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最古老的祝语，是因为在许多古庙里，都可见到古钟铸上此八字，它所代表的是先民最原始、最期待的渴望。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展示着中国台山端芬乡人士赠送给宁阳会馆的铜钟，除了一左一右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外，上面刻着“端芬乡集贤坊”，铸钟的年份为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这是清朝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隔年。捐赠者为梅耀社、迺提、连振、广秀、连就。
（宁阳会馆铜钟）
此外，广惠肇碧山亭大庙展示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梅氏族人捐赠给广福古庙的红漆铜钟上，也有“风调雨顺”四个字，捐赠者为梅启华、淇章、连昊、绍基、淇秀。劳明达街的广福古庙在上世纪80年代拆除，庙内供奉的齐天大圣和两台铜钟都迁往碧山亭大庙。
（广福古庙铜钟）
这两个铜钟的特点是捐赠者都是台山端芬的梅氏族人，钟上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了农耕社会的愿望，希望天公保佑，辛勤耕作的庄稼都有好收成，国家昌盛，人民安居。
新加坡跟中国在地理形势上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为天地会和红船戏班等反清人士提供避难所，并为贫困的中国南方农民提供希望的动力。太平天国的年代，中国已经有三亿人口，耕地与粮食不足，促使先民离开家乡。当时有“带着种子和棺材下南洋”之说，万一流落到荒岛可以栽种，棺材则是万一遇到不测时用来殓葬。不过根据躺在南中国海的海床上的两千艘中国沉船看来，许多先民看不到荒岛也嗅不到土地。
因此，下南洋时能够在风调雨顺下，一帆风顺地抵达目的地是第一个梦想，能够国泰民安，赚够钱带回家乡或将家乡亲人迎接过来是下一个梦想。
梦想化为实际，到了1901年，新加坡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72%，形成了这一百年来人口分布的格局。
1884年 《重建应和馆记》写道：“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这十六字真言总结了早期成立宗乡会馆和同乡社团的目的。客旅重洋，互助为先是宗乡社团最原始的动力。跟随莱佛士船队登陆的木匠曹亚志创办的曹家馆（1819年）是公认的本地第一家血缘组织，不过曹家馆的劳明达街地契却是1849年由曹符成领取的。
1822年，曹亚志和来自广东台山的乡亲们成立了宁阳会馆，也是新加坡第一家宗乡会馆，可见从台山来新加坡从事建筑业相关的工匠正在陆续增加。台山人是出名的泥水工匠，参与了早期新加坡和柔佛新山的货仓、住屋和皇宫等建筑工程。
劳明达街在加冷河下游，也是牛车水以外另一个广东人集居的社区。由于加冷河的水利供应与水路交通的有利环境，广东人在这里从事锯木业、皮革加工和制砖等。
台山端芬地区是广东梅氏的主要聚居地，相信在19世纪有不少梅氏族人来到新加坡，例如1848年有42位梅氏族人捐款重修宁阳会馆；海唇福德祠和广福古庙重修时，梅骚和、梅南乐等人都出任大总理；梅南瑞和梅湛轩在碧山亭买地建庙；梅端成跨方言帮派，捐出地皮重修福建人的顺天宫；1880年成立梅汝南堂，为族人提供互助与对话的场所等。日军南侵时，梅汝南堂的总理兼广惠肇留医院义务司理梅启康因担任筹赈会要职被日军带走，他坚决不供出筹赈会的主要人名，被日本宪兵逼死。
当时因参与抗日活动及南侨筹赈会而被日军搜捕，日后再也没出现过的同乡会人士还包括了冈州会馆的主席谢叔文和外务主任谢文斯。
关于台山先民曹亚志（曹亚珠）的身份，曹亚志离开端芬乡那泰村，前往槟城谋生，后来在莱佛士的旗舰“印第安娜号”（Indiana）当木匠，跟着船队来到新加坡。传说中曹亚志自告奋勇，抢先登陆，探知岛上没有荷兰军队后，升起东印度公司旗帜，通知莱佛士等人新加坡是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殖民地的文献中没有提到曹亚志，使到曹亚志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被认为可能是个虚构的人物。日后一些民间资料指出曹亚志是一名义兴公司的领袖，赴“鸿门宴”时喝了毒酒身亡等，都充满传奇性。由于曹亚志只是个船队中的小人物，又不是英国人，东印度公司的文献没有提起名不经传的华人不足为奇。
根据中山会馆的资料，最初登陆的中山乡里梁亚胜跟曹亚志一样，是莱佛士船队的成员之一。梁亚胜是船上的厨师，登陆后受委任为警长。早在1821年梁亚胜已经成立了香公司，后来发展为中山会馆。
作者简介
李国樑，特许船舶工程师，学生时期起就爱文字创作，写散文和短篇小说。成年后，有更多时间思考、挖掘史料与进行社会研究，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等平台结交同好。博客名“从夜暮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