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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与秩序重构需要怎样的方向指引?
追溯文明史，可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如今的信息革命。但为何促成这样的改变，皆各有其特殊因素。细数起来，都离不开哲学、经济、政治、宗教、种族、文化和科学等领域的变迁与影响带来的改变。
因此，在谈论当前国际格局与秩序重构课题时，如果能从大历史为人类社会形塑出怎样的世界，找到规律与规则的制定与繁衍，无疑具有着现实的指引意义。
毋庸讳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源于，从认知革命衍生的正面积极效应。这就是基于知识的力量迈向近500年来科学革命时代的开创与走向高端。并由此开创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财富，生活改进与伴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而人类生活也正是通过哲学、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战争等形态，构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到体制机制的设置，凸显人类追求理性社会既具有着不懈的努力，却始终无法改变生物基因衍生的非理性与贪婪带来的伤害。换言之，人类总是在命运蹉跎与无解中前进。
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如此一幅人类进化过程的吊诡图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或许最能解说当今的世界的现实与困境。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应如何认知真相？
显而易见，人类历史所显现的，除了精神文明具有着延续的生命力，不外理性与科学才是引领人类进步的力量源泉。而其他如意识形态、理论与体制的构建虽有其特定的功能，但从历史长焦看，都只是历史的片段与过客。
再者，历史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如通过朝代、经济模式、社会结构的更迭；不同历史文化的沉淀与消长；种族繁衍的兴衰；甚至是自然生态变动带来的改变等综合因素引发的不同效应。但就改变与进步而言，尽管经济有其自身的内生动力与规律；政治体制繁衍有其阶段性的职责与适应性；文化、种族、宗教的延续有其自我兴衰的基因与外部制约；国际和地缘政治有其意识形态、体制、规则和势力消长的利弊等。所有这些，无非在为人类勾画出历史和现实中的世界，既有着一脉相传的轨迹，也有着不同发展阶段与势力消长的缘由。这就是，历史和现实既为人类造就了如今的盛世，也为人类埋下难解的困境。
庆幸的是，人类虽然无法完美解决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却始终能在逐步认清事态发展的真相与所需后开启新的征程。并即由体制机制的更新与优化衍生出更具前瞻与可持续性的方向与路径。这就意味着，看似无解的议题，人类总能找到化解之道。问题在于，如何认知真相、建立信心和开启新征程的智慧。
中美博弈的真相是什么？
这里所指的真相并非意在厘清是非对错，而是认清各自存在与面对的真实情况。即立足于历史发展既成事实的规律与规则演化中，为何造成如今的现状，并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与期许而形塑认知与战略。以此观之，真相的两个面向就是，一方面作为地球上的两大国，因历史的发展面对着不同的国情，也就各自刻下历史烙印与优劣；另一方面，又因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变革、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衍生出因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规范、文化影响而构建的国家治理模式。这就意味着，现实中的中美虽然同在地球的两端，早已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成为一体的地球人。为此，作为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既要清晰的认知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趋势，检视自身的优劣与不足，核心利益与发展空间；也要认清因历史发展的优劣与不足，实事求是的面对格局改变的机遇和生存空间。换言之，既要正确理解与面对自身的变革，也必须理性的理解与面对对手的变革。当下最常听到的话语就是，美国一再把中国说成是不遵守规则不重视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则把美国说成是害怕中国的崛起而竭力遏制它。这样的说辞，咋听起来，各自都认为是真实的。但如果把这样的话语摆在大历史视角下解读，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不完全是是真相，其中隐含着虚构或夸大事实真相的成分。无可置疑，中国的崛起过程的确存在不遵守规则不重视法治的案例与过程，这不难从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加以论证，但我们也有必要看到中国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和谈判，不断的寻求化解与改进的事实。因此，如果美方执意否定中国的意愿与努力，便只能导致零和博弈的非理性行为。同样的，美国改变自身的战略，不论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如果是在法理和规则的范畴内，就不应被指责为霸权与恶意行为。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动的改革就不应被强加质难与污名化。试图以别人的“罪过”为自己的失误找借口，也就必然导致非理性的零和博弈。环顾当下的舆论界，类似的话语不胜枚举。比如中国崩溃论、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中国必胜美国必败等，更多是宣传而不是真相。
