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的新加坡是个爱好“运动”的国家，几乎每个月各个政府部门都会轮流推出一项“全民运动”。此运动并非鼓励国民健身，降低肥胖与相关风险的运动（sports），而是特定的活动（campaign），如清洁运动、讲华语运动、小家庭运动、公路安全运动等。 小时候经历过一个有趣的“吃面粉运动”。那是1967年，我跟着祖母和父母亲到附近的芳林公园联络所，看专人教导如何使用面粉来煮出一道道美食，原来面粉除了制造面包、面条、印度煎饼等传统食物外，还可以制作糕饼、粥品等。说是美食，但只觉口感一般，怎么都比不上传统米饭的芬香。
当年的人民协会还通过全国性的面粉厨艺大赛，鼓励大家少吃米粮，多吃面粉。祖母的厨艺不赖，又肯花心思，但是她的面粉餐一样不合大家的胃口，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
▲热烈推行的“面粉运动”。NAS 1967
以当年的新加坡人种分布来看，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占了总人口的99%，属于“米食族”，而且多数是蓝领阶级人士，需要米饭的能量，要全民改口吃面粉是宗不可思议的工程。那为什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当时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不久，少了北方这块资源富饶的腹地，在日常食粮方面如何自给自足成为政府的首要考量。新加坡总经济师吴庆瑞（Dr Goh Keng Swee）计划建立多层货仓，储存足够的粮食之余，也鼓励农夫从事利率达到11至13倍的高增值农业。种植稻米需要土地和时间，所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新加坡的白米主要由泰国入口，但由于泰国受到天气干旱的影响，稻田种不出米来，白米价格跟着水涨船高；吴庆瑞精打细算，在1967年9月7日的国会辩论回复阿裕尼区议员S. V. Lingam（零甘）的提问时说道：
“每斤100%泰国白米约五毛钱，本地制造的上等面粉只需两毛半，是泰国白米价格的一半。新加坡人每个月食用约12000吨的白米和4000吨的面粉，如果我们能够说服国民多吃面粉，少吃白米，就如副总理（杜进才）那样，我们就可以省下一笔外汇。假设新加坡人增加4000吨的面粉食用量，我们每个月就可以省下180万，全年可以省下2200万，同时为本地的面粉工业制造工作机会。”
（注：当时的数量单位衡，一斤=16两=600克）
在那个五分钱大过牛车轮，一碗面一毛钱的年代，2200万元是一笔大数目，同时使国家降低对入口米粮的需求，真是一举多得，绝对超值。
时任副总理杜进才（Dr Toh Chin Chye）亲自领军，推行吃面粉运动。当时的国人一般都比较瘦削，因此找了个胖嘟嘟的小孩来拍吃面条的海报，似乎告诉国人面粉比较有营养；新加坡医药理事会发表文告，说吃面粉比吃米饭更健康；新加坡港务局派发免费面包给员工来取代米饭，政府工会NTUC鼓励工友和家庭每天的中午或晚上至少吃一顿面粉餐。
1967年8月7日的海峡时报甚至以“All set for S’pore’s day of joy”来报道1967年国庆日庆祝活动之一是面粉食品展，隔年教育部还主办中学生面粉厨艺大赛等，真是春城何处不飞花，面粉曼舞满狮城！这种由一个政府部门发动，全国政府机制纷纷响应的“壮举”就这样一路延续开来，今天由人民行动党当政的政府机构还坚持着这种同一鼻孔出气的模式。
▲副总理杜进才亲自领军，当然也要试吃面粉美食。NAS 1967
▲在新加坡大会堂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举行的全国面粉厨艺大赛
▲教育部也主办全国中学生面粉厨艺比赛。NAS 1968
当时的医药理事会秘书Dr W. O. Phoon表示，面粉有更多的蛋白质、铁质、钙质和水溶性维他命B，在处理面粉的过程中，不会像米饭那么容易失去维他命。
惨淡收场
浩浩荡荡的面粉运动进行了半年后，调查发现只有少过2%的家庭以面粉为主食。想不到由新加坡政府发动，如火如荼的全国性运动竟然有苍白收场的一刻，在无声无息中悄悄收场。
究其主因，其一是华巫印族群的饮食文化离不开米粮，无米不成炊，政府再强势，人民再顺从也改变不了根深蒂固的饮食传统。
其二是煮饭是很简单便利的一码事，只要把米洗干净，放在柴火上，就能煲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解决一家的温饱。相对而言，面粉制成面包、面条、糕饼的程序复杂费时，对一般家庭而言实在划不来。
其三还是离开不了钱。虽然政府说面粉的价格比白米便宜了一半，但如果真的如此，为什么吃面包比吃米饭的价格还要昂贵呢？
1967年12月20日的海峡时报以“Eat wheat drive aims at rich”报道了国会议员零甘在国会严厉批评以面粉取代白米的做法，他说政府叫国人以两三块钱来吃面粉做成的早餐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笔开销是一般蓝领阶层每日的生计，这种价格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当时的文化部政务部长李炯才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反驳说政府叫一家五口的国人花两块钱吃早餐，他相信穷苦家庭一样应付得来。
▲当年的阿裕尼区国会议员零甘。NAS 1963
对于零甘的说法，我可是身历其境，因此很难理解当时李炯才那套负担得起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以酱油豆鼓配饭吃，不然就是咸鱼腐乳，或者打一粒鸡蛋在饭里就是十分可口的一餐了。面粉则不行，必须有适当的配料，一般打工仔都吃不起。
我的父亲身为一名印刷技工，文化部长易润堂为印刷业同仁套上一顶称为“文化先锋”的皇冠，当时的文化先锋以每个月还不到$200的薪水来养家活口，远低于全国薪金中位数，这笔微博的薪水除了应付一日三餐之外，穿的、住的、巴士、医药、上学、课本、红白事全都靠它，即使对政府再忠诚，也不可能将每日的生计全花在一顿早餐上，因此以面粉为主食是不可能的任务。
以零甘那种直肠直肚、仗义执言、鞭策自己人（人民行动党）的态度是很难在党内立足的，果然，1968年的全国大选，他被党踢出局了。
现在回顾1967，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吃面粉运动，其中不贴切民情的政治手法与民生考量、为政府服务的工会、凸显不公的社会阶级、各族群的饮食文化、媒体的宣导以致为政界服务的医药界都在暗中较量，是四十余年后的新加坡政治的过去版，到了今天还很合时宜。
作者简介
李国樑，特许船舶工程师，学生时期起就爱文字创作，写散文和短篇小说。成年后，有更多时间思考、挖掘史料与进行社会研究，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等平台结交同好。博客名“从夜暮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