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
新加坡贪WU调查局（Corrupt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CPIB）成立于1952年，是新加坡反贪WU的执法机构，前身是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CID）中的反贪处。CPIB成立初期，贪WU现象积重难返，腐化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制定于1960年的《防止贪WU法》赋予CPIB极大的权力，并规定了保障这些权力行使的具体措施。此后又根据实践的需要多次对《防止贪WU法》进行修订，不断扩充CPIB的职权，强化反贪WU的侦查职能及手段，使CPIB逐渐成为一个强力的反贪执法机构。1970年起，新加坡贪WU调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公署，其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工作由总理直接领导，对总理负责。
新加坡贪WU调查局坐落在著名的红山区麟谷巴鲁2号，这是一幢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办公楼，楼不高，白色的外表，就像普通的民居一样，但这里的确是让很多贪WU分子闻风丧胆的地方。它坐落在大片组屋群中，靠近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站。这正是贪WU调查局想要的效果：距离闹市不远，距离普通市民很近，人们可以方便来检举贪WU行为。
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 反贪WU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WU受贿的人。有人曾说：“新加坡贪WU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倍。在贪WU犯被抓概率低的情况下，有的被抓的贪官往往还很不服气，会说：为什么抓我不抓他？认为自己被抓只是运气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侥幸。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受处罚的概率。如果违法者受处罚的概率很小,即使再严厉的处罚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慑作用就是巨大的，关键是让贪WU者付出代价。”
贪WU调查局一楼大厅的陈列柜中有这样一封遗书：总理：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你的忠实的郑章远。
这就是曾经轰动新加坡甚至国际社会的郑章远事件。这位前国家发展部部长收受了80万新元贿赂，事情被揭发出来后，由于不能面对法庭和舆论压力而自杀。死前，他向当时的李光耀总理留下遗书。即便如此，国会还是向全国作出了公开说明，以向人民交代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一些高官贪WU犯罪被查后下场都很惨。有的生活无著，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选择了自杀。在新加坡一旦被发现有贪WU行为，就再也不会有人雇用你，你就被社会唾弃了。这使很多人都不敢以身试法。”贪WU调查局策划组组长罗荣兴介绍说：“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和行政处罚，让贪WU犯罪者得不偿失。”
一个公务员如果有贪WU行为，将要付出“高额经济成本”，将处处面对“得不偿失”。贪WU调查局官员陈启明先生为我们算了一笔账：按照规定，如果一个公务员为政府服务了33.5年，那么，他工资中的每1000新元，可以换算为11.6万新元养老金。按月工资1万新元计算，其退休时就可以拿到116万新元养老金。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月薪，有的达到30万新元，其养老金甚为可观。这就是经济上的贪WU成本，失去的远远大于贪WU所得。
有一位博物院院长，因收受建筑工程队4万新元贿赂，被判刑1年。而他只有几个月就要退休，养老金被全部取消，老年生活失去来源。事实上贪WU者还要付出“亲情成本”，这位老馆长的妻子是一名教师，因受不了打击而自杀。让贪WU者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舆论压力、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严苛的反贪举措让每个人都明白：失去的远大于得到的。
总结起来，新加坡保持官员廉洁的最有效的保障在于：一，建立了一整套反贪WU的法律体系；二，有“权比天大”的贪WU调查局等机构的强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