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西方世界对这片宝藏的了解，究竟始于何时？第一位走进莫高窟的外国人是斯坦因吗？他又为何要去敦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少会去想这些问题。但历史并非想当然的先入为主，慢慢还原，还有很多关于莫高窟的未知与未解。早在19世纪末，比王道士发现藏经洞还早21年，敦煌莫高窟就被一群西方人所探访，并用文字和素描的形式记录下来，在他们后来出版的考察成果著作中。但他们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些对莫高窟的美妙描绘，“吸引”了另一个人。28年后，嗅觉灵敏的斯坦因来到了敦煌，给这个沉寂已久的圣地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劫难……这张铅笔画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位西方人走进莫高窟后的作品。它发生在1879年5月2日——
最早到敦煌的西方人，
确切说，是一批人，一批匈牙利人
在1877年，由匈牙利贝拉·塞切尼伯爵（Béla Széchenyi）率领的东亚考察团准备出发。有些观点认为，对一般的匈牙利人来说，“东方”不单纯是指太阳升起的地方，而是意味着古传奇般的发祥地。 这是一个与东方有着紧密联系的民族，他们在亚洲翻过了自己历史最初的篇章；因此，许多年来匈牙利一直对东方保持着浓厚兴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贝拉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东亚，也是想去寻找祖先的家园与坟茔。但事实上，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年贝拉年仅28岁的夫人因难产而死，失去挚爱的他，期冀用一次远方的冒险来忘却悲伤。
多瑙河上最古老最壮观的塞切尼链桥
关于塞切尼家族（Széchenyi），必须得留予笔墨。至今，如果你去匈牙利旅行，无论是国立塞切尼图书馆、塞切尼温泉，还是塞切尼大学，“塞切尼”这个名字的荣耀和声名远扬，如同多瑙河的河水一样，川流了几个世纪。尤其是贝拉的父亲，伊万·塞切尼（István Széchenyi），被誉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这位19世纪最具有进步民族思想的大贵族，曾出现在匈牙利的纸币上。他崇尚科学，创建匈牙利科学院，宣传开展温和的政治改良，敦促贵族放弃封建特权，主张大力发展匈牙利经济，修筑公路。在多瑙河上，将布达佩斯连接起来的第一座三孔铁桥，名字就叫“塞切尼链桥”，它就是由伊万·塞切尼伯爵资助，用十年时间建成。
位于匈牙利纳吉曾克 (Nagycenk)的塞切尼庄园
伊万最大的儿子，贝拉·塞切尼受他父亲影响，也是个民族感非常强烈的人，曾积极支持1849年以后反对奥地利专制统治的斗争。他爱好游历，醉心于科学探险。
虽然贝拉·塞切尼伯爵本人不是科学家，但塞切尼家族的影响力让这次东亚考察获得了匈牙利科学院的支持。 塞切尼不惜工本地为考察队配备当时最先进实用的设备，他精挑细选的三位队员包括地质、地理学家拉奥斯·洛克齐（Loczy Lajos）和测量、制图专家古斯塔夫·克雷特纳（Gustav Kreitner），还有一位中文翻译。当时的洛克齐年仅28岁，但他的地质学专长却将考察队此行引上了科学轨道，无论到哪儿他们都采集土壤样本，并进行精确的制图测量。 最重要的是，他也成为此后引导和建议他的朋友，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c Aurel Stein）探察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人。
“1902年我的朋友——匈牙利地质学会的杰出负责人和地理学会主席洛克齐教授，就已经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位于敦煌东南部的名为‘千佛洞’的佛教圣窟。
作为塞切尼伯爵考察队的一名成员和现代甘肃地理考察活动的先锋，他早在1879年就走访了那里。他的关于他在那里看到的精美壁画、彩塑，及并非文物研究者的他自认为已辨认出的其与印度早期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热情洋溢的描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这是促使我将自己的考察计划向东远扩至中国的主要原因。
