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萧芳芳减少了公众活动，偶尔出现都与护苗基金有关。“最闹心的是网上色情资讯泛滥，造成更多儿童被性侵的陷阱……性教育最好是从幼稚园开始就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社会的法例也得跟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香港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全文约7728，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萧芳芳拖着小箱子，施施然走来。箱子里是她自备的拍摄道具：一把折伞，几张白色抹布。她本想翻出珍藏许久的反光板，没找到，用白色抹布代替——“你看，放下巴会反光的。”她一袭红衣，是带有现代设计感的中式服装。香港设计师邓达智奉萧芳芳为偶像，理由之一是“芳芳姐始终把中式服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加上她很高的衣着品位，在重要场合总是尝试不同种类的中式服装，香港明星没有第二个这样”。
她远远地叫出我的名字，问好，然后递来一台平板电脑和一支电子笔，“有什么话就写在上面。”科技进步后，她终于不用再靠读唇语与人对话。
给她拍照时，她打趣说：“我都七八十岁了，演戏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你们访问我做什么？”
可眼前的她哪有一点老态？身高1米65，腰细、肩窄、腿长、脸小、眼睛大、下巴尖——无数女星的梦中配置。不喜欢拍侧面，因为对鼻子不满，不够高挺。最近又多了一份不满——眼袋出来了。她有些焦虑，因为“人老了才会长眼袋”。
眼神数十年未变，凝神时，很容易让人想到《女人，四十》的结局：阿娥上天台收衣服，看到一大群鸽子，一个回头，画面定格。音乐响起，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萧芳芳担心年轻人不认识她，事实上，她过得更像一个年轻人，追热门综艺，看《我就是演员》，喜欢里面科班出身的演员，认为他们比自己演得自然。因为喜欢周迅，还看了《如懿传》。多年来，她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演戏教育。2000年左右，她看了《雍正王朝》，折服于康熙扮演者焦晃的演技，得知焦晃来香港，约他吃饭，谈了四个小时如何演戏，从此成为好朋友。
看了综艺《忘不了餐厅》，里面记录了几位患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在餐厅的生活。她找到位于深圳龙岗的店面，心里安定了：以后我老年痴呆了有地方去了。
她说现在要多说话，因为听不见，太久不说话连语法都会忘记。
这些年萧芳芳减少了公众活动，偶尔出现都与护苗基金有关。如今她接受采访需要极大的心理准备：耳朵听不见，只能靠书面语对话。在户外，声音的振幅会以波状震动进入她的大脑。拍照几分钟，耳鸣不合时宜地冒出来，让她烦躁。出门一次要几天才能缓过来。考虑到她的身体，我们的采访以邮件进行，见面只是为了拍照。
黄昏将近，酒店放起了音乐，萧芳芳突然问：“现在在放音乐吗？”
年轻时的萧芳芳
用“芳芳”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
人物周刊：您幼年开始拍电影，六岁已经出演舞台剧，那时对登台表演有什么感受？
萧芳芳：开心得不行，因为演戏的时候就不用上学，还有妈妈陪着、戏组的人哄着，多逍遥快活。
上学太没劲。小学老师是个红毛绿眼、会说广东话的天主教洋修女，壮得像堵墙，动不动“铁尺伺候”。一次我把耶稣的“稣”写成“苏”，那还了得，刚想逃去厕所，“墙“已经堵在我面前大吼：“伸手！”手掌还没摊开铁尺已砍将下来，击中手指骨节，疼得我全身发颤差点跪下，费好大劲才忍住没哭出声。妈妈从来没打过我，却给这洋婆子抽，心里好委屈。
听大人说，修女不跟人结婚，她们嫁给耶稣还是上帝了什么的。这堵“墙”开口闭口耶稣爱世人，为什么我给她老公名字戴顶“草帽”，就虐打我？狗仗神势，可恶！
人物周刊：您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已经很清楚是为了生活拍戏，而不是因为母亲喜欢你拍戏才去拍戏。那时您还是小孩，您是怎么理解“为了生活拍戏”这种沉重话题的？
萧芳芳：那年头，吃了上顿没下顿，交不出租就又得搬家。朋友见我们母女的囧况，劝我母亲，说，有部戏《小星泪》正需要一个小女孩，让明明（当年我的小名）去拍一天戏，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吧。我听懂了，这是要我去做一件事叫“拍一天戏”，让我们娘儿俩吃顿饱饭。嗯，我乐意，肯定比上学好玩儿。
