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cial Laboratory
对以维持秩序为目标的中央控制式复杂技术系统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实施场所。
如果社会稳定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监控和大数据扫描，新加坡人似乎很乐意做交换。
在新加坡，人们普遍觉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担心什么。
从拍下警察在警车内睡觉并上传推特的愤怒市民到挑战执政党理念的反对派博客，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无法逃脱民众的监控。
美国的网络监控引起全世界对“大数据”的警惕，而新加坡却另辟蹊径，展开一场实验，希望在保护国家安全之外，还能借助“大数据”打造更加和谐的社会。
2012年10月，新加坡国防部长PeterHo参观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局以“出品”M16步枪、隐形飞机技术和互联网闻名。不过，Ho此行不是为了军备，而是为了会见已退役的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此人曾任里根的安全顾问，当时是DARPA一位高级项目主管。Ho听说他正主持着一个新奇的实验：搜集大量电子信息，从中鉴别可疑活动— 主要是恐袭。
从TIA到RAHS
在维吉尼亚办公室的白板上，波因德克斯特一番描画，向Ho介绍了自己构思的TIA系统(Total Inform ationAw areness，意为“全面信息认知”)。该系统融合各类电子信息—包括电邮、电话、网络搜索记录、航空和酒店信息、信用卡交易信息、医疗记录，再根据预设的检测模式，寻找恐袭的蛛丝马迹。其理念是未雨绸缪，发现恐袭于策划阶段，及时通知司法及情报机构介入。
这个系统让Ho折服，“它可以将大量数据联系起来，实现大海捞针的目标。”他想知道这个尚未在美国部署的系统能否用于新加坡—就在10天前，恐怖分子在印尼巴厘岛袭击了酒吧、夜总会和美领馆，导致202人丧生，东南亚各国都惶然如惊弓之鸟。
带着灵感，Ho回到了新加坡。四个月后，机会到来：非典疫情暴发，新加坡有33人死亡，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新加坡政府利用波因德克斯特的设计，迅速建立了风险评估与环向扫描系统(RAHS)，防止恐袭和“非常规打击”。新加坡官员纷纷就“大数据服务国防”一事发表演讲，接受访谈。
与此同时，在美国，TIA成为争议话题。波因德克斯特与Ho会面后仅几周，记者就报道说，五角大楼出钱资助挖掘公众隐私的研究。一些国会议员和民权活动者呼吁关闭TIA，并获得成功。但TIA的关闭仅仅是名义上的—2003年末，一些赞同波因德克斯特理念的议员暗地运作，把TIA分成几个小的秘密项目，顶着新的代号，在国家安全局(NSA)主持下继续进行，瞒着美国民众，搜集他们的信息，进行恐袭分析，2013年，NSA前雇员斯诺登披露了该计划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引发了40多年来最激烈的关于安全和隐私问题的讨论。
这一番吵闹让美国许多现任和前任官员将新加坡视为样板：即如果没有隐私法和自由传统的干扰，他们将铸就怎样的情报机器。2003年波因德克斯特离开DARPA后成为新加坡RAHS系统顾问，很多美国情报人员也跑到新加坡对该项目进行第一手研究。令他们着迷的不仅是新加坡式的监控，还有这里民主与家长式混合的制度：政府通过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住房、教育、安全)，换得民众的顺从。这是一个充满法律与秩序的社会。
非典暴发成为引子
成立两年后，RAHS的发展超出波因德克斯特的想像。新加坡不只将它用于窃听和找炸弹，搞采购、做预算、经济预测、移民政策发布、房地产市场研究、教育方案设计—各部门都用上了大数据分析。他们还留意分析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帖子，评估“国民情绪”—他们对政府社会计划的反应、可能出现的骚动。换句话说，新加坡已成为一个实验室，它不仅想看看大规模监控和数据分析能否阻止恐袭，还想知道是否能用技术打造更和谐的社会。
对以维持秩序为目标的中央控制式复杂技术系统而言，新加坡是最佳实施场所。在这个由工程师和技术官僚管理的国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新加坡数百万公民、居留者(包括华裔、印度裔、马来裔)以及100多万外来劳工一直生活在和谐与动荡的边缘，随时可能出问题。“新加坡是个小国”—几乎每个新加坡人都会对来访者说起这句话。自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它就充满了紧张感，怕被强大的邻国欺负，担忧本土资源短缺，害怕淡水供应过于依赖马来西亚。“新加坡本来不应存在，它是个创造出来的国家。”一名新加坡高级官员最近对我说。
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取得了巨大成功。2012年一份报告以人均GDP排位，将它列为世界最富裕国家；新加坡港口吞吐着全球20%的海运集装箱和一半原油运输船，它的机场是东南亚空运中枢，数千家公司将其亚部总部设在新加坡。这样的崛起速度堪称空前，但新加坡发展得越快，新加坡人就越是害怕失去，源自中文的“kiasu”(怕输)一词传神地体现了这种心理。
非典的暴发之所以能为RAHS打开大门，原因正在于此。2003年2月末到7月，病毒在新加坡肆虐。官方调查后发现，是5位“超级传播者”造就了该国238个病例，如果政府早点发现这些人，就可以阻遏病毒的传播。
病毒发现两周后，新加坡卫生部门成立一个工作组，采取了非常应对措施。但他们对病毒的传播方式所知甚少，到四月中，到访游客进一步减少，酒店入住率直线下降，商店、餐馆、出租车司机收入锐减，失业率不断攀升。官方将2003年经济预测从2.5%调到0.5%，最终研究表明，与之前一年同期相比，经济收缩了4.2%。这让新加坡人意识到，小小的病毒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能危及他们国家的繁荣。
