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
冼星海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歌咏队。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1939年4月13日晚，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演，观众在千人以上。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由鲁艺100余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指挥。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都站起来鼓掌，毛泽东连声说了几个“好！”
冼星海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亮相，此后《黄河大合唱》响彻了青纱帐，响彻了大江南北，响彻了全中国！周恩来题词高度赞誉音乐家“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而冼星海，这个出身社会最底层、以天才与勤奋走到历史舞台高光处的音乐巨匠，以此在中国音乐史、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疍民遗腹子 《顶硬上》伴随成长
冼星海虽然祖籍在广东番禺(今广州南沙区榄核镇湴湄村)，但家里是疍民，就是旧时代备受轻贱的船民，并无土地可以立足，而是以船为家，过着随水漂流、动荡不宁的日子。正因如此，1905年6月13日，遗腹子冼星海出生时，是在澳门海边的一条船上。
冼星海的父亲冼喜泰是个船工，36岁时被大海吞没生命。母亲黄苏英，带着年幼的冼星海，一直在澳门、新加坡、广州等地漂泊。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回忆过往时曾表示，最佩服奶奶了，没有她的努力，就没有父亲的音乐成就。
黄苏英是一位毅力非凡、目光长远的母亲，从她给儿子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极为大气。冼妮娜说，奶奶最爱唱一首粤语民歌《顶硬上》，歌词是这样的：
顶硬上，鬼叫你穷，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铁打心肝铜打肺，立实心肠去捱世，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捱得好，发达早，老来叹番好。
血呵、汗呵、穷呵、饿呵，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转弯、抹角、撞吓呢！留神呢！借光呢！哎呵哟呵哎呵哟呵，
顶硬上，鬼叫你穷。
《顶硬上》是码头苦力唱的劳动号子，最底层人的歌谣，但其中并无自怨自怜，而是充满不屈的呐喊。这首歌伴随冼星海长大，培养了他不折不挠的精神。
从小气概非凡 展现天才一面
尽管穷无立锥之地，但黄苏英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而冼星海也在儿歌与粤曲的熏陶中萌生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1911年，冼星海的外祖父黄锦村去世后，黄苏英去新加坡做佣人维持生活，6岁的冼星海进入养正学校读书，在学校军乐队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
据当年养正学校的校长教育家林耀翔在1956年写的《50年之回顾》提到学生冼星海：“唯其刻苦耐劳之精神，勤奋向学之毅力，实有过人之处。且不以贫苦而自卑，大有舜人也、我亦人也之气概，此则非一般儿童所能及……”
在养正学校，冼星海赢得了在校工读（免费）食宿的特批，并由林校长介绍冼星海帮助老师区建夫整理乐器，随班学习铜乐。在区老师的启迪下，冼星海展现了天才的一面。
7年之后，广州岭南大学（今日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的创始人钟荣光到新加坡筹集办学经费，经林耀翔推荐发现冼星海很有音乐天赋，便将他带回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华侨班免费读书。
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在学校半工半读当校役，负责上下课摇铃、擦黑板等工作。他学习勤奋，喜爱文学、书法、美术，尤其酷爱音乐，擅长吹奏单簧管(也称黑管，民间称“洋箫”)，故有“南国箫手”的美誉。
随着年岁增长，冼星海的音乐才华也日益成熟。为了探索和深造，他于1926年考上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音乐理论和小提琴，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1928年，到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提出“中国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
饥寒交迫中 以音乐表达杜甫诗意
1929年是冼星海命运中转折的年头。夏天，他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由于没钱买船票，靠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巴黎。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加隆教授也不收学费。
可怕的贫穷仍然在追击着他。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在塞纳河畔几次晕倒，险些被警察送进陈尸所。冼星海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1931年冬天，在一个无法入眠的寒夜，听着呼啸的冷风，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冼星海灵感涌动，写下女高音独唱曲《风》。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并特地在巴黎的广播电台上作了介绍，还在公开场合演奏。在名家的推荐下，冼星海进入了当时世界著名的音乐学校——国立巴黎音乐学院，在保罗·杜卡教授的高级作曲班深造，成为第一个考入这个班的中国留学生，并获得了荣誉奖。当学校问他要什么物质奖励时，他的回答是：“要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了他一叠足以维持求学期间生活的饭票。
抗日救亡 与妻子共赴延安
1935年的夏天，冼星海毕业回到上海，很快应邀参加了南国社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的活动，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在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冼星海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渐渐自觉了自己的任务，我毅然地加入救亡运动，专心写救亡歌曲。”
1938年，南京沦陷，重庆成为陪都，武汉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人们集合起来唱歌，有一首歌的名字是《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人们希望武汉能像马德里一样长时间地顶住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歌曲的作者就是冼星海，他已随着洪森、金山等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了武汉。
在工作过程中，冼星海认识了武汉的文艺骨干钱韵玲，两人很快陷入爱河。钱韵玲是著名左翼学者、共产党员钱亦石的女儿，在她的影响下，冼星海心中渐渐升起对延安的向往。
1938年10月1日，新婚不久的冼星海和钱韵玲夫妇踏上了去延安的路。当时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合唱被叫做“全民抗战”，冼星海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教学，一边常被延安各单位邀请去组织歌咏队，指挥“全民抗战”。
在延安一年多是其创作巅峰期
1938年11月到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是其一生音乐创作的巅峰。他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六部大合唱和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未定稿）、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