在认知真相的课题上，非理性与虚构故事对国家诚信的伤害，是不以人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如今的中美博弈如何研判对手
检视当下中美对对手的研判，可从历史与现阶段两个方面审视。历史地看，中国对美国长期形成的研判，可从“中国的世界”这样的一个维度解读，即美国作为西方霸主的强大是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中国是个深受帝国欺凌的弱国。但作为历史大国，不论西方如何的强大，也只是中国的世界概念中的一部分。中国崛起后的研判有着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中国”。它对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已转变成一体并力求处于中心地位。这不仅意味着如今的中国不再惧怕（屈服）美国的强大，更是力争领导地位。这种改变来源于新的战略评估，一方面基于中国的体量优势，加上极权统治可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为其应对内外挑战构建优势；另一方面在国家GDP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立足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吸引力，从而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双循环经济体系，并以此让中国迈向“世界的中国”发展新阶段。强大的中国已不坚守“韬光养晦”，强势崛起的战略也带来了南海岛礁的大胆建设。并应用经济手段一再打击对中国不利的国家。 反观美国对中国的研判，历史地看，它对中华帝国无疑是俯视与鄙视其落后与无能，这才有了之后极力扶持共和民国的政策，并因此扛上了中共的共产革命直至新中国的成立。这之后，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通过冷战形式以围堵中国，成为水火不容的敌手。中美的破冰，显然是美国基于集中火力打击苏联集团的势力扩张而改变对策。当然，这也为中国因文化大革命让国家经济频临失败边缘找到了出口。
而美国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研判，有成功也有失败。连中抗苏直至苏联集团瓦解，这是它战略成功所在；但意图通过促进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以改变中共政权，因研判失误，事与愿违。不仅如此，更因中国经济的崛起导致自身深陷全球化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不断调整其对中国的战略。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就是意图通过反传统的手段以扭转其劣势。
中美博弈往何处去？
如果从美国1876年立国开始，追溯中美关系的演变，大致上可分为与中华帝国、共和民国和共产中国的关系发展。历史地看，分歧与争斗是常态，共识与合作是非常态。基于这样的历史判断，检视新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特别是特朗普主政以来的关系，就更能理解中美关系恶化的前因后果。就事论事，双方都具有确立或调较发展战略的理据与需要。问题只在于战略的立足点与定位是摆在怎样的战略研判上，区别就在于如何实现崛起或保持领导地位的策略与路径选择。正如中国对自己的崛起立足于紧扣时代的特点，即从革命与战争迈向和平与发展。这才有了改革开放与进入自由市场经济和走向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也才有了高速发展后的崛起，从中国的世界的国格转为面向世界的中国。这种认知与战略跨越的历史理性视野。这一格局改变，不仅意味着中国必须清晰了解成功的要素，更不能忽视因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规范形塑的不足与弊端，因而不应对别人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嗤之以鼻或反唇相讥，而应是反躬自问，力求正视。才有可能以平常心对等的思维境界去面对外界。且看如今的中国舆论或话语构建，从党媒到外交，从自媒体到坊间，讲得最多，喊得最响总离不开历史悲情触动的民族主义情绪掩盖了国家应有的谦卑与耐性，以及为了迎合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怀而显现强势崛起的态势。实质上，这样的思维与策略运筹即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也不利于面对自身弊端的反思与改进。平实而言，中国决策者需要的理性就是，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与创导，不应也不可能只看到自己有理有利的一面（外宣而不是谈判），而不重视甚至歪曲对手的真实理据与要求。 作为中国的对手——美国，则有着另一套思维逻辑与战略策略。美国的崛起正好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即因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民主与科学，造就了它的强大与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机遇与能耐。