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笃信“经历最重要”。升官发财不重要；平步青云不重要；名利双收不重要；经历才重要。如果要暮气沉沉、言不由衷、溜须拍马、混吃等死，哪怕送我黄金财宝官帽乌纱，又有什么乐趣呢？
人生短暂，应该跟有意思的人在一起，做些有意思的事。体验不同的、有趣的、丰富多彩的、五光十色的、使你快乐、悲伤、紧张、恐惧的一切。或许不如别人有钱、有名、官大、或许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无缘，但生命会丰沛、充实、勇敢和坚定。
我是幸运的，不算长的人生已经经历过很多。过去三年里，我从不可思议的荒芜中咬牙制作了一百多期深度对话节目。思想的碰撞中，我的人生被极高密度地丰富和充盈了。
于是，出了一本书。
我从不擅长“吆喝”，着实不知道该如何给自己做硬广。想来想去，还是写文章吧，女文青似乎会且只会诉衷肠。
在这本书里，一向懒惰、习惯于用影像记录的我开始尝试使用文字，惊喜发现相比影音的直观，文字有着更加深沉、耐久的厚度和质感，它承载思想，它使人自由。如果能给你带来一丝共鸣和哪怕惊鸿一瞬的思考，她，就是有生命的。
二零一五年九月底，已经播出超过一百期的《佳访》节目停播。出乎预料，那一刻我异常平静。悲伤、愤怒、无力感都已经持续了太久，到最后这一刻，尘归尘、土归土，反而如释重负。
这是一档在很长时间里加我只有两三个人在做的小小的节目。从一开始的诞生就极其艰难。我希望做一档好的节目，我热情地表白自己的理想、动力和吃苦精神，我甚至打算自己掏出本就不鼓囊的钱包来工作……
几经波折之后，我至今记得一位我非常尊重的领导说的话：“我们的观众需要一档有深度、有质量、有担当的节目”。无法形容彼时彼刻我内心的激动。
就这样，《佳访》诞生了。
这之后的两年半，二十八个月，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有数不清的故事发生。期间因为所有责任一肩扛压力太大，我失眠、不眠过多少个夜晚已经记不清。因为平台小、自己籍籍无名而被无视、被鄙夷、被爽约过多少次，也早已司空见惯。每当要垮掉或者快崩溃的时候促使自己咬牙坚持的，仅仅是希望无愧于一个“新闻人”的身份、希望自己多年前早已埋下的“让这个社会变好一点点”的新闻理想能够多存续一些时间的信念。
前不久有一些学新闻的大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来采访我，问我诸如“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难坚持的时候是什么”“最感动的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更多的专业同行关心的是，你为什么能请到这么多这么棒的采访嘉宾？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终于可以回头想想了。一档专访栏目，如何能做出影响力和高水准，长久以来，制胜法门似乎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平台或者非常知名的采访者。显然，《佳访》都没有。事实上，别说这些，连一个能负责定选题、联系嘉宾、准备采访思路的编导都没有。既然“一穷二白”，只能自己动手。第一步，把聪明勤快的九零后实习生培养成为能写稿、会剪片的熟手，分担掉后期制作的压力。第二步，勤能补拙，做足功课，以真诚赢得嘉宾的信赖。
于是，节目渐渐进入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轻松。每每一期刚采访完就焦虑操心下一期，打不完的电话、写不完的邮件、看不完的资料、读不完的书，成了两年多我生活的常态。甚至睡眠中被节目断播的梦魇惊醒都成了家常便饭。
非常感谢支持过这档丑小鸭一般稚嫩和浅陋的节目的人们。感谢观众，感谢你们愿意陪伴。感谢一百余位卓越的嘉宾，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无保留的倾诉，感谢你们分享最宝贵的时间。感谢我的伯乐领导，感谢我的同事和可爱的实习生们。电视是一档团队的艺术，有位诗人说得好：每个人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才能飞翔。
记得韩寒的《后会无期》里有一句台词，“没有毫无理由的横空出世”。我想，如果希望做一名不混日子、坚守专业、良知与责任感的记者，就更是如此。我决不敢说自己已然做到，这两年多的生命里，我只是要求自己不断接近。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和瞬间没能尽录在这本书，但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某些时刻，它们便悄悄浮现出来。使我无比感恩，自己生命的这段旅程里有幸遇见这些有趣的人，听过这些有趣的故事。
记得为了采访俞敏洪，连续四年跑全国政协的我每年都会去教育界别，听听敢言的他又发表了什么重炮见解。我会一次又一次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邀请采访，发短信谈我对于教育公平的思考。终于，到了二零一三年五月，节目刚刚诞生的时候，他终于松口了：“好，你来吧，给你一个小时”。见面的时候，老俞依然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什么电视台，从没听说过。就给你这个人一个机会，来，问吧！”
