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关系存在唇齿相依的双边特殊情结。在两地同属一个国家的那几年里，无可否认，新加坡与吉隆坡之间有许多意见大为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对当时匆匆凑合成立的马来西亚的国体本质，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吉隆坡方面认为应为最大族群主导的马国，而新加坡方面则认为应是全体马国人共同主导的马国），争执激烈。
但两地分道扬镳时，却是在极为和平的，在某种程度上守望相助的情况下进行。马国国会在一天之内一气呵成通过新加坡独立的法案，而新加坡也信守它在一些暂时仍切割不开的国事安排上的一些承诺（如马国海军的其中一个最大基地，在新加坡独立多年后仍设在新加坡）等，双方力求体面而又实在地完成大家求同存异的理念。
在马国前首相马哈迪当政时期，两国关系曾急转直下，即便如此，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仍然频密。
近些年来，两国关系突飞猛进有目共睹，也可作为处理好一些区域热点争端课题的模范。如有关马铁路的丹戎巴葛车站课题，一度被提上主权层次的争议，最后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迎刃而解。
双方成立联营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把正式估价而换取的黄金地段拿来发展，齐齐赚钱，不就符合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定义吗？两国之间有关领土领海等攸关主权的课题，当谈判未能达至协议时，便果断送交第三方仲裁；结果是各有输赢，但重要的是大家都本着尊重国际法与法治的心态，认真执行这些结果，力求两国关系不再陷入僵局。
在这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之际，新马都面对许多相似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当然还是这两个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在世界经济持续不振的大环境下，多少都会被冲击。另一项越来越显著的挑战，即为在各大国逐鹿本区域的宏观战略现实下，新马如何继续维持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如此严峻的考验下，新马应该继续着重、发挥双方在三方面的优势来浴火重生。
其一是上述的法治传统，或更广义的治理系统，应努力维系。新马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年也都有过可歌可泣的反殖民历史。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今日的新马主流思潮，没有过度仇视英国的情绪，以至把英国人留下的遗产悉数革除。
反之，两地的精英都很注重把英国留在本地的各项传统去芜存菁，发扬光大，甚至做得比英国人更好。如英国人的文官制度，把制定整体国策、可来可去的政治人物，与默默耕耘、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清楚区隔开来，即允许有不同政策的尝试，又有认真实干的文官团队来执行，方可维持国家运作的持续活力。
再说，英国人所引进的法律制度，在经过因地制宜的修改后，也还是新马得以继续享誉国际的重要条件之一。我当年在美国的法学院上国际贸易法的课时，教授误以为我是新加坡人（这也凸显新马一家这概念在外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微笑地对我说：“你们新加坡可是很不错啊，许多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合同，缔约各方通常会约定，如有纠纷，要在新加坡的法庭（或仲裁庭）以新加坡法律来诉讼（或仲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际贸易事项，商家愿意额外花费金钱、时间，刻意来新加坡处理。
更重要的是，新马的法治精神都还是深厚的，绝大多数人奉公守法，遇有争执，如未能妥协，也还是诉诸法律途径解决。这种法治精神，值得其他许多地方借鉴。
其二是新马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等方面的社会现实。多元是历史遗留给两地的现实，但它不但不是负累，反而是极为珍贵的遗产。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单元文化背景者，常会对新马民众在数种语言与方言之间游刃自如而惊叹不已。
我们宴客时所捧出来的来自欧亚四面八方的家常（非刻意）菜式，更让他们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小孩从小即在一个多元杂处的社会环境里长大，将来也更能应对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模式，得心应手的工作。这是我们必须珍惜的宝贵资产。
其三才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但我们不应只强调“新马位居东西交通要道”，甘心只当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反之，在欧美经济持续低迷、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之际，新马应主动善用其东南亚的中心位置，力求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携手合作，更大程度上自食其力地带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此方能为新马一家产生更大的多赢效用。
作者介绍
胡逸山，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兼任高级研究员、马国首相纳吉前政治秘书。
本文原题于《新马应发挥优势再求多赢》刊发于《联合早报》，感谢作者授权新加坡眼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