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很高兴能用文字和大家见面，以后大家可以叫我斗金。本人是09年入市的股民，股龄比创业板大两个月。斗金是一个追求财务自由和真善美的普通人，认为股市是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财务自由的一渠道之一，所以有金钱支配权之后就开始入市了。在股市里摸爬滚打10年，积累了一些人生感悟，和股市看法，希望通过今日头条平台分享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句经常看到的话告诉我们股市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市场，只有谨慎才能从风险中获利。所以你会看到巴菲特，段永平，林园等投资巨富们关注的股票并不多，出手交易的次数也很少，但是花在学习和研究个股的时间上的时间超乎常人的多，特别是把老爷子，他的搭档芒格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如果你用计时器跟踪巴菲特，你会发现他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看书；而另外一半的时间中的大部分，他在与人交谈，包括当面交谈和电话交谈，对象都是非常有才华而且他信任、同时也信任他的人。”很显然，巴菲特通过看书和与人交谈来学习。只有广博的知识，对公司有足够的认知我们投资的时候才有谨慎可言。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的选股风格了，靠划线做技术炒股的朋友可以跳过此文了。
好了，我们谨慎投资之旅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会通过我有限的能力，尽量把追踪的目标股研究透，当然也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议和帮助，一起发财，欢迎评论区留言，私信。第一个认真研究的股票-麒盛科技登场。
智能床
投资就是投人和未来-麒盛科技追踪跟进（一）董事长唐国海
人的一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和人一生的健康息息相关，从目前床的功能看开发空间无疑是巨大的，麒盛科技正是站在这样一条好的赛道上，主营产品是智能电动创，而且目前市场规模做到了全球前二，能和它匹敌的目前只有美国的礼恩派。智能床的未来无疑前途一片光明，这一期我们主要来看看麒盛科技的领头人-唐国海，下一期我们再分析其市场情况。
在网上搜了很多资料，能找到唐总的不多，下面是我找到认为比较有用的一篇分享给大家。感谢来自正和岛的分享
口 述：唐国海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和岛岛邻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生产队没有一人肯运的肥料，我却自告奋勇
1953年，解放后，我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多子女家庭。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
我父亲曾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在50年代的银行改制中下了岗，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9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维系。
小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5、6岁时，每天天刚泛鱼肚白，我就拖着困倦的脑袋，起床帮家里研磨豆腐，在家门口支起小摊卖豆浆汁。
16岁以前，我没有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和袜子，身上始终披着一条拉垮得长长的、像道士服般的灰长袍。
但这或许就是生活。
我父亲很严厉，总说我是家里最笨的一个人。有时他让我拿一把剪刀，我转了一圈愣是找不着。父亲就一个扫帚甩过来。嘿，我一看，原来真像他说的，剪刀就在我眼前。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蛮笨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在一个点上，看不到很全面的东西。
1966年，我上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停课后，我也就跟着去闹革命。闹到最后到嘉兴农村“上山下乡”。那是1969年，我还不到16岁。
到农村“插队”后，我每天劳作10来个小时，冬天里赤着脚在布满冰渣子的田埂上开沟、敲肥、耕田，一年劳动320多天。即便这样，我的收入还不够自给自足，还得腆着脸“啃老”跟家里拿点钱。
有一回，我回家看父母，准备起身回农村时，跟母亲要5毛钱坐轮船。因为嘉兴大多都是水路。
母亲却面露难色，怯怯地喊我的小名：“阿国啊，妈没钱，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那我就知道家里确实是没钱了。我也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那天下午，我走了4个多小时，回到农村已是漫天星光。我在心里暗暗起誓，以后回家再也不坐轮船。