因此，如何看待美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国际格局和秩序重构的重要性，就不能只谈霸权的践行，而不看它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付出与作用。特别是中国从中获得的巨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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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国力的衰弱，有目共睹。新世纪以来美国国内问题日趋严峻，弊端益现。但如何解读今日美国，即使是美国的政经学界，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更不必说是一般美国民众。问题的关键是，看似分歧与纠结不清的社会现象，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是沿着怎样的方向走，而这种改变又将如何改变美国的未来。在在需要以历史长焦洞察其不确定性，而不应只看一时一事的影响。既然美国是当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不管美国国力的衰弱将如何演变，在未来一个时段，还会是主导世界和形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国的主政者必然会基于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的需要，极尽所能施展其影响。也因此，认清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和重构国际秩序的需要的定位与战略。就应成为审视与采取相应对策的前提。
当评断中美国力优劣与差异时，能不能理性看待，就在于即要看到两大国的弱势与不足，甚至是严峻的内在问题不易解决，也要看到不同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只有建立在这样认知基础上的研判，才有可能提供决策者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谋划。
民族复兴梦VS美国再伟大造成怎样的局面？
回顾中国领导人2013年提出民族复兴梦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结合着主办和参与一连串的国际性的大型会议，确实为崛起的中国展现出非凡的一面。但也正是这样的改变与高调出击，即刻引起了外界的警惕与防范，特别是加速了美国战略改变。当然，中国的富裕受到更多国家的欢迎与重视，但高调崛起，特别利用经济手段打击小国的行径，渐引发外界的质疑与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象和中国话语权无法如其预期般的被认可。不仅如此，反而造成国家负面效应的递增，以致如今极其不利的外部大环境。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期间发生的袒护“巨婴”、展现民族主义披上狼文化的“战狼外交”、歌颂“我的国厉害了”有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管是为了表达情感还是展现底气，自认情理俱在，但事实说明这样的做法已导致国家信誉严重滑坡。客观地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特别是成功防控了冠病19的肆虐，让经济重启占据优势。惟对比“复兴梦”初期展现的主动态势，已因不断涌现的阻力反成被动态势。加上特朗普主政后的极限施压，特别是倡导经济、科技、信息等的“脱钩”，造成如今的中国不仅外汇贮备减少，全球反华大联盟被摆在议事日程上，以及科技“卡脖子”的严峻打击。所有这些无不意味着，对中国既定战略目标形成的阻力与困难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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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的上台虽然结束了特朗普连任的美梦，但特朗普主义依然影响着美国政治的变迁。特朗普四年的施政，不仅颠覆了国际格局和秩序的运转，短期间更让美国的国际地位被严重削弱。这是因为，虽然特朗普的上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因而进一步撕裂和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但他的下台也意味着，尽管有着让美国再伟大的诺言，却无法做到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加速基建、让实体经济重回美国等承诺。反而因特朗普的一意孤行，伙同急欲施展强大美国的鹰派，将美国推向看似主宰世界，实为分裂世界深具不确定性的发展阶段。当然，特朗普对冠病19的糟透处理，不仅将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效应，也将加重美国的财政困境。这样的美国，拜登的上台就意味着，一方面亟需化解国内因冠病、全球化、气候、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引发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亟需处理好主导国际秩序的修复工程。而中美博弈将以怎样的形态应对，能否更加理性认清真相，务实地谋划，在在考验他和团队的领导能力。 如今的中美博弈，进退不易。如何破解，取决于两国领导的历史视野、战略研判、信心与政治智慧。当政者如何化解民族主义和对抗政治带来的祸害，具有着小中见大的功效。世界需要政治人物懂得历史，引为鉴戒；政治更需要尊重科学与善用科学，而不是利用权力和不当手段驾驭它。 — 蔡裕林（新加坡政治观察者）编按：蔡裕林先生是新加坡本土时评作家。现可通过“小坡生活”订购蔡裕林先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