也是开播之初，为了做好李开复的采访。和他已经相当熟悉的我觉得应该挖掘一下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跨国企业高管、创新行业领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您是个浪漫的人吗？”开复老师一愣，呆萌地笑：“我觉得还好啊。”“那您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被问住了，思考一阵之后：“那时她刚到美国，我手绘了一份开复菜单请她点菜，然后亲自掌勺，下厨做了一桌特供她的爱情菜肴”。我也震了：“这个真的是很浪漫！”开复得意地点头：“那是，当然！”
二零一四年年初，我约访茅于轼老先生。出乎预料，二话没说，他就答应了，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里拍摄，坦荡得令人吃惊。那个北京市中心闹中取静的小区里，八十五岁的茅老和八十一岁的太太赵艳玲老两口在一楼的一套两居室相依相伴。家里没有保姆，茅老的一切生活都由赵老照看。我们到的时候，老两口正在吃晚饭。茅老耳朵不好，赵老就轻轻靠近他耳旁说话。趁茅老不注意，赵老悄悄告诉我，经常有“毛左”打电话到家里破口大骂，上门骚扰的也有。当然，茅老并不知道。“电话都是我接的啊”，赵老笑。她当然希望他“少说几句，有些事情不必说破”。然而茅老始终坚持，她也便支持丈夫。这使我想起那句话“上帝令女子护卫男子”。说起携手走过的六十年，即使文革浩劫一夜之间家徒四壁，两个人也从未分离，茅老露出孩童般的微笑：“从结婚那天开始，我们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我这辈子就是靠你了，你也这辈子就是靠我。不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这个想法不会变”。
约访严歌苓的过程就更是荡气回肠。她从美国飞到广州参加一个颁奖礼活动，只住一晚就要马不停蹄下一站。约访，婉拒，出版社编辑为难地说她倒时差实在太累。我没有放弃，立即说那我就在她下榻的酒店（也是颁奖礼的同一地点）开一间会议室布置机器，她只要睡觉前从房间溜达过来聊半个小时就好。编辑看我着实真诚，答应去询问，终于“赢得芳心”。看我狂喜，编辑连忙再三强调，采访只许半个小时，我忙不迭满口答应。于是，在根据《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上映前夕，我约到了这个珍贵的独家。已读过多部严歌苓作品的我熬了三个通宵读完新作品《妈阁是座城》。到了采访的那个晚上，本以为会有些倦容可能只是来应付一下的严歌苓一出现，我们都惊呆了。她对一切都认真尽心到令人动容：美丽的纱纺连衣裙、尖头高跟鞋、精致的妆容、一丝不乱的卷发。我们聊老作品聊新作品聊生活聊人性，越聊越开心，越聊越投入，到编辑忍无可忍疯狂打眼色要我打住的时候，时间早已远远超过半个小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约访经历都顺利愉快。二零一五年年初，我希望约访一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歌手。原本暗暗定位佳访不做娱乐八卦类内容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位歌手是因为欣赏他独特的文艺书卷气息，在浮躁喧闹的当今社会显得安静平和甚至有些格格不入。彼时，这位歌手尚未像后来那般“大红大紫”，本来心里没底儿的我立即收到了他的回复答应接受采访，约定接下来再碰具体的时间。到了三月份，他“爆得大名”，我坚信承诺，再次询问。他明确说请工作人员与我联络，就定在之后一两天。于是，我和编导、摄像、灯光等一行五个人在北京足足等待了三天，经纪人起初热情承诺“放心吧！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具体的我叫人联系你”。等到深夜，第二天，第三天，电话不接、信息不回、彻底人间蒸发。最终，我们不得不飞回广州，就这么白跑了一趟。事后终于联系上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解释，只说“下半年再接受采访”。结果呢？你猜对了，下半年这样的过程又重演了一遍。在嘉宾歌手礼貌应允时间范围的情况下，经纪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接了就扣，最后竟然把我的手机屏蔽了（我换了另一个号码她立即热情接听……）。这件事情使我忍不住感慨，一个人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终将决定他能走多远。
