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小米、OPPO等中资企业遭突查，267个中国应用被禁，在印度做生意越来越难。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刘哲铭
编辑｜李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开玩笑的时候，程峰（化名）的妻子会跟他说，中国的婚姻法规定，两年不见面就自动离婚了。
1270天，在印度14年里，程峰第一次这么久没踏上家乡的土地。他爱和妻子去“江南宋城”的古城墙散步，码头外泊着的排排小船，棚顶五颜六色。夏夜里，钓鱼、跑步的人互不打扰，偶尔有冰凉粉的吆喝声和广场舞伴乐争个高低……但关于赣州的颜色、味道还有声音都暂时只能停留在回忆里。
虽然程峰在印度的工厂已经能达到年利润300万元左右，但依然不能为国内的同事办下签证。没人来接班，程峰只能自己继续留在印度管理工厂。
“现在的签证一般不对私人企业开放，一些大型集团公司可能会稍容易一些，但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印度政府基本上不会发放签证。”他介绍说，和以前办理签证的流程有所不同，目前印度签证需要印度内政部同意，中国使馆才会签发。
不单单是签证收紧，2月15日，印度税务部门对华为在印度的多个场所进行了现场搜查。前一天，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还以“安全威胁”为由对有中国基因的54款APP下达禁令，下架的APP主要以应用类为主，但也不乏腾讯、网易等公司的手游产品。
再往前，2020年6月，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发布声明称，为保护印度主权完整、国防安全与社会秩序，将封禁包括TikTok、微信、快手、UC浏览器等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软件。随后，又经过三次禁令后，共计有267个中国应用被禁。
印度班加罗尔的华为印度研究所
在程峰的印象里，这和5年前的环境不太一样。
2017年早春，壮志踌躇的雷军计划攻下印度市场。跨过喜马拉雅山脉后，雷军不仅受到了印度总理莫迪接见，还与印度IT部长、财政部长会面畅谈。在那场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接见里，莫迪问雷军，小米能不能预装印度政府的APP，甚至亲自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小米第二座印度工厂的照片，并赞扬“小米是印度制造的重要助力”。也是这一年，小米在印度市场营收达到了837.93亿卢比，较上一年的104.62亿卢比，同比增长近七倍，实现扭亏为盈。
那时正值中方手机厂商与印度的“蜜月期”。2014年，莫迪政府开始推行“印度制造”的国家战略，恰逢中国国内手机市场增长疲软，“华米Ov”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这个拥有仅次于中国人口的12亿人口大国，期望在印度再造新的增长神话。
这样的策略也在后来得以印证。数据统计，2019年，印度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市场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高达74%，市占率前五名中，除第二名三星，其余均来自中资品牌，分别为小米、vivo、realme和OPPO。
随着手机厂商掘金印度，一批相关产业链工厂随之迁往印度，程峰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很难说清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程峰感觉：“这两年生意真的不好做，印度对中国企业没那么友好了。”
查税
在所有麻烦中，“查税”是程峰最不想听到的词，因为每查一次，他就面临一次罚款。
有一次，四五个人找到程峰查现金账，以“取钱超额”罚了他。还有一次，程峰的朋友从国外进口了一台价值100万元的机器，到机场，这台机器必须按200万元的价格征税，因为对方认定这台机器值200万元。
小米也没逃脱被查税的命运。
印度财政部于1月5日在印度政府新闻局网站公告，在近期一场税务突袭行动中，有证据显示小米在印度业务涉嫌逃税并违反印度海关法，要求小米印度公司补缴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之间遗漏的税款，金额高达65.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6亿元）。印度财政部认为，小米印度公司在进口价值申报中，没有将其向美国高通公司和北京小米移动软件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和特权使用费计算入内，压低货值，违反了印度的海关法。除了小米之外，OPPO、vivo、一加等中资手机企业都在这场突袭中“中招”。
