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读到纪赟老师发表在早报上题为《新加坡补习中心现象再思考》的文章。尽管对于新加坡基础教育系统重分数、分流早、孩子和家长压力大的情况早有耳闻，但见文中具体数据时也不免震惊，一个五百多万人口的小国竟有“九成的家庭”送孩子去补习，并形成了每年高达“11亿元”的补习产业！是有多严重的焦虑才会催生如此规模的产业？！
家长们的焦虑，主要源自新加坡教育系统的“分流”（streaming）制度，即按照学习能力（主要是考试成绩）将学生划进不同的源流并提供不同的课程。尽管官方第一次分流在小学四年级，但实际上小二升小三就已经划分快慢班，在小三下学期还有一次“高才班”（GEP）的筛选。
而小学六年级结束时的离校会考（PSLE），在孩子们学业生涯里的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中国的“高考”，如果会考成绩能进入全部考生排名的前5%，就可进入中学的特别班，相当于登上了国际重点大学的直通车。
分流的目的是区分学生的自然资质以实现“因材施教”，本意是好的，因此出了新加坡，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在采用。然而，由于实施分流的时间过早，选拔标准过于单一，不但分流的原始目的不能实现，对人们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也有负面影响。对这一制度的批评已经不少，包括来自于脑科学研究、性别差异研究、心理学研究和社会不平等研究等视角。
在新加坡，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改善，包括正在现有的轮换校长、取消官方排名等措施和即将改革的PSLE考试模式，都力图降低“分流”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宏观层面上制度和政策的改变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方面，学业成绩是一个相对公平客观的标准，实行起来也比较容易，而新标准从选取、试行到全面推广就是一个极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的新旧交替意味着机构和人员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时间。
那么，在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滞后的情况下，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改变一下微观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适宜的条件？我个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方向是，改变“稀缺”心态，为自己和孩子留有“余闲”。
“稀缺”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与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莎菲尔（Eldar Shafir）的同名书籍中提到的重要概念。基于大量的实验和调查证据，他们认为，无论是贫困、忙碌还是教育不足，资源“稀缺”的问题本质上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资源问题。某种短期的、单一的视角很容易让我们看见问题，产生“管窥之见”。如果我们继续“专注”于问题，寄希望于从问题中寻找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将不幸地陷于更加“稀缺”的境地，即作者所指的“稀缺陷阱”。
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是世界上最长的，这些都意味着这里的人们更容易“关注”过去或者现有的模式或标准。就教育来说，家长们也更容易接纳目前对于教育成果比较单一的选拔标准（学业成绩），而很少去反问这个标准是否合理，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
相应的，家长们目光所及就是数量稀少的名校和重点班，将此作为“稀缺”资源竭力争取，并视校外补习为资源不足的解决方案。当补习不能明显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家长通常会认为补习不够而加大补习的力度，进而陷入“稀缺陷阱”。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家长的“稀缺”心态会通过他们的行为传递给孩子。对于不适合常规课程学习的孩子，这种心态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学业不优秀就无法过好人生，大大抑制了他们其他方面潜能的发挥；对于适合常规课程学习的孩子，这种心态同样会误导他们，以为学业优异就可以安然享受成功。两种情况都会产生“空心病”患者，他们要么找不到人生意义，要么在困难面前不堪一击。
在标准和制度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境下，“从众”似乎是风险较少、比较便捷的策略，因此改变“稀缺”心态并不容易。要想真正改变，《稀缺》作者的建议是保留足够“余闲”。对孩子而言，给他们留有充分玩乐的时间，在没有竞争不追求结果的情况下尽情尝试自己的兴趣所在，运动、读书、看电视、玩游戏。对家长自己而言，应在工作之外做点“无用功”，睡觉、阅读、旅行、看电影等，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项，与孩子互动，同时观察他们，了解他们，在此基础上思考适合他们的成长道路。
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传统意义上的有效知识和人的社会生活功能正面临巨大挑战，这个背景下，教育的职能尤为重要。在宏观教育制度反应比较滞后的情况下，作为家长，我们或许能够通过给自己和孩子保留足够“余闲”，改变“稀缺”心态，找到真正适合孩子但并不稀缺的资源，充分挖掘他们的兴趣和潜力，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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