或病原体。中医以整体观看待人与自然、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关系，将临床症状归咎为机体、情志及精神同社会、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十分符合当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需要。
“文化空间”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文化实践，人类的文化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差异虽然不可避免，但行之有效的各项文化实践活动却可以检验和反映中医药的疗效及科学性、提高其在海外文化当中的可信度。具体而言，首先应当挖掘推介经典的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用史实说话。同时，还要用事实说话，临床实践和疗效是中医药疗法行之有效的最好佐证。此外，“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通过实验数据证明中医药治病救人、保健养生的功效。比如中医学院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摇篮，是践行科学化、现代化的“文化空间”典型。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曾说：“中医药走向国际，更是世界需要中医药。科技是中医药走出去的翅膀，翅膀越硬，飞得越高越远。”
制定文化标准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医药文化要想获得海外文化的认可，就应当与国际标准接轨，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准则进行有效传播。“这是因为中医药国际化需要中医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诊疗技术、中药药品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传播的过程就是沟通交流的过程，在沟通交流过程中需要对重复出现的概念和事物做出统一的规定，以便形成共识，避免产生歧义，这就是标准。”
以中医名词术语“三焦”一词的英文翻译为例“Triple Burner”“Tri-energizer”“the Warmers”“the Heaters”“Triple Energizer”“the Sanjiao”等多种译法，既有直译，又有意译，还有音译，对这类概念性名词众说纷纭的译法势必造成海外受众的困惑。最终由WHO颁布的《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确定“Triple Energizer”为其标准英译名称，虽然对这一译法的准确性和推广性还存在争议，但在没有任何一种译法是十全十美的情况下，应当选择相对而言较为妥帖的名词为标准，规范传播内容，避免产生歧义，并在交流实践中不断将其发展和完善。“科学、统一的中医名词术语标准是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基础，并以此产生较一致的词典、教材，使得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标准的制定是为了避免歧义，利于传播，但在制定的过程中应当把握好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中医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阴阳五行”“五脏六腑”等是其文化内核，而这些概念在其他文化当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述，因此在译介的过程中既要规范统一其表述，又要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保持了“文化个性”的标准化，才能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共性”。
除了中医名词术语标准之外，中医翻译标准、中医药教育标准、中医从业人员标准、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中药及设备标准等都是亟需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和完善的。标准的开发和制定除了以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主导以外，离不开中医学院等科研院所和中医诊所、中医中心等医疗实践机构的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文化适应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主、客体文化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从“文化空间”的视角分析其当下形态发展的特点，并据此提出：在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文化认同、提高文化信度、制定文化标准等“文化整合”的策略，与主体文化积极沟通、有效“融合”，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以期为中医药的海外发展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波助澜。
（编辑：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