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小学生补习的文章，分析了新加坡小学教育的问题。新加坡本地教育竞争过于激烈，因此需要提出解决之策，如让大学入学考试只要求及格。这当然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大学本身有好坏，也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分数高低及其他相关要素）来筛选。否则人人都想去哈佛、牛津，难道让他们开放收几百万学生？
至于所有学校仅以智商高低来收生，也不太符合教育学原理。首先智商本身的测量，即使是在学界也是争议的对象，即不同的测试标准本身就互相打架；其次智商与日后成就并不呈现绝对的相关性。比如一些人文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就并不全然取决高智商。就我所知历史学或文献学中，除了聪明外，长期的重复训练与记忆，对成就的高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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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简单点，就是人文学科之中很多都是靠长时间的积累，而在理工科之中这也同样重要。因此高智商就远远比不上自律性、恒心与毅力，以及时间的有效管理等因素。即使相对而言更拼智商的学科，比如从数学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学科来看，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并不仅仅只有智商高这一因素，合理正确的早期教育，持久的兴趣动力、恰当的学术习惯养成以及名师的启蒙都很关键。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过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的热潮，一时自以为智商绝伦的民间数学爱好者，都脑热地想要证明这世界性数学难题，但中科院数学所实在招架不住成吨的信件轰炸，只好发通告，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通人再聪明，如果没有获得系统的学术训练，并且掌握世界数学界相关领域的前沿，根本不可能做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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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领域其实也有同样的情况，教育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自然不可能仅仅用一个“智商”测试就解决一切。
其实说到底，我对新加坡教育体系最大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这些枝节问题。教育除了普通人所熟知的教书育人，让个人获得生存的技能，培养更为健全的人格，并得以为未来探索这浩瀚宇宙的未知奠定基础之外，就整个社会层面之上，它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教育同时要起到选拔贤良来管理、运作并引领整个社会的作用；并且，有效的教育还应该做到能够促进社会的上下流动。
我所特别关注的，就是新加坡的教育能否完成这种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潜在，却极其重要的功用。社会总是具有相对的惰性，尤其是承平日久之后，阶层往往会沉淀固化。这不但会产生富过三代、阶层世袭与底层难以翻身的弊病，尤其不好的，就是让这个社会失去创新的活力与澎湃的进取心。
所以好的“基础教育”，就是应当尽量让个人家庭中的教育、财产、社会地位等要素，减少在下一代学生的成绩之中所造成的影响。当然这些要素自然终将对学生的成绩乃至动力、视野与抱负都造成影响，但一个能够促进上下阶层良好流动的教育，则应该在小学、中学阶段，尽量向全社会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以弱化其影响的力度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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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虽然我当然承认新加坡的教育就总体而言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一方面我们的过早层层筛选，使得学生，尤其是小学阶段就压力过大；而更存在缺陷的，其实还是由于一方面又要强调减负，致使过多的时间留白，使得普通新加坡家庭需要用“个人的教育、经济资源”来填补这个空白。
说白了，就是学校既弄出一大堆测试来层层筛选，却又留出很多时间空档，来让家长自己去找补习中心恶补。在这里，家里的经济与教育背景差异，就部分决定了学生成绩的好坏，而这又会影响他们的终身。阶层的流动性也正是借助这样一种形式，起到了对新加坡未来的负面作用。
教育问题不过是新加坡整体政治、文化、历史背景的一个缩影，在短期的未来我还是很难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我希望，并且也坚定地认为，新加坡的未来教育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与民众的新要求。因为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新加坡的民意才是决定一切国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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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9成孩子上补习班，年花11亿，这真的没问题吗（感谢作者纪赟授权新加坡眼发布，原文首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