更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故事我不再一一列举，这本书中有一些引起我深层思考之后记录下来的文字，希望它们也能给阅读的你带来些许火花。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被称之为一名优秀的采访者。有的人说你应该激烈质疑，能把采访对象激怒甚至拂袖而去才叫好看。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媒体采访还是生活中交朋友，在我看来都不外乎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第一位的，应该是尊重。羞辱、攻击对方不会显得自己多么高明，能令采访对象愿意剖白内心，跟你倾诉跟他人都不会说的话才是水平。在二零一五年六月，应北大徐泓老师邀请给北大和中大同学做的讲座上，我总结我的采访之道（如果能这样概括的话）是：用让人最舒服的态度问出让人最不舒服的问题。
那次讲座后，有一位同学发私信问我：“工资不高、压力极大，时不时节目还会被毙，你为什么坚持？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这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这个如今提起来会显得“装X”、过时、迂腐、可笑、不食人间烟火的“新闻理想”，它究竟是什么？
在我的学长兼前同事秦朔离职时，吴晓波学长写了一篇流传极广的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新闻将监督视作天职，新闻人信仰通过自身努力，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这种朴素的追求就是近来有人闻之色变的‘新闻理想’”。
我非常尊敬的中国伦理学奠基人、北大著名学者周辅成先生曾说：“儒者绝非皆是唯唯诺诺、汲汲势利之徒。循善而行才是儒学真义。在先秦儒学家眼中，君可以变，国可以去，而善的理念绝不能依权势者的意志而转变。”
进入新传播时代之后，传统记者的信息垄断和职能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越来越多同行加入了公关的行列。事实上，在“宣传”这个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词汇越来越少被提及的时候，区别“新闻”和“公关”就变得十分紧迫。传播学学界的观点认为，正面弘扬和赞颂应属于“公关”范畴，也就是有意识地建构形象。而“新闻”的职责是挖掘公众看不到、无法接近的真相，说出他们不能说、不敢说的真话。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记者所应该秉持的新闻理想便是：坚持做真正的“新闻”，无论多难。
就是那本写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中我最喜欢的话：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
共勉。
如蒙不弃，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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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签名一千本，预售可以买到签名版。祝你心灵宁静，恬淡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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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这些人》是知名新闻人李佳佳亲笔叙写的她的十年传媒生涯；聚光灯下的台前幕后。深度对话陈小鲁（陈毅之子）、 李开复、茅于轼、严歌苓、俞敏洪、张燕生、李银河、闾丘露薇、袁腾飞、崔永元、韩寒、蒋方舟、余秀华、向文波、陈嘉上、刘慈欣、野夫、袁立、吴百纳（英驻华大使）、李志等中外政商、文化名人。 面对面畅谈新闻理想、职业道德、民主信仰、经济、法治、同性婚姻、网络红人、名人公益、电影审查、环保等当下热门话题。此外，作者在书中回顾了母校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盛景，也记述了她曾跨出国门，在日本东京街头见识的有条不紊的垃圾堆放景象，在莱茵河畔亲眼目睹德国污水处理的惊人成就。
李佳佳个人介绍
李佳佳，女，80后电视媒体人、专栏写作者。本科于中山大学科学计算与计算机应用系就读，研究生于复旦大学修读新闻传播，于百年校庆年成为复旦大学首位女性研究生会主席。曾在上海、广州担任财经记者、时政记者，游历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美国拍过纪录片。关心环保，希望过简约、绿色的生活。2013年创立深度人物专访栏目《佳访》，任主持人、制片人，深度对话一百多位新闻当事人。
李佳佳爱好摄影，现暂居新加坡。有网友想听她讲座的或看她更多摄影作品的，欢迎告诉新加坡眼。
新浪微博：@李佳佳Audrey
微信公众号：LijiajiaAud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