就这样去拍了一天戏。片场里人人对我好，很有耐性地教我做这做那，导演叫一声“看麦拉！”（Camera！开机），我就照着做；怯生生小呆瓜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别说“儿童演戏自带灵气”了，就连儿童的活泼劲儿都给吓跑了。只觉着妈妈陪我“拍一天戏”，娘儿俩能吃饱，幸福。
演戏天赋？会有发展？这可不是我娘说了算。关键是会不会有别的导演“钦点”我演戏。碰巧50年代，家庭伦理片大行其道，让我给赶上了。从“拍一天戏”到“拍几天戏”，再到拍很多天……就此踏上影艺生涯的不归路。
其实一切都凭时来运到。长得不俊，常被妈妈逗:“塌鼻子大扁脸，天下难选！”骂我还是夸我？不清楚。反正雷霆雨露都是娘恩。后来长大了，不知多少人劝我把鼻子隆高。我非不，就是不想在演艺界混。
人物周刊：《梅姑》这部戏让您一举成名，严俊导演为您取了艺名“芳芳”，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样的？
萧芳芳：名字不是严俊给我起的，是妈妈的好朋友杨伯母，一位姓名学家 “算”出来的。她问妈妈，求财？求名？还是求什么？妈妈不假思索回道，求名。几天后，杨伯母捎来了我的新名字“芳芳”。她断言，用了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扬名，但必须多写多叫。
“多叫”由妈妈负责，“多写”的任务归我。这下好了！有事没事妈妈就叫“萧芳芳”“萧芳芳”，我的妈！像叫魂似的。我呢，不停地重复写这三个字，一页一页纸疯狂地写，像犯了什么大错罚写字！繁体字“萧”的笔画特繁复，甭提多累多无聊了。
折腾到101天，妈妈收到消息，说，日本派人在香港电影界打听一个演过《梅姑》叫“Fon Fon”的小女孩，那女孩儿在《梅姑》中的演出获得1956年日本举办的东南亚影展最佳童星奖（后来改称亚太影展）。那年我8岁。
人物周刊：《苦儿流浪记》作为时代经典流传至今，和胡蝶搭戏对当时的你来说有没有压力？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至今还能记得的细节？
萧芳芳：胡蝶阿姨不愧是中国电影史第一位“电影皇后”,她一出现，那种什么世面俺没见过的高雅气派，就能让你眼前一亮。可她却温文亲切、特接地气,剧组人人都爱她。跟她一起拍戏觉得安全、温暖。倒是跟实力派演员王引叔叔搭戏，第一天就压力山大，吓得我直哆嗦。不知道是冷得发抖，还是给他吓的，反正够呛。
香港不下雪，要拍有中国北方风味的冬天，第一天开镜就在日本积雪最多的山上拍雪景。这在当年来说可是创举啊。为省制作费，那几场戏的剧组成员大多数是当地日本人。
五天半的戏全在零下30度、雪深过膝的雪山上进行。王引叔叔和我带着两条狗一只猴子，在不同的雪景走来走去。寒风像刀刃，把我当“凌迟犯”，还带着吓人的响声“唰唰”削个没完，刀刀钻骨，疼死了。王引阴着脸，一个劲儿地骂别人的娘，吓得我老摔跤。两只狗也连摔带爬地尽磨叽，老远传来扩音筒一遍又一遍的“NG”，就这样从日出折腾到日落。熬到最后一天，王引开始骂祖宗了。我打定主意振作起来，只要他冲我骂一声我娘，我就跟他拼命！
萧芳芳与王引
《苦儿流浪记》制作严谨，导演卜万苍永远像一个慢动作的视频。唯一记得他说过的话是“慢……慢……泼，慢……慢……泼……”大概安徽天长人管“拍”叫 “泼”吧。好家伙，一 “泼”就“泼”了1年零8个月。演戏的狗和猴子都换了。狗累病，猴子累死。王引和我也都累得不行。有幸王引从来没骂过我，也没说那句会刺激我跟他拼命的骂我娘的话。
好些年后才懂得王引当年的委屈。但凡有经验的演员都忌讳跟两类物种搭戏——动物和儿童，他偏偏得跟两条狗一只猴子一个儿童演对手戏一年多，真够他受的！哈哈！
1973年，美国西东大学，妈妈参加萧芳芳的毕业礼
母亲的开明和傅雷的教导
人物周刊：您母亲曾聘请数位家庭教师为您补习文化教您英语，还让您跟随粉菊花先生、王仁曼先生、傅雷先生、张大千先生学习京剧、芭蕾、书法、国画，当时学习的频率是怎样的？
萧芳芳：从未跟王仁曼学过芭蕾舞。妈妈带我去一位俄国芭蕾舞老师那儿上课。可惜学校离我们家太远，学了几个月就去不成了。6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伯伯访港，妈妈带我去拜望他，给他看我学画竹子的习作。他老人家慈眉善目、乐滋滋地一个劲儿对我们母女说“耗”“耗”“耗”，后来才知道，是四川话“好”“好”“好”。看来我的画“耗”不到哪儿去，所以没收我为徒，哈哈。不过他特给面子，在我的画上题了几个字，妈妈兴奋得不行。
