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亏损、倒闭!KTV正经历着最黑暗的时刻

你有多久没去KTV了?

为何年轻人都不去KTV了?

线下KTV不行了?

KTV倒闭潮来了?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2年,KTV行业受到了重创,许多公司与企业都被迫转型甚至停业。


真爱范特西、钱柜

等多家中国KTV亏损/停业


2020年底,周杰伦结束与他合作近10年的餐饮娱乐公司——西安真爱范特西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爱范特西”)。


真爱范特西成立于2012年1月,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服务、食品销售、KTV、酒吧等。但是,从其开业后三年及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爱范特西是处于亏损状态的。2013年-2015年7月31日,真爱范特西的总营业收入为1748.351722万元,净亏损为61.696662万元,2015年归属股东周杰伦的损益则为9.3万元。


2020年10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一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真爱范特西因未经授权播放《燕尾蝶》《成全》《当爱已成往事》《梦醒时分》等313首音乐电视作品而被起诉。


以此同时,一则“周杰伦投资KTV被告近300首歌侵权”事件在网络引发热议。音集协声明称,被状告的“真爱范特西”KTV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滚石音乐)拥有著作权的2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MV),被侵权作品中包括3首名为《彩虹》的MV。


对此周杰伦个人公司杰威尔音乐表示:


对于真爱范特西KTV而言,失去了天王名头的光环,又处于KTV行业的严冬之下,能否安然“过冬”还是一个问题。


内地情况不容乐观,宝岛“台湾”亦如此。


1995年1月,内地第一家钱柜在上海静安开业,两年后又分别在黄浦和卢湾各开了一家,把日本量贩式的卡拉OK模式真正带到了中国。至此,钱柜慢慢走向巅峰,KTV也迎来了属于它的盛世。


2015年开始,钱柜在北京的首家门店“朝外钱柜”宣布关门,这个曾在2008年靠着18家店霸占内地市场的品牌,到2015年只剩下最后5家,基本宣告钱柜在大陆市场的全面溃败;2021年6月,钱柜营收1060万新台币,同比减少95.9%。



然而这个行业的老大倒下了,并不意味着让出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相反,这只是整个KTV行业萎缩的侧影。


2015年,团购APP拼低价来争夺市场,掀起了O2O大战,低价厮杀,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对品牌损伤严重,麦乐迪、好乐迪被削弱,乐声、大歌星等传统品牌黯然离场。2021年6月,好乐迪营收930万新台币,同比减少96.2%。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我国现存的KTV企业仅剩6.4万家,注销或吊销的企业多达4万家,几乎相当于现存数量的2/3。同2015年巅峰时的12万家相比,这个数据堪称腰斩。


同样,卡拉OK的发源地,日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

收益同比减少61.3%


2021年,日本财经网站“The Owner”发布了一篇题为《卡拉OK业界的超悲惨现状》,文章给出了一组东京商工咨询的数据。

2021年,全日本46家卡拉OK店,收益同比减少了61.3%。其中最大的三家,第一兴商(旗下有Big Eco、DAM)一年亏了近188亿日元,腰高会社(旗下招财猫卡拉OK)半年亏了近17亿日元,铁人化计划(旗下铁人卡拉OK)半年亏了近4亿日元。

此外,受疫情影响,新加坡的KTV也岌岌可危。


新加坡20所家庭式KTV,

仅剩8家


新加坡家庭式KTV是受害者之一。疫情之前,新加坡有20所家庭式KTV,2年过去,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停业的只有寥寥8家。如今,这仅剩的8家也摇摇欲坠了。


新加坡万事通(公众号ID:SingaporeTong)采访了新加坡娱乐联盟协会与本地多家家庭式KTV企业的业主,这才了解到他们这两年来过得实属不易。



家庭式KTV业者转型困难重重

收入也大不如前


疫情期间,本地夜场迟迟不能开放营业,连带着家庭式KTV也一起遭殃。有些老顾客建议业主尝试转型,然而却没有那么简单。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我们有考虑过把旗下KTV的厢房改成餐饮场所,可最后却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疫情期间,餐饮行业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开餐馆的经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还要进军餐饮行业,想从他们嘴里分一杯羹的话,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Teo Heng董事张玉琴


早前,Teo Heng曾把旗下的一些店面改造成提供自习间、办公室和网上授课的场所。不得不说,这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也有许多老顾客前来支持。然而因为无法收取太高的费用,所以支出仍然远远高于收入。从今年开始,政府已经允许50%的员工返回办公室办公,他们的客人也就少了许多。


本地另一家家庭式KTV业者——嗨翻,却成功转型为提供餐饮服务的店面。据悉,他们的7间门店里已经有6间转型为餐饮场所。不过嗨翻的营销经理须合里佳却透露,他们现在的收入只有疫情前的10%左右。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嗨翻营销经理须合里佳


须合里佳说:“现在虽然我们有私人电影放映服务,可是电影院还在开放。有电影院,那大家为什么还要来我们这里?所以这是目前最让我们头痛的问题。其实我们推出了新概念后,我们真的要认真去想,我们能不能把顾客带回来。”


据了解,在疫情期间,每一个家庭式KTV业主都损失惨重。而Teo Heng更是亏损高达1000多万元!



前期装修投入太高

难以说关就关


既然生意一直在亏钱,那为何不赶紧结业止损呢?其实从业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每装修一间店面,大概要花费100万新币的资金,如果决定结束营业,根据规定,他们还要把店面再复原,然后还给业主。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单单是拆掉房间,一间分店就要花约50万元,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的14间店面已经关了10间,那数目可想而知。”


Cash Studio的负责人潘纲就指出,他们前期投入的金额实在太大,如果现在结业,那将会血本无归!