1907年3月16日，我终于首次走访了那已令我魂牵梦绕了很长时间的著名的石窟寺。”
——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记》
关于这支匈牙利考察队的有趣游历，丝毫不逊色于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人马可·波罗。他们在前往孟买的海上旅行之后，横穿印度，从加尔各答再次上船，经马六甲海峡、新加坡、北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以及香港、广州，最后于1878年4月抵达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间，跑马厅和豫园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的整个夏季，考察队都用于环日本旅行，但由于东京骚乱，他们决定缩短行程，乘船于1878年9月21日返回上海。洛克齐留在中国南方进行更详尽的地质学研究，贝拉·塞切尼则来到北京为考察活动中的最重要行程作准备——他想考察中国西北地区、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
“作为一名贵族，他得以进入许多高级处所，看起来是他的地位帮他获准参访中国某些一般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方。他在北京拜访了李鸿章以求得他的帮助，他还亲自请求恭亲王批准他们的计划。”——在《中国通史》中是这么记载的。
在获得盖有总理衙门和顺天府两颗方形大印的旅行护照之后，塞切尼一行于1878年12月溯长江西上，从汉口进入汉水，从兴隆镇弃船登岸，经安陆府、襄阳府、老河口等北上河南。一路由蓝田奔西安乾州、泾州、平凉府到兰州，再折向西北而行，达凉州（武威）、甘州（张掖），经过104天的跋涉，“在春天的第一天里”，塞切尼一行抵达了肃州（今酒泉）。
“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探险队提供了优惠的金融服务，塞切尼存在上海阜康银号的万两白银，可以免费在肃州兑换。穿过重重威武的仪仗，塞切尼还顺利地拜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据说，“左宗棠对塞切尼寻找罗布泊以及欲赴蒙古与西藏探险的计划并不赞成，但热情地从自家菜园里采摘了小水萝卜和红葱头招待塞切尼一行。而塞切尼对左宗棠在西北倡导植树、兴建果园菜园，以及修渠灌溉的举措颇为赞赏。”
经过反复磋商，左宗棠允许考察队最远可以走到敦煌，因此，敦煌便成了塞切尼一行在中国境内可以到达的最西端的城市。从嘉峪关跨越长城后，他们经玉门取道安西前往敦煌，这也将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历经穿越戈壁的长途跋涉，这支匈牙利考察队于1879年4月下旬到达了敦煌。他们很快找到了洞窟并打算仔细参观。洛克齐给我们做了如下的描述：
“靠近敦煌县城的千佛洞非常有名。敦煌县城南或东南方向大约二十四公里处矗立着光秃秃的花岗岩石山，北侧山脚处的岩体是横向排列的砾石岩层，上面覆盖着大风吹来的沙子，山间有一条峡谷。山谷西壁分三层密布着几百座洞窟，绵延达两公里。洞窟之间有两尊依山而刻的巨型佛像，一尊高20米，另一尊至少高达35-40米。
狭长的甬道通向洞窟的宽敞的长方形主室，使人想起孟买的艾列芬塔和扎尔茨吉特岛上的洞窟。墙上绘有壁画，所描绘的大多是佛陀的一生。妇女形象画得很有味道；像那些基督教圣画一样，画中人物的头上都绘有头光。较大的洞窟中还有塑像，塑像前的供案上供着装有清水的净瓶和香炉，旁边有可使朝拜者的祷告声洪亮的铜钹和法鼓……”
作为敦煌石窟寺重要性的最早论述，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什么西方人懂佛教艺术，这位地质学家洛克齐对石窟与印度佛教艺术关系的认识和描述很有先见。他接着写道：
“西风吹来的沙子封堵了大部分洞窟，然而从旧沙层留下的印迹推断，过去的情形一定更严重。这里至少有一千所洞窟，窟中塑像的数量一定超过了一万。一切迹象都显示出千佛寺的塑像和洞窟可能是根据印度佛僧的计划制作的，无论如何那些古老塑像都与在中国内地省份发现的佛教传统无关。按僧人们的说法，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开始，石窟的开凿活动就已开始。这和从中国历史中得到的资料一致，从汉朝开始沙州就是重要地区。”