家里条件一般，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抱怨起不到任何改变境况的作用。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到生产队学习手工摇船。当时生产队里经常有前往嘉兴城区载肥料，运回农村的体力活。
这是份苦差事，生产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实在是太臭了，熏得人受不了，大家都避之不及。跟一堆肥料同处一船，那滋味不想便知。
然而每次一旦有这个任务，我都十分兴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回家看看我老爸老妈了，再摇船回农村，等于白赚了5毛钱轮船票。
父亲身患癌症，而我只有18块钱
1969年，我在生产队起早摸黑地干了320多天。每天工资差不多3毛钱，总收入折合108元，扣除掉口粮、柴火费用，还能剩下18块现金。
当时一双解放牌胶鞋2块钱，18块刚好够买9双。
少是少了点，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我1970年春节把这些钱拿回家时，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一向寡言的父亲，激动得像个小孩子。
他反复跟我母亲叨念：虽然这个儿子笨是笨了点啊，尽管干的还只是农活，但好歹也已经能赚钱养活自己了，不怕饿着了。
望着喜笑颜开的父母，我手里攥着这单薄的18块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父亲那时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
半年后，赶上农村抢收抢种，我回了趟家。第二天，父亲就与世长眠了。
我还记得，临终前他把我母亲叫到床边，叮嘱了几句话，最后指着我，对我母亲说：你以后跟着他，他会养你。
这一幕已经过去快40年了，但时不时还会在我脑海中闪现。如果父亲能看到现在的我赚钱了，他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就更辛苦了，几乎没有了经济来源。我母亲就到城里一家纺织厂做纺织女工，负担我两个弟弟的生活。
这个经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想做些什么却力不从心。17岁的我，还没办法为家里提供多少帮助。
我便开始思考：每天这样辛苦劳作，最后得到的却很少，为什么呢？
我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当时的物质财富太少了。一辆自行车都差不多要120块钱，还得凭票分配。如果我能够掌握技术，进而创造物质，是不是生活就会好起来？
于是，我开始半工半学，早上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学习借来的《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等书，顺便练练手工。
一本书、一碗米饭、一碗盐汤，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盼头。
1972年，我曾有3次从农村回城市的机会：一是政府给了下乡两年的知青回城的机会，被人拿走了；二是参军，我体检、政审都通过后，被生产大队里一位领导的小孩“插了队”；三是上学，嘉兴有两个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额，最后却也不了了之。
没办法回城，当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我很快就释然了。我不认识任何人，家庭背景也是一块白板。但没关系，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有自己能够依靠。
我暗自立下一个志向，学好技术，或许将来可以做点什么。
被人定了“两条罪”：流窜、投机倒把
很快，我的“本领”就派上了用场。
1972年，我开始在农村里打零工，帮一些小工厂修理机器。照着书上的描述，我花了两个月把一台农机床拆了下来，该修的修，该捣鼓的捣鼓。最后竟然还修好了。
这份工作的报酬是一天两块钱，两个月就能拿到我在生产大队一年的工资。干一年，相当于在生产大队干六年。
尝到甜头后，我对“技术造富”的路线坚信不疑，每天着了魔似地钻研，琢磨机器是如何运作的等等问题。
往后我就更“大胆”了，不仅是修机器，甚至开始为工厂造机器。
但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机械设备是由国家控制，计划供应的，替工厂造机器或许是非法的。但我还是根据一些工厂的需求，帮他们一台、两台地建造。
“偷偷摸摸”干了3年后，1975年，我还是被“逮着了”。有人向上面反馈，说我一不在自己农村里做工，跑到其他地方修设备，属于流窜；二是投机倒把，他说你这个机器从这里买过来，拿到那边卖掉。
我反驳他说不是，我只是把没加工的零部件买过来，装配好后投入生产。我是领薪水，不是做买卖的。他们依然一口咬定我投机倒把，“你一下乡青年，哪来的技术”。
我不服气，就要求他们给我弄一台机器过来，我要当着他们的面一一拆开，最后再装配好来，以自证是个有技术的人。最后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我被遣送回了农村原籍，逃过了这一劫。
1978年，所有知青都返回城市。我也回到嘉兴到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安分了4年。
