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
民国女画家张荔英和潘玉良，一个终老南洋，一个魂断巴黎。潘比张年长十一岁，两人家境天壤之别，张荔英出生富贵之家，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与潘玉良早年的青楼生涯截然不同，但两人在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名垂画史。
澎湃新闻获悉，“此心安处：张荔英回顾展”近日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对外展出。从45岁来到马来亚，47岁定居新加坡，到87岁去世，张荔英在狮城安稳度过了漫长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实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加坡艺术家。新加坡对张荔英来说，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实际上，高更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画家。
2015年11月24日，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正式开幕。这座美术馆，经过10年筹备、耗资5.3亿新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打造、由殖民时代的老建筑新加坡前最高法院大楼和政府大厦改建而成，气派不凡。
为庆祝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开馆五周年，今年11月27日至明年9月26日，举办“此心安处：张荔英回顾展（Georgette Chen:At Home in the World）”，长达十个月。这个展名取得好，不管张荔英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艺术就是她的精神家园。
张荔英（1906-1993）《自画像》
张荔英（1906-1993）祖籍浙江南浔，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女儿。她出生浙江（之前有人认为她出生巴黎，研究者新近断定她出生浙江），先后在巴黎、纽约、上海接受教育。前半生适逢战乱，颠沛流离，法国、美国、中国三个场景，各构成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后半生则安心南洋，1951年，他与第二任丈夫何永佶（何香凝的侄儿）从法国来到马来亚的槟榔屿，任教于韩江中学。1953年定居新加坡，同一年她与何永佶结束六年婚姻关系，劳燕分飞。应林学大校长之邀，张荔英1954年任教“南洋美专”（现在的南洋艺术学院），直到1981年退休，一教就是27年，所以张荔英不仅是杰出的画家，也是优秀的美术教育家。1966年，她入籍新加坡，1993年病逝。由于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住在新加坡鹰阁医院，由李氏基金照顾，并承担医药费用。从45岁来到马来亚，47岁定居新加坡，到87岁去世，张荔英在狮城安稳度过了漫长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加坡艺术家。与林学大、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刘抗并称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相对于巴黎纽约上海的繁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加坡对张荔英来说，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实际上，高更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画家。
展览现场
这次张荔英回顾展一共展出69件画作和74件文献资料，部分作品从中国、日本的美术馆及私人藏家那里借来。有一幅《北京风景》借自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若干年前，一位新加坡收藏家卖给福冈亚洲美术馆），画面呈现的是紫禁城午门、金水桥及河水，水中有白云及门楼的倒影，构图、笔触和色彩都非常精彩。这幅作品完成于1945-1949年之间，张荔英把它一直带在身边，从中国到法国又到马来亚，不离不弃，可见对它的喜爱和重视。1953年，张荔英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个人展，包括这幅《北京风景》，一位收藏家对这幅画表示兴趣，有意购买，但张荔英舍不得出售，她重新画了一幅几乎同样的作品卖给这位收藏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幅《北京风景》浮出水面，一度以为“闹双胞”，后来证实两幅都是真迹。1953年重画的《北京风景》2004年出现在拍卖市场，最终为新加坡人拍得，现在悬挂在瑞吉酒店（The St. Regis）。《北京风景》，对张荔英而言，大概不仅仅是一幅画，而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是“故国平居有所思”。
张荔英《北京风景》
张荔英风景作品 1930
展出的两幅荷花作品，其中一幅《莲花颂》是上海龙美术馆的藏品，能够借来展出，机会难得。这幅《荷花颂》创作于1962年，是张荔英在朋友家荷花池的写生作品，2013年在拍卖会上，刘益谦王薇夫妇以916万港币拍得。张荔英在谈到这幅作品时说：“大约持续了十来天，每天早上七点到傍晚六点，我仔细观察并欣赏不同光影下，这些白色和粉色花朵的变化，我慢慢了解了它们。”另一幅《风中之荷》创作于1970年，是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常年展出，我看过多次，但这次和《荷花颂》放在一面墙上，两幅作品同时欣赏，也就相得益彰，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我们知道南浔张家花园里就有一片荷塘，张家附近的“小莲庄”更是以荷花出名，尽管张荔英在老家生活的时间有限，但江南水乡的荷塘一定留在她记忆的最深处，成为家乡的一个符号。这两幅荷花作品，其实就是她的自画像：高洁，颤抖，摇曳，坚韧，自信，睥睨天下。我们可以把她笔下的荷花与她1934年创作的《自画像》联系在一起看，都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敢作敢为，绝不同流合污。