傅雷伯伯是妈妈的知交，他来信经常列个书单，让妈妈买给我读，或是寄来几本碑帖叫我练毛笔字。妈妈写信跟他说，“芳芳打三枪也放不出个屁来，吃电影这行饭怎么会有出息。”傅伯伯却回道：“芳芳沉默寡言其实像乃震，演电影的少女有此性格是一种安全，你千万别怪怨她……这种做学问的‘沉默’和‘庄重’确实应当鼓励的。”
傅伯伯把我多年来不爱说话的“缺点”变成有潜质的优点，我感动得哭了。从此，我用心看他推荐的书，重读他翻译的巨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傅雷家书》是我床头的“圣经”，意志消沉的时候看几行，就能激励我的斗志；悲哀绝望的日子翻几页，就能抚慰我的创痛。
傅雷伯伯对艺术家的定义是我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 ，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韧，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
1957年至1968年，妈妈先后给我找了22位老师，让我习文习舞习画习唱歌习京剧习礼仪。射箭我没学，是误传。拍戏没我戏份的“假日”，她就安排我上各类的课。
人物周刊：在您成长的时代，大部分女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环境，没有独立选择的机会。而您在演艺事业的选择上、读书的选择上、爱情的选择上，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是怎么来的？
萧芳芳：庆幸有个开明通达的母亲。她特懂她女儿的个性要“放养”，对我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慈”，拿捏得当。
严在：坐立言行守规矩、干活学习得尽力、结婚之前不失身。在家必须说国语，一说粤语，上来就给我吃个栗子。
慈在其他的事儿总放手让我做。打16岁开始，拍戏收工之后，我爱干嘛就干嘛去。约朋友打保龄球、看电影、去“夜总会” 跳舞——当年跳舞的场所叫夜总会，都有乐队伴奏的。舞的种类纷繁，男女舞步都得配合得当，哪儿像现今蹦迪，乱扭瞎蹦一通。夜总会凌晨3点打烊，我到家4点，妈妈从不甩脸子，还准备好夜宵陪我一起吃。到后来，我反而不好意思太晚回家。高明啊我的娘。
可能是她经年累月对我的这份信任，让我磨出一点胆子、一点自信、一点闯的精神吧。
长大了慢慢明白过来，像我这种不适合“圈养”的个性，如果在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成长，准会被赶出学校。说白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教育的套路始终离不开“培训奴才”。太庆幸自己在那个“日已落”帝国的教育制度以外成长。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翻开第一章，苗翠花死了
人物周刊：1960年到1966年您共出演两百多部电影，您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您如何保持对电影艺术的热忱？
萧芳芳：1953年到1968年，一共演出209部电影。开头七年都是“国语”片，那会儿“普通话”这词儿还没传来香港。1961年转拍粤语片，正值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和台湾观众对粤语片尤其武侠片狂热追捧。平均每年出品30部影片，1963年甚至多达61部。演员一天赶两三组戏，好几宿不回家是常态。大家都盼着这样的日子，老天爷赏饭吃，偷着乐呗。可角色的模式化让我越演越郁闷。
到了我倚窗发呆、等胸部来的年龄，西方青少年文化浪潮席卷亚洲，掀起了粤语时装歌舞片热潮。因为酷爱跳舞，我又提起了劲儿，日以继夜地在片场瞎唱瞎蹦跶。可演技是怎么回事？依旧是瞎子摸象！
直到跟楚原和龙刚两位导演合作，我才明白了“演技是需要技巧的”。楚原启发我对喜剧浓烈的兴趣，龙刚引导我窥见演技的方向。可是，心中想离开电影圈的冲动愈来愈强烈。其实打13岁开始，我就意识到水银灯生涯不是我要的人生。最烦剪彩、拍照、出席任何做“明星”的活动，一门心思想出国念书、闯另一番天地。什么天地？没想好，反正绝对不能再这样耗下去，是时候跟妈妈说，再不让我去念书，会怨她一辈子。1968年，妈妈爽快地退还八部电影的订金，成全了我。
楚原导演在《钻石大劫案》拍摄现场给萧芳芳讲戏
人物周刊：回顾您当时的作品，我们发现虽然作品很多，但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作。
