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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点音频|一起读书:从《知否》大火看《万古江河》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最近登上了美国亚美电视台,据说播放量超过117亿。这部2018年播出的陆剧,此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陆续上映,将中国的文化传向了全世界。

在《知否》中,宋朝点茶、制香、马球等多种文化,让观众萌生兴趣。剧中婚嫁三书六礼,家居摆设,装饰物佩戴,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等,充满了优雅朴素之气,人物之间的相处之道也颇显宋代美学之风。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四艺——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向观众展现了古文化千年遗风,充满了东方雅致古典之美。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幅精美的宋代风情画,浑然别致,简约又华贵。

《知否》的大火,是文化的力量,站在角落,也能发现文化的美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台湾学者许倬云的著作《万古江河》。

许倬云出身名门,1930年出生于江南的士大夫之家,其父许凤藻14岁入海军学堂,参加辛亥革命,受国父孙中山先生接见并获题字——海天一色。他是王力宏的舅公,也是王小波的研究生导师。许倬云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享誉海内外。

中国文化,如江似河,顺流而下,归于海洋。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便以江河为表征,上摄庙堂,下猎江湖,纵横东西,由表及里,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节奏不疾不徐,情感波澜不惊,人文修养深厚,专业素养严谨,有容乃大的胸襟气度,襟抱天下的悲悯之心,尽在字里行间。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将许倬云的这本书随录取通知书寄给了广大学子,他给新入学学子的寄语是:“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希望,树立信仰,让信仰之光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奋斗力量,拓展胸襟视野,确立崇高信仰。挂云帆,踏万古江河;济沧海,铸不朽人生。”

黄河长江,共同哺育华夏文明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因此,《万古江河》封面以黄河为象征。

长江,源头是涓涓细流,大江东流,奔腾叫啸,浩荡奔放,始成洪流,始成大器。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一派雍容广大的气象。

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一是黄色,一是绿色,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南方的长江文化出现的是思辨的老子和庄子。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黄河文明内敛而厚重,长江文明灵动而开放,共同哺育了华夏文明。

人间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平行发展

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北方的儒家与长江的道家,形成中国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有了明确的界定。

周人提出天命观念,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超越的力量,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

中国古代信仰,一条是神祇的信仰,一条是祖灵的崇拜。神祇的信仰融入自然崇拜,一部分成为国家礼仪。西周封建制度,建立在血缘团体的网络上,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君权与宗族制度,如一体两面,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作,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理解,这是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覆亡,礼崩乐坏,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

春秋时期,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带着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孔子就是失势贵族的一分子。孔子学说及诸子百家的辩证发展,使得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

孔子开创了以人为本的儒家。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孔子从神秘的命与性,走向超越肯定人本身存在的意义。

而战国时代发展出的阴阳家与五行家,针对自然与超越性力量,组织出一套宇宙观。

至此,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和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其中的中心命题,命与性、气与运,在后世不断发展。中国后世所谓“天人合一”,就离不开这些源头。

从楚国立国开始,南方力量崛起。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如老庄与农家,儒家的修正如荀子,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楚辞》与《诗经》也大为不同。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

儒释道互相激荡的中国精神

秦汉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又因其可调节,增强了其复杂性。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秦汉时代,中国文化圈,已扩展到中国本部的主要地区。中国民族中主要成分“汉人”,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

秦汉帝国的灭亡,不仅是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分裂,也是中国古代秩序的结束。但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之覆亡,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再度整合为隋唐文化秩序。

秦汉秩序的崩解,北匈奴进入欧洲,南匈奴移入中国边塞,逐渐汉化。后来又有所谓的“五胡乱华”,带来一些新的文化因子。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这是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文明的影响。在此之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和祖灵的崇敬,对人生重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

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空缺,在其刺激之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发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

内敛与开张交替融合的中国秩序

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在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中古后期,隋唐统一了中国,这时候的中国,与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如突厥、铁勒、回鹘、契丹,中国是开张的,围绕中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

蒙古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区。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到了南宋,早已不见世家,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重文轻武的中国社会常态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的传统,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除了元代。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其实是社区的学校。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自宋代开始。都市居民以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

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蒙古征服南宋后,以其武力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明朝驱逐元廷,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专制元代专制集权的特色。步武宋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从科举产生了文官,但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这样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也产生了文化保守。一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民间才强烈反弹。

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

明清之交,国破家亡,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各处都有反抗,江南最为剧烈。这一现象,为蒙古进入中国时未有,究其性质,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了。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

18世纪末,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有了明晰观念。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有了自我国族定位。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民族主义的诉求,触动了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自此,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这一点与欧洲国家不同。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中国本是天下家国,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包含许多族群。20世纪的中国国族,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共同体。

文化的恒常之美和神性之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成果是以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载具。这一转变,切断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白话诗作臻于不朽的作品,至今寥寥可数。没有了千年文学遗产的血脉,白话文是否有足够的营养,是个疑问。

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国文化经过了无数的起起伏伏,最大的特点是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但是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在西潮冲击下,蹒跚颠簸,对自己的文化由怀疑而扬弃。

文化兴衰里是现实的恒常之美、神性之美,这种美超脱政治权力,超脱万古江河。在民族生活里,从瓷器、玉器到布绢纱棉、绫罗绸缎,从美味珍馐到亭台楼阁,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歌赋,从琴棋书画到山水园林,文化成为民族的精魂,染上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性光辉。

中国人在灾难之后,必须重新振作,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中国文明在宋代以前,绝大部分时间处在世界巅峰,现在,是重回国运的时候,我辈恰逢其会。

最后,借用许先生的话,用来警醒。“为了从同归于尽的灾难中自拔,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摛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

作者:刘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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