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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萧芳芳:再晚一点封刀,到处去做宣传,会把我累死

这些年萧芳芳减少了公众活动,偶尔出现都与护苗基金有关。“最闹心的是网上色情资讯泛滥,造成更多儿童被性侵的陷阱……性教育最好是从幼稚园开始就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社会的法例也得跟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香港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全文约7728,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萧芳芳拖着小箱子,施施然走来。箱子里是她自备的拍摄道具:一把折伞,几张白色抹布。她本想翻出珍藏许久的反光板,没找到,用白色抹布代替——“你看,放下巴会反光的。”她一袭红衣,是带有现代设计感的中式服装。香港设计师邓达智奉萧芳芳为偶像,理由之一是“芳芳姐始终把中式服装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加上她很高的衣着品位,在重要场合总是尝试不同种类的中式服装,香港明星没有第二个这样”。

她远远地叫出我的名字,问好,然后递来一台平板电脑和一支电子笔,“有什么话就写在上面。”科技进步后,她终于不用再靠读唇语与人对话。

给她拍照时,她打趣说:“我都七八十岁了,演戏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你们访问我做什么?”

可眼前的她哪有一点老态?身高1米65,腰细、肩窄、腿长、脸小、眼睛大、下巴尖——无数女星的梦中配置。不喜欢拍侧面,因为对鼻子不满,不够高挺。最近又多了一份不满——眼袋出来了。她有些焦虑,因为“人老了才会长眼袋”。

眼神数十年未变,凝神时,很容易让人想到《女人,四十》的结局:阿娥上天台收衣服,看到一大群鸽子,一个回头,画面定格。音乐响起,休涕泪,莫愁烦,人生如朝露。

萧芳芳担心年轻人不认识她,事实上,她过得更像一个年轻人,追热门综艺,看《我就是演员》,喜欢里面科班出身的演员,认为他们比自己演得自然。因为喜欢周迅,还看了《如懿传》。多年来,她一直遗憾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演戏教育。2000年左右,她看了《雍正王朝》,折服于康熙扮演者焦晃的演技,得知焦晃来香港,约他吃饭,谈了四个小时如何演戏,从此成为好朋友。

看了综艺《忘不了餐厅》,里面记录了几位患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在餐厅的生活。她找到位于深圳龙岗的店面,心里安定了:以后我老年痴呆了有地方去了。

她说现在要多说话,因为听不见,太久不说话连语法都会忘记。

这些年萧芳芳减少了公众活动,偶尔出现都与护苗基金有关。如今她接受采访需要极大的心理准备:耳朵听不见,只能靠书面语对话。在户外,声音的振幅会以波状震动进入她的大脑。拍照几分钟,耳鸣不合时宜地冒出来,让她烦躁。出门一次要几天才能缓过来。考虑到她的身体,我们的采访以邮件进行,见面只是为了拍照。

黄昏将近,酒店放起了音乐,萧芳芳突然问:“现在在放音乐吗?”

年轻时的萧芳芳

用“芳芳”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

人物周刊:您幼年开始拍电影,六岁已经出演舞台剧,那时对登台表演有什么感受?

萧芳芳:开心得不行,因为演戏的时候就不用上学,还有妈妈陪着、戏组的人哄着,多逍遥快活。

上学太没劲。小学老师是个红毛绿眼、会说广东话的天主教洋修女,壮得像堵墙,动不动“铁尺伺候”。一次我把耶稣的“稣”写成“苏”,那还了得,刚想逃去厕所,“墙“已经堵在我面前大吼:“伸手!”手掌还没摊开铁尺已砍将下来,击中手指骨节,疼得我全身发颤差点跪下,费好大劲才忍住没哭出声。妈妈从来没打过我,却给这洋婆子抽,心里好委屈。

听大人说,修女不跟人结婚,她们嫁给耶稣还是上帝了什么的。这堵“墙”开口闭口耶稣爱世人,为什么我给她老公名字戴顶“草帽”,就虐打我?狗仗神势,可恶!

人物周刊:您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时已经很清楚是为了生活拍戏,而不是因为母亲喜欢你拍戏才去拍戏。那时您还是小孩,您是怎么理解“为了生活拍戏”这种沉重话题的?