另一位考察队成员，测量、制图专家古斯塔夫·克雷特纳看起来比地质学家更热情，他的记录也更有感染力。对于在敦煌受到官府的款待，考察队做了礼节性回访，县丞还带着他们做了一次敦煌环城一游。对于当时他眼中的敦煌生活，制图专家在后来他的《东方行记——Béla Széchenyi伯爵考察队1877-1880年在印度、日本、中国西藏与波斯等地》一书中，是这样记录的：
“县丞带我们环城一游。敦煌被两条主要街道分成了四部分。两条街在县城中心相互交叉后又向四方延伸。条件相当好的砖房和木屋却构成了众多脏乱的街区，置身其中的陌生人容易迷路。沿着主要街道，成群的佛塔、寺庙、官方建筑和集市形成了多彩的组合，用鲜艳颜料彩绘的大门和灯笼使这种组合更加惹眼。当地居民对县城西南角的一座木质庙宇感到特别骄傲，因为从它的六层塔上可以越过房顶和树尖饱览整个地区。
这里不重视商贸活动，又限制那些供应当地居民的货物的输入及向安西县或其他戈壁村落的小麦输出。这里有居民12000人，穿的都是中式服装。年轻人——年龄更大的人也是如此——还没有学会怎样嘲弄欧洲人，相反，事实证明敦煌人非常好奇，固然有时有点固执，但同时也很友善和乐于助人。 ”
克雷特纳的书在关于敦煌的段落边缘上配有铅笔画，这也是第一幅西方人对于这个古老石窟的图像描绘；虽然今天看来，画得并不确切和动人。但测绘专家的他对塑像所采用的技术和洞窟的布局，描述得相当准确，也显示了其观察的敏锐。
“两尊巨型坐佛的头高居崖壁之上，好像他们在透过那遮覆着他们的大佛楼威慑着一切。毫无疑问，在庞大的石窟群落中，这些是最有趣的。他们比例适度，大约50米高，单是佛足就长达8米。
不幸，东安匪帮严重毁坏了其中的一尊大佛。这些穆斯林点起了一堆营火，火苗烧毁了遮蔽佛像的木佛楼的四壁，佛像本身也被毁得无法修复。洞窟中的气温让人觉得很舒服，全年不变，这便使得香客们在窟中搭建他们的临时住处。”
在考察报告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尽管朝拜还在继续，但莫高窟却只有两个僧人在看管，情况慢慢在恶化。
斯坦因镜头里的敦煌千佛洞
时隔一百多年后，翻阅这些经过翻译后的资料，通过西方人的视角，穿过戈壁，峡谷，流淌的小河，岸边的绿树丛中，占据了整个崖面的洞窟，还有男女信徒和佛僧的朝拜……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出当年莫高窟的隐约模样。
“我们站在古敦煌城的遗址上。今日那遗址看起来像是座被遗弃的砖窑。每走一步我们都能看到它昔日辉煌的印迹。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甚至那曾令人自豪的佛塔的残迹都已难以辨认。旧地图上标示的沙洲城已经不复存在。马可·波罗笔下那繁华富庶得宛如神话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漫步于废墟，搜寻古代遗物时，我的心为那马可·波罗之后再无欧洲人穿越这片土地的奇妙感觉而折服……”
二十多天后，从敦煌没有找到去罗布泊的路，匈牙利考察队又返回肃州。告别宴会上，左宗棠还饶有兴致地与他们探讨了敦煌鸣沙山的沙为什么会“鸣”的科学问题。
那时候，离藏经洞被世人发现还有21年。
1890年，这些研究成果被汇集成共三大卷2000余页的豪华本《贝拉·塞切尼伯爵东亚科学考察成果1877-1880》。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地质学家拉奥斯·洛克齐首先向斯坦因描绘了远方的这些千佛洞。
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1902年拍摄于布达佩斯。前排中间是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他的左边是匈牙利东方学者万伯里（Arminius Vambery），右边就是拉奥斯·洛克齐，后排右一为贝拉·塞切尼伯爵。他们都是斯文·赫定在中欧地区的学术联络人，在贝拉的文稿上，有一个献给斯文·赫定的题词。
虽然1879年匈牙利考察队去敦煌是出于自己的科学兴趣，它无疑间接引导斯坦因将关注投向敦煌，而数十年后的敦煌文物之觞，成为了中国文明历史上永远的痛。但依然不能否认，这支匈牙利考察队的考察成果，为后人提供了很多研究和评述的历史遗产。在距今整整140年前的时代背景下，深入荒漠戈壁探险的勇气和热情，本身也值得后人纪念。
历史真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人类短暂如尘埃的生命，企望独自理解万物兴衰、文明涨落、宇宙运行的规律，若不依赖前人日积月累，根本不可能办到。
追寻文明需要长远且理性的尊重与传承。
仅以此文，献给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