代表作还没拍呢。（笑）唯一喜欢的是跟谢贤合演、龙刚导演的《窗》，喜欢那个盲女的角色。也因为龙刚“导”我“演”的方法，敲开了我脑子里演技的黑洞：让我感受到入神忘我、天机自动的境界。可叹功底差，这种境界时隐时现，不归我掌控，哈哈哈！
人物周刊：您因1993年出演《方世玉》中的苗翠花为内地观众熟知，苗翠花的许多细节，例如拿铁架烫头发，和方世玉念口诀练武，都让这个角色生动鲜活，哪些细节是您赋予这个角色的？在您看来，苗翠花是怎样一个女性？
萧芳芳：答应了演苗翠花就开始找资料。许鞍华很好，马上捎来一本《方世玉传》。兴奋得不行，可翻开第一章，方世玉跪在她母亲墓前哭坟。苗翠花死了！哈哈！幸好导演和编剧都想苗翠花这角色带点喜感，正中下怀。最紧张的，并非能不能掌握苗翠花这个角色，你想想，跟身手凌厉的全国武术冠军李连杰搭戏，好家伙，倘若连个像样的架势都摆不出来，那我不成了“一颗老鼠屎”了！导演接受了我的要求，让我提早飞北京加入剧组练功。恰好一位功夫了得的女教练跟我特别投缘，很有耐心地每天教我练拳，因为她，我才能把学的那两下子在戏里适当的当口用上。因为老板李连杰能玩、爱逗，我跟他搭戏就撒欢地演，才有了跳脱、出格、古代母子像爷们儿的感觉。因为导演元奎、策划许鞍华给我很大的空间，对我推心置腹地信任，我才越演越来劲儿。大概任何演员一铆上劲儿，灵机就不止一动。
好！就把自己“禁闭”起来。除了练拳、聊戏、拍戏、跟大伙儿吃饭之外，一步也不踏出酒店房门，专心打坐、压腿、练拳、琢磨苗翠花。老板李连杰怕是憋了好一阵子实在忍不住，终于问我，你一个人呆在房间好几个月，干嘛呢？我说，忙得不行哟！（笑）
大概谁也没料到，这部片子在香港的票房会超过三千万。
人物周刊：《女人，四十》中您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但您不太提起这个角色，为什么？
萧芳芳：对这个角色我兴趣不大。让我兴奋的是1995年柏林影展最佳男演员是我心目中的男神——美国演员保罗·纽曼。我的妈呀！突然能跟贴心偶像有这么一回“佳缘”，简直是人生最大的惊喜，让我晕了好几年啊！
说实话，《女人，四十》实在演得不怎么样。获奖全靠运气。柏林影展的评委就十个人，碰巧那年看你顺眼的占多数，你就得奖了呗。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如果您晚十年出道，或您再演十年，您的成就会比现在令人瞩目，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萧芳芳：小女儿说我不干电影的时机不早不迟刚刚好，说得对。再晚一点封刀，别的不说，就折腾着到处飞去做宣传，也会把我给累死，她不允许我这么早死。（笑）
2013年7月10日，香港，萧芳芳抱着大女儿张凯琹所生的外孙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在退出影坛后创立了护苗基金。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儿童群体，并且主要是保护及避免儿童受性侵伤害？
萧芳芳：70年代初在美国遇到移民去那儿的童年好友，去她家蹭饭，聊着聊着她哭了，说“我15岁被一个长辈强奸……” 我吓死了。她又说“从此我就像一块又臭又烂的脏布……”我们俩相对无语哭了一宿。
好心疼她。原本阳光、自信、爱笑的一个女孩，经过这次事故，变得完全失去了自尊自信，对人尤其男人的信任完全崩塌，还患上了抑郁、焦虑症，因心理疾病而导致一身的病痛。后来结了婚，没几年就离了。她说，前夫一碰她，她就恶心、发抖。是她，还有后来接触的性侵受害孩子，让我了解到性侵对孩子的伤痛至深至远，创立护苗基金就是想帮助18岁以下求助无门的儿童和青少年。
国外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受害孩子不敢吭声，因为怕被人耻笑、唾骂、斥责。他们被猥亵被强奸被鸡奸，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支援和辅导，长期的心灵创伤会引发一连串的心理、生理疾病，更甭提自暴自弃、自杀、性病、未婚先孕、将来婚姻的性生活失调。有的铆足了勇气说出来，却因为大人不懂得处理而不了了之，让孩子更加觉得错在自己。
人物周刊：护苗基金已经21周年了，您觉得做得好的和遗憾的部分是什么？
萧芳芳：我1998年51岁终于成功改行，任职香港玛丽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师，可把我乐开花了。可是上天却另有安排，突然拿走我全部听觉，戴助听器也不管用。听不见，辅导个啥？
这个打击太猛了。上天好狠啊！那会儿护苗基金已经创立两年。哎，只好收拾起碎了一地的心和梦想，辞职——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递信辞职，专心做护苗基金去!