萧芳芳:那年头,吃了上顿没下顿,交不出租就又得搬家。朋友见我们母女的囧况,劝我母亲,说,有部戏《小星泪》正需要一个小女孩,让明明(当年我的小名)去拍一天戏,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再说吧。我听懂了,这是要我去做一件事叫“拍一天戏”,让我们娘儿俩吃顿饱饭。嗯,我乐意,肯定比上学好玩儿。

就这样去拍了一天戏。片场里人人对我好,很有耐性地教我做这做那,导演叫一声“看麦拉!”(Camera!开机),我就照着做;怯生生小呆瓜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别说“儿童演戏自带灵气”了,就连儿童的活泼劲儿都给吓跑了。只觉着妈妈陪我“拍一天戏”,娘儿俩能吃饱,幸福。

演戏天赋?会有发展?这可不是我娘说了算。关键是会不会有别的导演“钦点”我演戏。碰巧50年代,家庭伦理片大行其道,让我给赶上了。从“拍一天戏”到“拍几天戏”,再到拍很多天……就此踏上影艺生涯的不归路。

其实一切都凭时来运到。长得不俊,常被妈妈逗:“塌鼻子大扁脸,天下难选!”骂我还是夸我?不清楚。反正雷霆雨露都是娘恩。后来长大了,不知多少人劝我把鼻子隆高。我非不,就是不想在演艺界混。

人物周刊:《梅姑》这部戏让您一举成名,严俊导演为您取了艺名“芳芳”,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样的?

萧芳芳:名字不是严俊给我起的,是妈妈的好朋友杨伯母,一位姓名学家 “算”出来的。她问妈妈,求财?求名?还是求什么?妈妈不假思索回道,求名。几天后,杨伯母捎来了我的新名字“芳芳”。她断言,用了这个名字100天就会见效——扬名,但必须多写多叫。

“多叫”由妈妈负责,“多写”的任务归我。这下好了!有事没事妈妈就叫“萧芳芳”“萧芳芳”,我的妈!像叫魂似的。我呢,不停地重复写这三个字,一页一页纸疯狂地写,像犯了什么大错罚写字!繁体字“萧”的笔画特繁复,甭提多累多无聊了。

折腾到101天,妈妈收到消息,说,日本派人在香港电影界打听一个演过《梅姑》叫“Fon Fon”的小女孩,那女孩儿在《梅姑》中的演出获得1956年日本举办的东南亚影展最佳童星奖(后来改称亚太影展)。那年我8岁。

人物周刊:《苦儿流浪记》作为时代经典流传至今,和胡蝶搭戏对当时的你来说有没有压力?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至今还能记得的细节?

萧芳芳:胡蝶阿姨不愧是中国电影史第一位“电影皇后”,她一出现,那种什么世面俺没见过的高雅气派,就能让你眼前一亮。可她却温文亲切、特接地气,剧组人人都爱她。跟她一起拍戏觉得安全、温暖。倒是跟实力派演员王引叔叔搭戏,第一天就压力山大,吓得我直哆嗦。不知道是冷得发抖,还是给他吓的,反正够呛。

香港不下雪,要拍有中国北方风味的冬天,第一天开镜就在日本积雪最多的山上拍雪景。这在当年来说可是创举啊。为省制作费,那几场戏的剧组成员大多数是当地日本人。

五天半的戏全在零下30度、雪深过膝的雪山上进行。王引叔叔和我带着两条狗一只猴子,在不同的雪景走来走去。寒风像刀刃,把我当“凌迟犯”,还带着吓人的响声“唰唰”削个没完,刀刀钻骨,疼死了。王引阴着脸,一个劲儿地骂别人的娘,吓得我老摔跤。两只狗也连摔带爬地尽磨叽,老远传来扩音筒一遍又一遍的“NG”,就这样从日出折腾到日落。熬到最后一天,王引开始骂祖宗了。我打定主意振作起来,只要他冲我骂一声我娘,我就跟他拼命!

萧芳芳与王引

《苦儿流浪记》制作严谨,导演卜万苍永远像一个慢动作的视频。唯一记得他说过的话是“慢……慢……泼,慢……慢……泼……”大概安徽天长人管“拍”叫 “泼”吧。好家伙,一 “泼”就“泼”了1年零8个月。演戏的狗和猴子都换了。狗累病,猴子累死。王引和我也都累得不行。有幸王引从来没骂过我,也没说那句会刺激我跟他拼命的骂我娘的话。

好些年后才懂得王引当年的委屈。但凡有经验的演员都忌讳跟两类物种搭戏——动物和儿童,他偏偏得跟两条狗一只猴子一个儿童演对手戏一年多,真够他受的!哈哈!

