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豹别墅的主人胡文虎和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两位来自福建的巨贾，都为发展新加坡教育鞠躬尽瘁，缘何为了南洋华侨中学的一扇门而剑拔弩张，终致胡文虎请辞校董？几乎要对簿公堂的两人又因何契机冰释前嫌再度携手？就让这篇沈仪婷的《从胡文虎与“华中校门事件”谈起》解答谜题。
本文摘自华中校友会及董事部所编辑整理的《百年华中情》。
胡文虎先生祖籍中国福建永定客家人，19世纪80年代出生于英属缅甸仰光。胡先生与其胞弟文豹于20世纪10至20年代重振其先父创办的永安堂，并推出后来家喻户晓的虎标万金油等药品。由于业务发展所需，胡先生于1926年正式将永安堂总制药厂从缅甸仰光迁至新加坡——当时的南洋总汇。
1928年，胡先生被推举为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虽然前后仅有短短两年，但是他的慷慨乐施、热心教育，为人津津乐道。在历任闽帮的主席中，胡先生是少数的客家人，且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客”，能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在当时的华侨社群中可谓罕见。
胡先生非常看重华侨中学的硬件设施，在其任内，他除了斥资叻币七、八万建筑虎豹楼作为学生宿舍，还在虎豹楼前兴建足球场，并修筑了校门和环校马路。除了虎标永安堂药业，胡先生于1929年创办了《星洲日报》（星系报业的首家报社），推广文化事业，在其报上也刊登了不少华中的消息。
为什么胡先生任华中董事长不到两年就卸任？人们几乎对这段被称为“华中校门事件”的往事失忆。这段发生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轶事也是两位华中前董事长暨华社领袖陈胡交恶的导火线。
华中在战前的新加坡乃至于南洋（相当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已是数一数二的“华侨”中学，即由华侨集资建成的学校。那时华中占地广，没有校门，于是胡先生决定捐献叻币约二千元加建校门。校门建好后，他在校门右柱上还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此举引起了闽帮理事们的反感，他们恐怕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整所学校都是由胡氏兄弟所捐建的。作为闽帮的领袖，陈嘉庚在报章上指责胡文虎，并召集所有华中的赞助人开特别会议讨论此事。当天有两百多人聚集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次日，这几个字便从校门去掉了。双方后来还闹上法庭，有关新闻在网络不发达的30年代几乎天天见报，可说是当时轰动华社的大事。
“华中校门事件”最终以胡先生辞职收场，后来两人的官司也在双方亲友劝解后而不了了之。与其说这是新加坡闽帮与客帮领导权之争，不如说是势如水火的两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较劲，以及两种不同的处事风格间的摩擦。本来陈胡两位华社领袖属于不同帮群，代表着不同群体利益，再加上两人迥异的性格特质与处事风格，起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更何况，当时有人在陈嘉庚边旁煽风点火，而胡气焰盛又不服输，且想借着与陈的矛盾“引人注目”，趁机为自己的虎标万金油打。
抗日战争期间，为救国赈灾，陈嘉庚先生领导海外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同时，胡文虎也通过其领导的“南洋客属总会”在南洋各地积极筹款赈灾。陈胡的抗日救国“竞赛”为祖国的抗日做出巨大贡献，是历史不能遗忘的。
然而，人们似乎也忘了，陈胡二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冰释前嫌。首先，陈创办的《南洋商报》曾刊出一篇题为《为胡文虎请命》的社论，而使得英殖民地政府宣布解除对胡行动自由的禁令，间接为胡平反（因有传言胡在抗战期间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再来，两位华社领袖更团结南洋华侨，计划共同推进中国福建侨乡经济发展。遗憾的是，由胡带头领导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否决了。纵然如此，陈胡两人愿意放下前嫌，为振兴祖国而团结海外华侨一事，在当时的南洋却传为佳话。
人非完人，但陈胡两老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榜样——陈嘉庚先生一生毁家兴学为厦大集美而倾尽家财，胡文虎先生一生慷慨好施为教育公益而献上万金；两人皆是“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饮水思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