他说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坚守,当然有我们的苦衷。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慢慢建立的生意。比如说我,我是赚到钱,我就把钱投回去我的生意,这样从9个房间,扩建到最高峰时的190个房间,就是这样慢慢建起来的。” 所以,就算业者想转型,也必须要利用到现有的包间。


潘纲说:“我也很想转,可是我要想怎样用我的房间来转,而不是说全部拆掉来转。现在就是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怎么可以在符合政府的要求下,去转型。”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Cash Studio负责人潘纲



包厢必须上锁才能提供餐饮服务

关店期间,租金必须照付


去年7月,新加坡夜场发生了大型感染群事件,家庭式KTV也被拖累了。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表示,去年7月中旬,本地有超过400家转型提供餐饮服务的夜场,都要暂停营业两周。待当局检查通过以后,他们才能再次营业。


而家庭式KTV业者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必须要锁上全部包厢才能恢复提供餐饮服务,再次营业。对此,K.STAR的董事曹晶表示:“K.STAR在设计和装修方面可以调整的空间其实不多,因为我们整个地方,90%都是包厢,10%是走廊和后厨,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地方了。”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K.STAR董事曹晶


家庭式KTV,Major 99的董事陈爱凤也表示:“去年当局让我们暂时可以做餐饮,我们开三个月而已,又叫我们停业。我们已经尽量做,只是卖酒、卖小吃,已经学着做了很多东西,卤肉饭都做到很有名了,但后来当局叫我们停业,我们只能照做。”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Major 99董事陈爱凤


从业者表示,在申请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不能做生意,可是却需要交付全额的租金,这让他们觉得很无奈。


K.STAR的董事曹晶说道:“我们一个月的租金就有5万多,如果没法在第一时间得到政府的审查和批准,我们就无法营业,压力真心很大。”


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的创办人裴春清也说:“顾客都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一旦卡拉OK重开,就会回来支持。我听了很感动,也想坚持,但还有租金要付,政府又没有提到何时能重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傻子一直付那个全额的租金。我曾问过大厦的管理人员,能不能少付一点租金,但他们说不行。”



今年49岁的裴春清从年轻时就开始做KTV点歌软件设备的生意了。2019年他尝试开了一间家庭式KTV的店,结果疫情就来了。生意做不成,他打了许多临时工,甚至还参加了拭子检测员的课程,但一直没有工作机会。


左起:万事通执行董事姚董,新加坡娱乐联盟秘书锺尚鸿,Sing My Song Family Karaoke创办人裴春清


20家家庭式KTV只剩8家

业主希望能和当局谈一谈


家庭式KTV与夜店、舞厅和Disco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只是提供一个供民众唱歌的场所,平时每间包厢大概只有5-6个人,后者则是一大群人在一个紧密的空间里一起喝酒跳舞。而像Teo Heng这样的从业者,更是坚持了30多年不卖酒!


早前,Teo Heng曾联合其他8间家庭式卡拉OK业者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当局将家庭式KTV,与夜店、舞厅等娱乐场所区分开来。对此,当局表示理解家庭式KTV从业者所面对的处境,内政部正在探讨这些从业者的要求,不过目前依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受访业者表示,既然新加坡已经决定要与病毒共存,而且本地大多其他行业也已经恢复营业,希望当局能重新评估,让家庭式KTV尽快恢复营业。如果当局担心有人“浑水摸鱼”,那可以请类似新加坡娱乐联盟这样的中立组织监督,一旦发现不对,可立即向当局反映。


Teo Heng董事张玉琴表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不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新加坡的家庭式KTV就可能要消失了。我们恳求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这群人,设立一个特别的部门来和我们商讨一下重开的相关事宜?我们绝对可以跟你们配合。”



张玉琴建议,当局可以考虑举办一个试点计划,让他们这几家家庭式KTV业主作为一个榜样。如果他们重开以后,疫情突然反弹,他们心甘情愿从此关店,绝无半句怨言!


在线泛娱乐方式广泛


导致KTV行业落寞的原因当然不止疫情一个。高额的租金和音乐版权成本让本就艰难的KTV更加举步维艰。


开KTV,是一个重资产项目。就KTV的选址而言,一般会选择在核心的商业区,像温莎、魅KTV这类大型的连锁KTV,动辄就是两三层、几千平米。


魅KTV投资人吴海在《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中也谈到,魅KTV2020年月支出的租金成本已经占到经营成本的33%,而在四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5%。除了租金,还有设备、装修、人工、水电,哪一项都是必要且重头的支出。


2018年10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在官方网站发出《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要求各VOD(视频点播)厂商和KTV经营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经典曲目,版权问题也在无形中加大了KTV的成本支出。


2020、2021年,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联合相关行业组织出台针对卡拉OK行业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减免措施,为歌舞娱乐行业纾困解难,但也驱散不了多少笼罩在KTV行业头上的寒气。


疫情、租金、音乐版权……让KTV举步维艰,而新的、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拦截走了年轻人,对KTV行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


2012年,智能手机普及,2013年网易云推出以“歌单”为主的音乐APP,2014年唱吧类线上K歌APP风生水起,2015年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手游席卷全国……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化,中国年轻人的娱乐方式也更加多元化。


对于爱唱歌的人来说,有全民K歌、唱吧、唱鸭等在线K歌平台;对于不爱唱歌的人来说,有密室、轰趴馆、桌游、健身房和各种网红餐厅。


科技在快速进步,时代在向前发展,在特定时代兴起、构成一代人青春回忆的娱乐方式逐渐走向落寞,这令人遗憾,但也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