被印度总理赞扬“小米是印度制造的重要助力”的小米，也没逃脱被查税的命运
“小米、OPPO、vivo这种大公司这么大体量，做什么肯定是很正规的，税务怎么可能会出现大的漏洞？”程峰难以置信地说道，“查税就是针对中方企业，围绕手机产业。”
一位不愿具名的采访对象表达了和程峰相似的看法：“中资企业在印度目前是没有话语权的，而同样在印度大举投资的日韩投资者却不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个已知的数据是，印度已有40000家新兴企业和近40家独角兽企业。而其中的投资仅有10%来自印度，90％的资金来自美国、中国、日本和新加坡。
这名采访对象表示，习惯性查税可能是因为当地之前的处理方式：“印度人的罚单可能会搞得非常大，但能通过人际关系谈判，罚5亿元实际可能500万就搞定了。”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不只是印度的问题。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认为，“这两年出现了很多中国人操盘的现金贷，对印度人的影响挺大。在中国内地也曾发生过恶意催贷，甚至是逼贷的情况，在印度更恶劣。”
2020年11月27日，印度知名情景喜剧作家阿比舍克在公寓里结束了生命，留下的一张便条上写到，已经竭尽全力解决财务困境，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再也受不了。
沸沸扬扬的舆情最终以印度严打现金贷，逮捕相关中国人，并要求谷歌封锁158款即时融资应用程序收场。
“现金贷是得不偿失的，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很大。让印度人认为中国的投资者是掠夺者，而日韩才是真正的投资者。”杨述成说道，“他们不再相信中国人会在这里有正常经营，这可能是查税的原因。但查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劳资纠纷等等。”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政府隔三差五地“找麻烦”，让程峰觉得当地政府对中方企业并不友好，一气之下把工厂从印度北部搬到了南部，“北部靠近新德里，南部会好些”。
范本
从2018年9月滞留在印度开始算起，程峰离家的记录又多了一天。受疫情影响停工五个月时，他每天去工厂边转转，看看注塑厂的设备，“那时候肠子都悔青了，但叫我回国内做生意，重新开始也比较头痛，我也不愿意放弃在印度的积累。没办法”。
十年间，程峰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依然还拿着1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几乎没涨。在当时掀起的那股出海淘金热里，印度由于人口红利和手机产业链的发展堪比出海范本。“摄像头、背光、组装等都可以在印度找到，大大小小的能带动产业链上几十家上百家中国企业。”程峰介绍说，“其实在印度做生意，还是做中国人生意。”
小米在金奈、班加罗尔、新德里等地相继建厂，而OPPO位于大诺伊达的第一家工厂已能达到每年生产1500万部智能手机的能力。产业链上的企业，如联发科早在2013年在印度布局，光弘科技收购闻尚，与德通讯、智慧海派、财富之舟等ODM公司同样在印建厂。
印度城市班加罗尔，中国手机的广告牌
杨述成认为，“如果一个中资企业想到海外去投资，目前印度依旧是不变的选择，一人口红利，二增量市场，三广阔市场，四新生市场。全球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或者在走向全球的路上这是第一批，这就像当年的日韩欧美企业走到中国、走到海外，他们已经很成熟了，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但战略不变。”
2021年对于印度创业生态来说仍然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印度初创企业获得的投资已达360亿美元，较2020年的110亿美元增长超过200%，创造了42家独角兽企业。2020年印度的活跃互联网用户数量为6.22亿，预计在未来5年内将增长45%，到2025年印度互联网用户总数将达到9亿。
在不断膨胀的印度市场，中国企业却因为疫情、民众情绪、抵制等原因错失良机。杨述成说，从物流角度去看，中国对印电商产品就减少了差不多60%以上。
“中国人勤劳，能拼搏冒险，我们要呼吁中国企业在印度、在海外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宗教文化与人文。另外要做整体的布局，还要学会抵抗风险，只有完善这些方向，中国企业才会有更大的成功，有话语权。”杨述成表示。
2018年是程峰工厂效益最好的一年，今年他打算冲冲业绩，“国内的人过不来，还留在印度的人少了，竞争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