1982年改革开放的氛围逐渐在江浙地区形成，最典型的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我按捺不住，决定留职停薪，承包了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办工厂。
一年时间，赚了不少钱。但当时国内姓“资”还是姓“社”的迷雾还未完全散去，当地政府不允许我们变现，告诉我说：你这个收入也有几十万块了，太多了，你不能拿走。
既然不让兑现，那就回来吧，总归还有其它赚钱机会。1984年，我从人民防空办公室正式辞职，伴随着“下海浪潮”创业。
但当时一说到个体户，我们嘉兴这代人是看不起的。下海后，我曾用几年工资买了一台冲床，想申请个人牌照。结果连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该到哪审批个体手续。另外他们本身也很抵触这种事情。
最后我花了几千块钱买的冲床也就扔了，付之一炬。几年的工资就这么没了。
我就开始重新思考，在拥有了技术后，又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来呢？
赚到1000万，造出第一辆民用轿车，却是一条走了8年的弯路
1989年，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燃起“小火苗”。我便用村里的名义申办了一家村办企业，做汽车模具。
凑巧的是，二汽正好在开发一款卡车车头，我花了半年时间竞标、研发，最终赢得了这个名额。人生第一桶金意外地随之滚滚而来，1000万元人民币。
哗，1000多万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多了。那时国内洋溢着一股追求财富的热潮，“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的口号、倒卖国库券的传说、炒股票暴富的故事等等，选择很多。
但我心想这都不是我的路，我琢磨着：要是我们中国人几万块钱就能拥有一台车的话，那该有多好啊。
这是我们技术人员渴求的梦想。那时有一辆很大、很土的“幸福250”摩托车都很了不起。更别说桑塔纳、夏利了，一台要卖到10多万。
我们便找到二汽合作，研发所谓中国民企第一台家用轿车。1992年，梦想成真，一万多个零部件的第一台轿车真的被我手工一榔头、一榔头地敲了出来，通过了国家技术测试。
作为产品它是合格了，但想要大规模生产还需要国家批准的“准生证”。你上了国家的汽车管理目录，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否则就上不了汽车牌照。
作为一家农村股份制企业，我们是没有资格进入管理目录的。情况大大地出乎了我事先的预料。两年时间，我前前后后申请了好多次，北京嘉兴折返跑，但每次都吃了闭门羹。
好不容易赚到的1000多万，也快烧光了。眼看着工人的工资快要发不出了，我有点儿灰心，盘算着是不是该放弃了。
但承蒙老天眷顾，1994年初，事情迎来了转机。一家新加坡造车企业来到嘉兴，他们看上了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想把美国最先进的造车技术引入中国。我们一拍即合。
造车的激情再次被点燃。我每天睡很少的觉，从白天到黑夜，一股脑地浸泡在技术堆里。
1996年，第二辆新车终于被造了出来。我开着它疾驰在陡峭山地上、寒冷高原中，美国60、70度高温的盐碱地死亡谷里也有我驶过的痕迹。
心情激动得很呐，就像见证了自己孩子的新生。我甚至幻想着，有一天我们的车能被开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我们依旧被老问题绊倒了，没办法上国家管理的生产目录。
这次我们学“聪明”了一点，通过某种渠道报告给了当时管汽车工业的李岚清副总理，并向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司长张小虞报告了这件事情。
他们都很支持。但到了具体办理手续的过程中，我们依然“撞墙”走不通。
1997年，一次偶然机会，嘉兴市陈德荣副市长得知此事，带了政府里方方面面各机构部门的领导20多个人，来我们厂里开会。
他问我造车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我说牌照没办法处理。
我跟陈市长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嘉兴建一个50辆车的出租车队，只在嘉兴范围内开。我们提供出租车，汽车牌照政府是不是能发给我们？陈市长说：“到时候相关部门去研究一下。”
没想到，我这一报告完，糟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工厂时，交通部门的人已经在门口站岗了。他们知道我的车没有牌照，跟我说：你的车不能上路。
按照相关规定，没有牌照就不能上路。现在都知道这辆车要上路，如果不来管，是不是就失职了？他们是按这个逻辑来的，一点都没错。
于是，我们拿着材料到政府部门办手续。但他们却说，市长说什么没用，市长签字也没用。我们是归省里管的。市长签字有什么用。
我们就到省里去。但省里的人说这个要“光盘”，就是汽车的目录管理。没进产品目录，你不用来说。到汽车司去申请呢，又说你没资格申请。绕进了一个“死胡同”。
这就是当初体制跟市场的冲突。管理体制不允许你那样去造车。当然，这种冲突不是很激烈，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没办法打破。
到1998年，我能用的资源都用了，能花的钱又一次基本花光了。外国人对我们在中国上牌照也没了信心。最后，在还能付得起工人工资和补偿之前，我把这家合资公司解散了。好几百辆车就这么报废了。
也就是这一年，我听说李书福第一台吉利轿车顺利下线了。他们那儿很热闹，我们这儿稍许有些落寞。
