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作家亦舒最喜欢吃鸡尾包，售价廉宜，且松、厚、脆，下午三点正出炉时，她一口气可以吞四五只，急得连垫在面包底下的纸杯都一并吞下，「香味直传丹田，马上可以多写三千字。」
我如梦中惊醒，急急去买，未结账便贪婪地塞进嘴咬一口，却大失所望。
其实就是一种粗糙食物，长条形面包内裹一团糖霜，源于经济萧条的五十年代，食肆为减少浪费，将卖剩的面包加入砂糖，制成馅料，做成鸡尾包。可我就是不甘心，空口将买来的三五只全部吃光光，仍没写出那三千字来。
原以为被骗，所谓食物能带来创作灵感，不过是亦舒一人的迷信。直到看见贾平凹的《入川小记》，写他半夜进抄手店，「酒有泸州老窖，也有成都小曲，配一碟酱肉、香肠，来一盘胡豆、牛肉，还有那怪味兔块，调上红油、花椒、麻酱、香油、芝麻、味精，立即面红耳赤，额头冒汗。抄手煮好了，皮薄如白纸，馅嫩如肉泥，滋润化渣，汤味浑香，麻辣得唏唏溜溜不止。摇摇晃晃而走，想那神也如此，仙也如此，果然涌来万句诗词，只恨无笔无纸，不能显形。」
耄耋之年的白先勇也如此，他在新加坡吃潮州糜，喝椰子水，啃榴莲，直到夜里十二点半，尽兴而归。回到酒店，他脱口便说，「补充了榴莲能量，现在可以把写了一半的《红楼梦》前言继续写完。」
简直令人吃惊，谁能想到这万字长文，竟有榴莲一份功劳？
看来食物当真能刺激人的创作欲，对于作家是不可或缺的滋养。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听说有哪位西方作家，因吃了什么东西，产生创作灵感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每天要写足十三个半小时，却只喝浓浓的土耳其咖啡；写出《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最多一边吃可颂面包一边写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严格控制饮食，认为作家首先要有好的身体，「每天纵欲狂欢就无法动笔了。」
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人爱吃，认定了吃是一种最基本的生活艺术，以此辅助写作，自以为十分受用。因此，中国的文人也兼任美食家，自己吃了不说，还动辄写进小说里，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小妾晚香为凤举准备消夜，「一碟子糖醋拌咸雪里红，一碟海虾肉拌芹菜，一碟干桃仁，一碟子生四川泡菜，上面还铺着几丝红椒。」张爱玲的《十八春》，世钧到了曼桢家，「顾太太临时添了一样皮蛋炒鸡蛋，又派孩子去买了些熏鱼酱肉，把这几样菜都拥挤地放在世钧的一方。」
不怪作家们如此依赖，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脑力劳动，但要长期伏案写作，不如说更接近体力劳动。我曾听不止一位同行说过，年轻时一天能写两千字，现在只能写五百字了，倒不是灵感枯竭，而是体力衰退。
食物所带来的不单是创作灵感，更有体力的补充。
就像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夫妻俩半夜饿醒，去麦当劳抢走三十个牛肉汉堡，丈夫塞了六个进肚，妻子也一鼓作气吃下四个，「这时候，再也看不见海底火山的模样了。水面一片平静，倒映着蓝色天空。我横躺在船底，闭上了眼睛，等待涨潮将我运到最合适的地方。」
其实村上和马尔克斯一样，都是控制饮食的人，早上跑步，午后游泳，可他却将食物的作用描写地如此精准，我才不信他多克制，必是一边吃一边写出来的。
編輯： 六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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