1973年,美国西东大学,妈妈参加萧芳芳的毕业礼

母亲的开明和傅雷的教导

人物周刊:您母亲曾聘请数位家庭教师为您补习文化教您英语,还让您跟随粉菊花先生、王仁曼先生、傅雷先生、张大千先生学习京剧、芭蕾、书法、国画,当时学习的频率是怎样的?

萧芳芳:从未跟王仁曼学过芭蕾舞。妈妈带我去一位俄国芭蕾舞老师那儿上课。可惜学校离我们家太远,学了几个月就去不成了。6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伯伯访港,妈妈带我去拜望他,给他看我学画竹子的习作。他老人家慈眉善目、乐滋滋地一个劲儿对我们母女说“耗”“耗”“耗”,后来才知道,是四川话“好”“好”“好”。看来我的画“耗”不到哪儿去,所以没收我为徒,哈哈。不过他特给面子,在我的画上题了几个字,妈妈兴奋得不行。

傅雷伯伯是妈妈的知交,他来信经常列个书单,让妈妈买给我读,或是寄来几本碑帖叫我练毛笔字。妈妈写信跟他说,“芳芳打三枪也放不出个屁来,吃电影这行饭怎么会有出息。”傅伯伯却回道:“芳芳沉默寡言其实像乃震,演电影的少女有此性格是一种安全,你千万别怪怨她……这种做学问的‘沉默’和‘庄重’确实应当鼓励的。”

傅伯伯把我多年来不爱说话的“缺点”变成有潜质的优点,我感动得哭了。从此,我用心看他推荐的书,重读他翻译的巨著——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傅雷家书》是我床头的“圣经”,意志消沉的时候看几行,就能激励我的斗志;悲哀绝望的日子翻几页,就能抚慰我的创痛。

傅雷伯伯对艺术家的定义是我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 ,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韧,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

1957年至1968年,妈妈先后给我找了22位老师,让我习文习舞习画习唱歌习京剧习礼仪。射箭我没学,是误传。拍戏没我戏份的“假日”,她就安排我上各类的课。

人物周刊:在您成长的时代,大部分女生缺少独立思考的环境,没有独立选择的机会。而您在演艺事业的选择上、读书的选择上、爱情的选择上,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是怎么来的?

萧芳芳:庆幸有个开明通达的母亲。她特懂她女儿的个性要“放养”,对我什么时候“严”什么时候“慈”,拿捏得当。

严在:坐立言行守规矩、干活学习得尽力、结婚之前不失身。在家必须说国语,一说粤语,上来就给我吃个栗子。

慈在其他的事儿总放手让我做。打16岁开始,拍戏收工之后,我爱干嘛就干嘛去。约朋友打保龄球、看电影、去“夜总会” 跳舞——当年跳舞的场所叫夜总会,都有乐队伴奏的。舞的种类纷繁,男女舞步都得配合得当,哪儿像现今蹦迪,乱扭瞎蹦一通。夜总会凌晨3点打烊,我到家4点,妈妈从不甩脸子,还准备好夜宵陪我一起吃。到后来,我反而不好意思太晚回家。高明啊我的娘。

可能是她经年累月对我的这份信任,让我磨出一点胆子、一点自信、一点闯的精神吧。

长大了慢慢明白过来,像我这种不适合“圈养”的个性,如果在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之下成长,准会被赶出学校。说白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教育的套路始终离不开“培训奴才”。太庆幸自己在那个“日已落”帝国的教育制度以外成长。

图/本刊记者 大食

翻开第一章,苗翠花死了

人物周刊:1960年到1966年您共出演两百多部电影,您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您如何保持对电影艺术的热忱?

萧芳芳:1953年到1968年,一共演出209部电影。开头七年都是“国语”片,那会儿“普通话”这词儿还没传来香港。1961年转拍粤语片,正值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和台湾观众对粤语片尤其武侠片狂热追捧。平均每年出品30部影片,1963年甚至多达61部。演员一天赶两三组戏,好几宿不回家是常态。大家都盼着这样的日子,老天爷赏饭吃,偷着乐呗。可角色的模式化让我越演越郁闷。

到了我倚窗发呆、等胸部来的年龄,西方青少年文化浪潮席卷亚洲,掀起了粤语时装歌舞片热潮。因为酷爱跳舞,我又提起了劲儿,日以继夜地在片场瞎唱瞎蹦跶。可演技是怎么回事?依旧是瞎子摸象!