但我也不遗憾，毕竟曾经亲手造出了两辆车。更关键的是，我没有欠任何人钱，况且还培育出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我安慰自己，总还会有一片天地的。
“唐总，你是不是在洗钱？”
机会来得很突然。1999年初，我看上了电动座椅这个生意。
传统椅子都是固定的。我心想，如果我们做一个能平躺下来，或者老人想站起来时能升起来的椅子，那是不是很好？
我们就开始研究。我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卖了，把公司资产抵押给了银行作为启动资金，算是豁出去了。这次创业要是再失败，那只好老实找份技术工打了。
电动座椅的技术相比造车就简单得多了。不到一年，我们就做出来了。这个产业在当时近乎于零的规模，是个新鲜事物。
当我们抬着电动座椅到各个展会参展时，大家眼神里都是止不住的好奇，左看看、右摸摸，都想买一台回家尝鲜。
就这么火了，许多外国公司都提出要和我们买技术。2002年，我们和一家美国公司礼恩派达成了协议，它是美国这个领域的垄断性公司。礼恩派花了我们投入近30倍的价格，把技术买了过去。
这在当时的嘉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我到嘉兴科学技术局备案时，有人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是跟外国人买技术，你怎么把技术卖给外国人了？还是好几千万，这怎么可能。”
外汇管理局也同样感到一头雾水。交易完成后，礼恩派的美金要转到国内来。当地外管局就找到我，要审查我。因为我们公司当时没有多少资产，双方也没有发生实质贸易，只签了一个技术转让合同。
外管局的人死活都不相信，他也没明说你在洗钱，就是反复嘀咕“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
后来我和他们都快成老熟人了，每次一有技术转让给国外，我就知道他们准要来审查我了。
万一成功了呢？
电动椅技术卖出去后，2005年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每逢经济下行，懒人经济似乎就会兴起。人们都窝在家里不出门旅游了。相应的，他们对沙发和床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
我就决定研究电动床。我找到曾经一起造车的汽车设计师合作，两个美国人。
2006年，我们和美国人就进入了智能电动床这个领域，在中国和美国分别设立一家公司，中国公司负责技术研发，美国公司负责销售。我管这叫“中国造，美国卖”。
5年后，2010年，我们每年已经可以销售20万张电动床了，在美国市场有了影响力。美国公司的估值也超过了1.5亿美元。
2013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公司估值不断抬升，原有管理层的思想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他们请职业经理人做了一个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制造”这个环节，分走了他们一部分利润。如果在“美国造，美国卖”，他们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他们决定“吃独食”，自己研究技术自己干。但他们或许把制造这件事儿，想得太简单了。
美国这家公司建的工厂，半年时间内一张电动床都没能造出来，反倒把市场信誉做坏了，得罪了中国的制造商。
资金链最终也断裂了，公司濒临破产，找到我们求助。公司里当时反对的声音很多，都害怕被美国公司拖下水，认为“隔岸观火”最妥当。
但我一想到，许多家上下游公司或许会因此而破产，最终还是决定并购他们。
收购完成后，我几乎没有动它原有的组织框架，只是把提出“美国造”的两个混蛋赶走了，继续坚持“中国造，美国卖”。市场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这并不是说“美国造”不行。只是因为电动床制造技术是中国原创出来的，是我们多少技术人员，多年来在车间里夙兴夜寐、挥洒汗水，扎扎实实一锤头、一锤头沉淀下来的。“美国造”短期内并不具备制造技术条件。它怎么去制造？
本来一件极端的坏事儿，差不多几家公司都破产的状况，经由一个并购扭转了过来。我们的产业链也因此而完整了，取得第一步成功，此后多年也一直保持在电动床领域的世界第一。
回首创业往事，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时代从来没有亏欠过任何人。人生的选择权也一直在自己手中。哪怕我们脑袋可能转得不够别人快，手脚也不够其他人灵活，甚至会因为近乎愚蠢地笃定某个念头，而走过许多弯路。
但这都没关系，你只要足够专注执着，浑身一股“犟”劲儿。我想，哪怕是“笨小孩”也总能等来天才打瞌睡的机会。
就好像荀子在《劝学》里说的那句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以上就是正和岛对唐总的采访，从采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唐董事长是老一辈创业传奇人物，坚信践行技术致富的真理，麒盛科技也如其所说是一家技术过硬的智能床生产企业，唯一的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唐总现在已经67了，企业接班人的问题要考虑过渡好。这个采访我会认真多看几遍，从中能学到不少知识，也能进一步了解到 麒盛的历史，希望对我们的投资决策有帮助，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