病毒退场后几个月，Ho及同事利用TIA理念进行了一次演练，看能否预测出疫情，结果相当鼓舞人心：如果之前部署了大数据分析系统，新加坡可能会在病毒抵岸前两个月便捕捉到疫情暴发迹象。比如非典来临前，已经有报告说中国出现了难以解释的肺部感染患者。类似的线索集中到一起，便会引起警觉。
一年之后，RAHS投入运行。它搜集并筛查大量数据，加以分析，创建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事件，并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内分享。任何部门只要觉得信息有用就可以保存下来，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关注或决定何时深挖。
广为接受的监控
主管RAHS的官员对该系统到底监控哪些数据守口如瓶，他们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信息来自公开渠道，如新闻报道、博客、脸书和推特。但RAHS不必只依赖公开信息和大部分政府搜集的那些情报，在新加坡，对居民和访客进行电子监控普遍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监控始于每个家庭。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除了商业和企业通讯，新加坡所有网络流都经过滤。主要有两类内容受到控制：色情网页和种族主义言论。大约有100个以性内容为招徕的网站公开被禁，名单是国家秘密，但普遍认为其中包括《花花公子》和《好色客》的网站以及标题里含有性词汇的网站(一个新加坡人告诉我，想找色情内容其实挺容易，只要网址里没有明显的性词汇就行了)。其他网站—包括外国媒体、社交网站和博客—都对新加坡人开放。但如果你发布法律认为违规或有煽动性的帖子和文章，警察可能就要来敲门了。曾有新加坡人因为在网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控触犯《煽动法》，但官员并不认为这是审查。他们说，仇恨言论可能破坏该国多种族文化组成，因此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加坡官员强调，公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事实上，本年度新加坡畅销书之一《艰难抉择：挑战新加坡式审查》就是抨击政府的，书中指出1959年起一直掌权的人民行动党故意制造“新加坡距毁灭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危言，以便把大众变成顺民，巩固该党的权力。
但是，对个体的性格或动机进行指摘是不行的，官方认为这就像种族主义言论一样，会威胁到新加坡微妙的平衡。记者——包括外国新闻机构——常被指控触犯该国严格的诽谤法。2010年，纽约时报集团因为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栏谈及李光耀家族的“王朝政治”而被告上法庭，最后支付11.4万美元达成和解，《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道歉启事。
政府不仅关注民众在公开层面的言论，也可依据反恐法、反毒品法和反不良出版物法合法监控各种电子通信，包括电话。“国际隐私组织”表示，“(新加坡)政府权限极大……如果认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秩序和公共利益受到影响，无须搜查证便可进行搜查。”
监控也延伸到访客身上。游客每到一地，通常要买当地手机SIM卡。犯罪分子喜欢一次性的SIM卡，因为难以追踪。但要在新加坡买卡，你得提供护照号码，跟电话号码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电话公司(及政府)有你每次通话的记录。
“国际隐私组织”表示新加坡人想拥有网络账号也要出示身份证明—主要是身份证—然后网络服务提供商“据说会定期将用户信息提供给政府官员”。一名国防官员告诉我，新加坡内政部也有权强制在新加坡的企业提交威胁电脑网络的信息，以防恶意软件和黑客侵害新加坡电脑系统。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声称，类似的规定可以强行要求一些对美国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交出威胁性信息，但遭到商会和企业的阻拦，认为这是政府对私有安全事务的粗暴干预，且成本高昂。
在新加坡，可能没有哪种监控形式比摄像头网络更普遍了，警方在全国150多个区域布下这一网络。建筑物角落、电梯顶、酒店墙上、商店、公寓大堂都是摄像头，但我遇到的新加坡人大多不太在意生活在一个“监控泡泡”里，而且他们知道并不只有新加坡才这么干：“伦敦和纽约不也到处是摄像头吗？”新加坡人认为摄像头是用来震慑犯罪分子的，“在新加坡，人们普遍觉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担心什么。”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对我说。
今年，研究法治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将新加坡列为世界第二安全国家，因为这一荣誉，新加坡被认为是“亚洲最适宜经商的地方”。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也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宏大的新中心，监控网络犯罪，它是Interpol在法国里昂和阿根廷之外设立的第三大中心，既反映出该组织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也显示出它对新加坡的信心。
大数据的社会化应用 但是，你很难知道新加坡的低犯罪率和遵从法治是普遍监控的结果还是新加坡人彼此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千万不能互相作对，以免这个岛国从小处开始分崩离析。若是因为后者，那政府即使在每个街区都装上摄像头，将每条网络信息都搜集起来，还是不足以有效抑制犯罪、阻止恐怖主义或传染病蔓延。必须在国民心中灌输团结一致、要么一块沉下去要么共同向前游的意识，因此新加坡也在利用技术做这件事。