直到跟楚原和龙刚两位导演合作,我才明白了“演技是需要技巧的”。楚原启发我对喜剧浓烈的兴趣,龙刚引导我窥见演技的方向。可是,心中想离开电影圈的冲动愈来愈强烈。其实打13岁开始,我就意识到水银灯生涯不是我要的人生。最烦剪彩、拍照、出席任何做“明星”的活动,一门心思想出国念书、闯另一番天地。什么天地?没想好,反正绝对不能再这样耗下去,是时候跟妈妈说,再不让我去念书,会怨她一辈子。1968年,妈妈爽快地退还八部电影的订金,成全了我。

楚原导演在《钻石大劫案》拍摄现场给萧芳芳讲戏

人物周刊:回顾您当时的作品,我们发现虽然作品很多,但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作。

代表作还没拍呢。(笑)唯一喜欢的是跟谢贤合演、龙刚导演的《窗》,喜欢那个盲女的角色。也因为龙刚“导”我“演”的方法,敲开了我脑子里演技的黑洞:让我感受到入神忘我、天机自动的境界。可叹功底差,这种境界时隐时现,不归我掌控,哈哈哈!

人物周刊:您因1993年出演《方世玉》中的苗翠花为内地观众熟知,苗翠花的许多细节,例如拿铁架烫头发,和方世玉念口诀练武,都让这个角色生动鲜活,哪些细节是您赋予这个角色的?在您看来,苗翠花是怎样一个女性?

萧芳芳:答应了演苗翠花就开始找资料。许鞍华很好,马上捎来一本《方世玉传》。兴奋得不行,可翻开第一章,方世玉跪在她母亲墓前哭坟。苗翠花死了!哈哈!幸好导演和编剧都想苗翠花这角色带点喜感,正中下怀。最紧张的,并非能不能掌握苗翠花这个角色,你想想,跟身手凌厉的全国武术冠军李连杰搭戏,好家伙,倘若连个像样的架势都摆不出来,那我不成了“一颗老鼠屎”了!导演接受了我的要求,让我提早飞北京加入剧组练功。恰好一位功夫了得的女教练跟我特别投缘,很有耐心地每天教我练拳,因为她,我才能把学的那两下子在戏里适当的当口用上。因为老板李连杰能玩、爱逗,我跟他搭戏就撒欢地演,才有了跳脱、出格、古代母子像爷们儿的感觉。因为导演元奎、策划许鞍华给我很大的空间,对我推心置腹地信任,我才越演越来劲儿。大概任何演员一铆上劲儿,灵机就不止一动。

好!就把自己“禁闭”起来。除了练拳、聊戏、拍戏、跟大伙儿吃饭之外,一步也不踏出酒店房门,专心打坐、压腿、练拳、琢磨苗翠花。老板李连杰怕是憋了好一阵子实在忍不住,终于问我,你一个人呆在房间好几个月,干嘛呢?我说,忙得不行哟!(笑)

大概谁也没料到,这部片子在香港的票房会超过三千万。

人物周刊:《女人,四十》中您的表演让观众印象深刻,但您不太提起这个角色,为什么?

萧芳芳:对这个角色我兴趣不大。让我兴奋的是1995年柏林影展最佳男演员是我心目中的男神——美国演员保罗·纽曼。我的妈呀!突然能跟贴心偶像有这么一回“佳缘”,简直是人生最大的惊喜,让我晕了好几年啊!

说实话,《女人,四十》实在演得不怎么样。获奖全靠运气。柏林影展的评委就十个人,碰巧那年看你顺眼的占多数,你就得奖了呗。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如果您晚十年出道,或您再演十年,您的成就会比现在令人瞩目,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萧芳芳:小女儿说我不干电影的时机不早不迟刚刚好,说得对。再晚一点封刀,别的不说,就折腾着到处飞去做宣传,也会把我给累死,她不允许我这么早死。(笑)

2013年7月10日,香港,萧芳芳抱着大女儿张凯琹所生的外孙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在退出影坛后创立了护苗基金。为什么将目光聚焦在儿童群体,并且主要是保护及避免儿童受性侵伤害?

萧芳芳:70年代初在美国遇到移民去那儿的童年好友,去她家蹭饭,聊着聊着她哭了,说“我15岁被一个长辈强奸……” 我吓死了。她又说“从此我就像一块又臭又烂的脏布……”我们俩相对无语哭了一宿。

好心疼她。原本阳光、自信、爱笑的一个女孩,经过这次事故,变得完全失去了自尊自信,对人尤其男人的信任完全崩塌,还患上了抑郁、焦虑症,因心理疾病而导致一身的病痛。后来结了婚,没几年就离了。她说,前夫一碰她,她就恶心、发抖。是她,还有后来接触的性侵受害孩子,让我了解到性侵对孩子的伤痛至深至远,创立护苗基金就是想帮助18岁以下求助无门的儿童和青少年。

国外的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受害孩子不敢吭声,因为怕被人耻笑、唾骂、斥责。他们被猥亵被强奸被鸡奸,倘若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支援和辅导,长期的心灵创伤会引发一连串的心理、生理疾病,更甭提自暴自弃、自杀、性病、未婚先孕、将来婚姻的性生活失调。有的铆足了勇气说出来,却因为大人不懂得处理而不了了之,让孩子更加觉得错在自己。

人物周刊:护苗基金已经21周年了,您觉得做得好的和遗憾的部分是什么?