对他来说，入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毕竟留法六年，一时难以适应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因无处发泄，竟将隔壁人家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根据1940年3月21日冼星海写的一封长信（后以《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为名发表），冼星海在延安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延安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吃鸡委实不易。
6天6夜不间断 完成《黄河大合唱》
物质条件的不足并未影响创作者的激情。冼星海很快就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政治学习。他写信给田汉说：“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他觉得，音乐理论上过去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可以找到答案。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6月14日入党。
1939年除夕夜，冼星海来到一间窑洞，与来自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400多行的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朗诵结束后，一片寂静，随后掌声爆响。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的椅上，霍然起身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交给我！”
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有先动笔，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同志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后开始了默默酝酿。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冼星海不间断地创作，才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
创作前，因在延安吃鸡不易，他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他原来喜爱甜食，要求光未然买来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用烟杆吞云吐雾，妻子在旁为他用黄豆粉和红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激昂亢奋又婉转抒情的时代乐章，被中国音乐界认为属于20世纪中国音乐能够传世的“两首曲子一首歌”（曲子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便是《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气势雄伟，布局庞大，音乐与内容浑然一体，用山呼海啸的黄河怒涛表现中华民族磅礴汹涌的抗战力量。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首演，观众千人以上。冼星海亲自指导，光未然亲任朗诵，演出非常成功，轰动延安。
滞留苏联 幸遇好心人全心救助
1940年5月，冼星海受党委托前往苏联为抗战新闻片《八路军与老百姓》作曲配乐。11月到达莫斯科。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攻势猛烈，而苏军节节败退，此前在国共之间首鼠两端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投蒋。冼星海回国途中也受阻，在苏联境内辗转数地后，最终在1942年底到达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冼星海化名“黄训”。虽然在国内享有盛名，但身在异国他乡，他举目无亲，隐姓埋名，自己还不会俄语，境遇可想而知。更严重的是，他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贫病交加，身体数次濒临崩溃。
天无绝人之路，哈萨克斯坦的音乐家同行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43年一次音乐会结束后，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与茫然不知何往的冼星海相遇。当时身处寒冬，冼星海怀抱小提琴坐在皮箱上，身上连大衣都没有。虽然言语不通，但拜卡达莫夫不忍同行露宿街头，将冼星海带回家中。
当时食品供给困难，拜卡达莫夫的日子也十分艰难，但他的母亲和姐姐仍热情接纳了冼星海，并分食其全家人仅有的战时政府尚无法正常供应的限量配给食品。冼星海分享着他们的帮助与关怀，迎来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相继写出了作品《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等。
看到拜卡达莫夫一家生活拮据，冼星海将随身携带的值钱物品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包括自己最珍爱的音乐书籍，用以报答他们。拜卡达莫夫向当地政府联系推荐，但因处于卫国战争最困难时刻，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编制与口粮始终难以解决。于是拜卡达莫夫推荐他到哈北部城市科斯塔奈，为当地初创的音乐馆做音乐指导。1944年初，冼星海启程前往，开始了在哈另一段生活。
临终叹息：我还有30年创作计划！
科斯塔奈气候严寒，恶劣的饮食条件和微薄的薪金也让冼星海的身体每况愈下。即便如此，他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当年3月，科斯塔奈音乐馆开幕并在当地举行了卫国战争爆发以来第一场音乐会，他不仅负责指挥，还亲自参加演奏。
不幸的是，磨难和严寒最终击垮了冼星海的身体。1945年春天，在一次去山区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染上了肺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他被转移至莫斯科治疗，因医治无效在当年10月去世。
令人惊奇的是冼星海在住院治疗期间，甚至在逝世之前，创作欲望始终没有减退，头脑也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他强忍病痛补充完成了《创作札记》，构思创作《胜利交响诗》(这部作品手稿尚未找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克里姆林宫医院病房，冼星海对护理人员高声喊道：“快！快给我拿谱纸来，我要写一首《胜利交响诗》来庆祝伟大胜利，不然我的乐思就要溜走了。”
他在临终之前还向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多么希望再活三十年，我还有三十年创作计划需要完成啊！”
伟大的音乐家已逝，但他的音乐还在我们耳边回响。大地上也到处留下他的遗迹：在澳门，有冼星海纪念馆；在广州，有星海音乐学院，有星海音乐厅，有他的故居；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街，纪念着他与拜卡达莫夫的友谊，也纪念着他为音乐、为民族、为世界所做的一切。
采写：南都记者 方军
综合整理自冼星海女儿回忆文章、《冼星海：延安一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世纪》杂志，2010年）、《人民歌手冼星海》（三联书店，1949年）中冼星海自述文字、《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以及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社等报道。
学术顾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卢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