2009年，新加坡领导人决定将RAHS系统和情景规划的应用扩展到国家安全之外。他们建立了“战略未来网络”，成员包括每个部的副部长，将RAHS方法输出到整个政府系统。这个网络利用未来规划法应对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确认“战略突发”和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即可能突然影响到国家稳定的情况。
RAHS就公众对于住房体系的态度及愿望做了一个调查。向民众提供价格合理、公正的住房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基本承诺，让民众在社区中幸福生活对国家和谐极为重要。新加坡80%的公民住在组屋里—高楼大厦中的时尚公寓，有些在公开市场可以卖到100万美元。拥有新加坡80%土地的政府以低于3%的贷款利率出售房屋，允许买家通过强制性退休储蓄账户来还按揭，雇主也要往这个账户里付钱。结果就是几乎所有新加坡公民都拥有房产，而且并不需要耗用太多收入。
未来规划法也应用于许多政策问题，比如研究人们育儿态度的变迁，是否应该弱化新加坡历来推崇的唯分数论，旅游局用它预测下一个十年的游客趋势，政府则用它调查实验室研发出的替代食品能否减少新加坡对于食物进口的依赖。
新加坡开始研究民众中间流行的“怀旧”心态，即渴望更简单、节奏更慢的生活，新加坡经济腾飞之前、从第三世界冲入第一世界之前的那种生活。“怀旧也有负面影响，”政府警告道，“它可能反对现代生活的某些方面，比如反对新加坡成长为多元化、全球化城市，培育出孤芳自赏的民族主义。我们在研究怎样做可以把这种怀旧情绪引导到前进的方向。”
但未来正是让新加坡人担心的事情之一。2013年，政府发布了一份“人口白皮书”，描述了发展计划，预计新加坡人口到2030年会增加30%，届时已很拥挤的新加坡常住人口将达690万。结果爆发了一场反对该人口计划的游行，有4000人参加，成为新加坡史上最大的公众抗议活动之一。这表明新加坡人不仅反对政府将国家建设得太大、太快，还开始反对移民邻居们，认为他们是房价上涨、工资下降的元凶。
这场抗议影响了“国家情绪”，政府立即反应，决定采取措施平息风潮，减少外来劳工。新加坡国家人口和人才署—类似于移民和人力资源部门—打算在接下来十年内，每年将外来劳工增长速度降低1到2个百分点，相对于过去30年每年超过3%的增长，这是极大改变。与之相伴的是，新加坡G D P增长可能回缩到年均3%到4%。不知道富裕的新加坡人和外国投资者能否容忍新加坡经济放缓，也不知道这个总和生育率只有1.2的国家在外来劳工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维持增长。但政府认为，这是保持和谐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大数据就是这么说的。
被监控者变成监控者
总之，如果社会稳定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监控和大数据扫描，新加坡人似乎很乐意做交换。RAHS一项研究表示，大部分民众已经接受“监控”是阻遏恐怖主义和“自我极端化”的必须手段。新加坡人常虔诚地谈到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他们自觉选择交出部分公民权和个人自由，换取最基本的保证：安全、教育、供得起的房子、医疗。
但是社会契约是可以谈判的。“不应视之为理所当然”，RAHS团队警告，“也不应视之为永恒。今天人们可以接受的监控措施也许新加坡未来几代就无法容忍。”一项旨在调查“自下而上监控”的研究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盛行正将被监控者变成监控者。这些新科技“赋予民众权力，使他们可以密切审视政府精英、企业和司法官员……使他们的名誉更易受损。”从拍下警察在警车内睡觉并上传推特的愤怒市民到挑战执政党理念的反对派博客，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无法逃脱民众的监控。
在新加坡2011年选举中，人民行动党“仅仅”获得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在多数政治观察家看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反对派获得了史上最佳战绩，第一次对执政党形成威胁，新加坡人开始反对政府管理国家的方式。甚至总理李显龙也将这次胜利视为值得警示的失败。“这标志着我们政治景观中一个显著变化。”投票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风格和方法。”
这个选举结果跟监控本身关系不大，但监控及其表面上的好处正是政府塑造新加坡模式的一个切实部分。2002年Ho与波因德克斯特见面时，波因德克斯特表示在新加坡建立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在美国容易多了，因为新加坡的隐私法宽松得多。但是Ho回答说，法律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方面，公众对于政府计划和政策并非全盘接受，特别是涉及到侵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时候。
看来这是一个精准的预测。在这个小小的大数据实验室，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新加坡人在网上待的时间越长，读到的东西越多，跟他人及政府分享想法的时候就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新加坡的做法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并不完全正常，政府也并非绝对可靠。新加坡是其他国家仿效的模范，在这个方面，新加坡更能提醒人们的，或许正是大数据的局限性，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预测得到。
（文章来源于《外交政策》，文/Shane 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