萧芳芳:我1998年51岁终于成功改行,任职香港玛丽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师,可把我乐开花了。可是上天却另有安排,突然拿走我全部听觉,戴助听器也不管用。听不见,辅导个啥?

这个打击太猛了。上天好狠啊!那会儿护苗基金已经创立两年。哎,只好收拾起碎了一地的心和梦想,辞职——这辈子还是头一回递信辞职,专心做护苗基金去!

护苗基金团队都是有心有脑的专业人士,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提高了社会人士对性侵的关注和警惕,把大家不能说、不敢说的禁忌撕开了一道小口子。制作了一系列的《课程》巡回香港各中、小以及智障学校,教导学生什么是“性侵犯”,怎么防范,怎么对性侵说“不”。至今,《护苗课程》已经接触了807133名学生。还设立了“护苗热线”,为受害人、侵犯者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援和辅导服务。已经有越来越多家长打电话来举报自己的儿子性侵妹妹、表妹,要求安排辅导专家教导儿子正确的性观念和性态度,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最闹心的是网上色情资讯泛滥,造成更多儿童被性侵的陷阱。许多个案是长辈看了色情网,性侵亲生女儿、继女、侄女、外甥女、学生。青春期的哥哥则对妹妹、表弟表妹、学弟学妹下手。

人物周刊:面对现在性侵儿童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善?

萧芳芳:性教育最好是从幼稚园开始就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社会的法例也得跟上。香港回归22年,一直沿用英国法例,英国不停地更新儿童性侵法,香港却裹足不前,旧的一套法例根本没法保障孩子安全成长的权益。其实从报警到警察写口供到受害人录口供到搜证到法庭审判,整个过程,受害人所接触的每一位专业人士都极为关键,都会影响受害人说的话以及法官的判决。

比如2017年轰动香港的“吕栏后案”。吕小姐是香港跨栏运动健将,她23岁生日凌晨在社交网发文,揭发十多年前遭教练性侵,全港哗然。香港特首公开夸赞她的勇气。警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说服她报警。2018年,裁判官判教练无罪!裁判官说“事主的证供存在疑点”,但又说“法庭的裁决不一定反映事实”!这等于是让所有想报警的性侵受害者噤声。真让人揪心。

护苗基金随即给香港律政司写了一封信为吕小姐提出检控上诉,却被驳回。如果审讯这起个案时请一位性侵问题专家提供意见,就不会存在所谓“证供疑点”。

非洲谚语说“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任何社会保护儿童免被性侵,必须有全方位的配套和措施。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见这一天,这是我最不安和担忧的事。

人物周刊:最近在看什么书?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萧芳芳:正在看《易中天中华史》、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在重读常小琥的《琴腔》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爱看文笔利索、情感细腻、幽默灵动的文章,提气。

重读又重读的,是傅雷伯伯翻译的巴尔扎克著作。同时跟两个超凡的心灵神交,从他们思潮的激荡中得到触类旁通的领悟,这是天上人间的幸福。

人物周刊:一次采访中您提到,很不喜欢总是“我我我”,因为老是提到自己,人就会变得看不清自己。是什么事情让您有这样的感悟?

萧芳芳:80年代,巧遇我丈夫张正甫的一位老外朋友托德(Alexander Todd)。托老是闻名世界的化学家,195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先后在欧美各地顶尖学府任教。张正甫恭贺他又得了什么享誉国际的奖项时,他竟然说:“没什么,不出几天,就没人记得这事了。”我大为震撼。托老功高望重却一点儿没把自己当盘菜,让我见识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大格局。自知达到他这种境界,还得持续修行,毕竟虚荣心的突袭很难防啊。

人物周刊:如果您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您会问什么?

萧芳芳:1917年,19岁的周恩来给他小学同学写了一句“临别预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的在天之灵是不是看见了中国正在腾飞?

人物周刊:这个问题您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萧芳芳:他必须看见………就宽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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