护苗基金团队都是有心有脑的专业人士，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提高了社会人士对性侵的关注和警惕，把大家不能说、不敢说的禁忌撕开了一道小口子。制作了一系列的《课程》巡回香港各中、小以及智障学校，教导学生什么是“性侵犯”，怎么防范，怎么对性侵说“不”。至今，《护苗课程》已经接触了807133名学生。还设立了“护苗热线”，为受害人、侵犯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援和辅导服务。已经有越来越多家长打电话来举报自己的儿子性侵妹妹、表妹，要求安排辅导专家教导儿子正确的性观念和性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最闹心的是网上色情资讯泛滥，造成更多儿童被性侵的陷阱。许多个案是长辈看了色情网，性侵亲生女儿、继女、侄女、外甥女、学生。青春期的哥哥则对妹妹、表弟表妹、学弟学妹下手。
人物周刊：面对现在性侵儿童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善？
萧芳芳：性教育最好是从幼稚园开始就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社会的法例也得跟上。香港回归22年，一直沿用英国法例，英国不停地更新儿童性侵法，香港却裹足不前，旧的一套法例根本没法保障孩子安全成长的权益。其实从报警到警察写口供到受害人录口供到搜证到法庭审判，整个过程，受害人所接触的每一位专业人士都极为关键，都会影响受害人说的话以及法官的判决。
比如2017年轰动香港的“吕栏后案”。吕小姐是香港跨栏运动健将，她23岁生日凌晨在社交网发文，揭发十多年前遭教练性侵，全港哗然。香港特首公开夸赞她的勇气。警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说服她报警。2018年，裁判官判教练无罪！裁判官说“事主的证供存在疑点”，但又说“法庭的裁决不一定反映事实”！这等于是让所有想报警的性侵受害者噤声。真让人揪心。
护苗基金随即给香港律政司写了一封信为吕小姐提出检控上诉，却被驳回。如果审讯这起个案时请一位性侵问题专家提供意见，就不会存在所谓“证供疑点”。
非洲谚语说“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任何社会保护儿童免被性侵，必须有全方位的配套和措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这一天，这是我最不安和担忧的事。
人物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萧芳芳：正在看《易中天中华史》、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在重读常小琥的《琴腔》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爱看文笔利索、情感细腻、幽默灵动的文章，提气。
重读又重读的，是傅雷伯伯翻译的巴尔扎克著作。同时跟两个超凡的心灵神交，从他们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这是天上人间的幸福。
人物周刊：一次采访中您提到，很不喜欢总是“我我我”，因为老是提到自己，人就会变得看不清自己。是什么事情让您有这样的感悟？
萧芳芳：80年代，巧遇我丈夫张正甫的一位老外朋友托德（Alexander Todd）。托老是闻名世界的化学家，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先后在欧美各地顶尖学府任教。张正甫恭贺他又得了什么享誉国际的奖项时，他竟然说：“没什么，不出几天，就没人记得这事了。”我大为震撼。托老功高望重却一点儿没把自己当盘菜，让我见识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大格局。自知达到他这种境界，还得持续修行，毕竟虚荣心的突袭很难防啊。
人物周刊：如果您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您会问什么？
萧芳芳：1917年，19岁的周恩来给他小学同学写了一句“临别预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的在天之灵是不是看见了中国正在腾飞？
人物周刊：这个问题您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萧芳芳：他必须看见………就宽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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