张荔英《荷花颂》
张荔英日记 1935年
张荔英的第一段婚姻一直被人津津乐道，1930年，24岁的她下嫁55岁的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长陈友仁（Eugene Chen），除了31岁的年龄差，陈友仁的政见与她父亲张静江也不同，张静江当然不同意，但女儿坚持，父亲也就勉强同意。1944年，陈友仁病逝，之后张荔英仍然不改前夫Chen姓，1947年再嫁何永佶后仍然如此，她所有画作的签名都是CHEN。
张荔英与丈夫陈友仁
张荔英画过多幅陈友仁画像，这次也展出了三幅，将陈的神情抓得很准。张荔英的两段婚姻都没有生下孩子，对她或许是个遗憾。张荔英特别爱画“家庭人物”和“母子图”，下意识里是在补偿现实中的不足？《烤沙嗲的男孩》，左边一对母子在吃沙嗲。《全家福》画了张荔英在槟城的朋友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客家人家》描绘母亲和三个子女，母亲给婴儿哺乳，大女儿给小女儿喂饭。早期的作品《母与子》，母亲抱着孩子坐在窗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小宝贝，画面温馨。《东海岸小贩》里虽然母亲为了生计，艰辛叫卖，但左下方两位女儿无忧无虑，红艳的马来峇迪蜡染（batik）服饰，十分绚丽，给人留下母女三人幸福灿烂的印象。张荔英把一个女人的柔情投射到她的母子图里，在艺术上完成了“母亲角色的替代”，所以也就格外感人。
张荔英《烤沙嗲的男孩》
张荔英《全家福》
张荔英《东海岸小贩》
张荔英1943年写了《艺术的点滴》一文，表达了她的艺术观：“我虽然是属于现代画派，但我感觉我是无从模仿任何一派的画格的。我所画的是我所见的，无论是风光与人物。在巴黎的艺苑里，尤其是在孟派纳思（今译为蒙帕纳斯，巴黎艺人区之一），我会研究各派画的倾向和画格，可是我始终感觉到我是不能依傍他们任何一派的。在我的经验中，我最不愿从我的想像来画，我要画人们的实际生活。从想像画的永不能接近真实。人的生活是活跃的、新鲜的、有力的。”张荔英定居南洋以后，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她对新加坡热带的气候、阳光、色彩、种族、风俗，都充满兴趣。“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很适合户外画画，她开着一部Morris Minor 1000红色轿车，四处写生。当年女性开轿车非常惹人注意，实际上她也是众人仰慕的艺术家，她身材娇小，却风姿绰约，有着迷人的魅力。她还把她的红色轿车画进了《船与老店屋》（作于1960年）的右下角。新加坡文史研究者章星虹发掘出1959年8月30日《海峡时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文中提到张荔英的一次演讲，张说：“初抵马来亚，正是榴梿飘香的季节。那是我第一次吃榴梿，一吃就被这个‘果中之王’迷住了。后来有朋友预测说，我肯定会在马来亚住下来。因为凡是喜欢吃榴梿的人，都会在马来亚开心地长住下去。”这时，张荔英已定居新加坡六年了，显然，她爱上了这片热土。榴梿谐音流连，有流连忘返之意——早期华人希望能尽快扎根下来，就赋予了榴梿某种神性或魔力。
张荔英《客家人家》
张荔英精通英语、法语、中文，到了马来亚后，她开始学习马来语，可以和马来族朋友用马来文来往书信，她还有一个马来名字Chendana（檀香木的一种）。由于语言上的方便，她可以深入马来社群，画马来族群的题材，这次展览中，就有多幅马来题材的绘画，譬如《马来婚礼》《马来家庭》《丁加奴集市景观》，还有前面提到的《烤沙嗲的男孩》《东海岸小贩》等。
张荔英《马来婚礼》
她还画了一张马来少女《Rohani》肖像，鲁哈妮（Rohani）是她南洋美专的学生，也是她的朋友。由于两家住得很近，张荔英经常开车送鲁哈妮回家，在车上，她俩聊得很愉快。画中鲁哈妮身穿红底白花衣服，头披大红纱巾，脸部表情显得孤傲坚毅，神态非常像张荔英，也许张把她当作女儿看待？说到张荔英和马来人的关系，就不能不提“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1931年，他在游轮上与陈友仁张荔英夫妇结识，在陈友仁的鼓励和引领之下，东姑阿都拉曼后来从政。这次展出了1956年张荔英在吉隆坡举办画展的相关资料，当时东姑阿都拉曼是马来亚的首席部长，他和夫人出席了张荔英画展开幕式，张荔英还为东姑阿都拉曼画了肖像，也在那次展览中展出。第二年，也即1957年，东姑阿都拉曼被推选为马来亚第一任首相。
张荔英《鲁哈妮肖像》
张荔英（右）与“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及其夫人，1956
静物画是张荔英擅长的题材，她后期作品多画热带水果，香蕉、榴梿、山竹、柚子、红毛丹经常入画，尤其是红毛丹，她被称为“红毛丹专家”。她也喜欢画各种篮子：草编的、竹编的、藤编的，还赢得了“Basket Chen”的称号。尽管张荔英婚后随夫姓，直译是陈篮子，但是翻成中文，还是应叫“张篮子”更妥。“篮中水果”，成了张荔英静物画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荔英《静物》
张荔英《静物》
民国女画家张荔英和潘玉良，一个终老南洋，一个魂断巴黎。潘比张年长十一岁，两人家境天壤之别，张荔英出生富贵之家，与潘玉良早年的青楼生涯截然不同，但两人在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可名垂画史。
展览海报
（本文原题为《此心安处：新加坡举办女画家张荔英回顾展》）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