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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那场“低端人口”区大火,催生出举世瞩目国策

新加坡的许多政策,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算不算得上优秀,到底有多优秀,都尚有争议。

但是新加坡可称为国策的住房制度,组屋(HDB),应该是全世界公认的成功。

 

李光耀:“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吴作栋:“公共住房是新加坡社会的重心。”

 

新加坡组屋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是27平方米,而香港公屋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2.5平方米。

而推动这项制度的一个关键事件,则始于新加坡56年前一场“河水山大火”。

北京大兴大火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新加坡河水山大火有4人丧生,54人受伤。

1961年的5月,恰好是新加坡的哈芝节。新加坡的河水山,一场大火开始燃烧,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在这场大火中,大概60英亩的面积被毁(面积相当于34个足球场),2800多所房子被摧毁,更有将近16000人流离失所。

河水山位于新加坡的中巴鲁区附近,当时这里算是新加坡的城乡结合部。自英国殖民地时代,河水山就是一个危机重重的“边缘”地带,处于新加坡市区边缘,占地56英亩的木屋区错综复杂,没有规格,环境恶劣,是传染病的温床。河水山也处于社会边缘,窝藏了许多非法居民和私会党徒,是新加坡华人犯罪社会的缩影,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比北京现在大兴区西红门的情况糟多了。

这样密集的“低端”人口地带,火灾不是是否发生的问题,而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记入历史的就有1934年、1961年及1968年三场大火。

废墟过后的河水山

新加坡1959年自治,为人民群众建立怎样的住房制度,成为执政当局的考虑。

196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即著名的HDB),推动公共性住房计划,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组屋。河水山当时是新加坡很多低收入家庭的聚集地,可以说是当时新加坡人口最密集的贫民窟,在这里,他们建造了很多非法的木屋。对于政府的建屋计划,据说当时的居民都有所顾忌,所以,想必政府的工作开展的并没有那么顺利。

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的大火来势汹汹,受灾的居民有的被分配到附近的河水山联络所、金山小学等地临时安置,有些居民被安置到了女皇镇等地的新组屋,但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已经变为废墟的河水山该怎么办?

刚刚成立的建屋发展局挑起了重担,正好大规模建设组屋。不到一年时间,河水山旧貌换新颜。

1962年2月,16幢紧急一房式组屋在河水山建成。

1967年,12562个组屋单位建成,河山水改造基本完成,有4万多的居民在这里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所有的改造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

1965年新加坡建国。1968年,河水山又发生了一场大火。

在1968年的河水山大火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指出:“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政府开始加快建造组屋的工作,再加上1966年制定的“土地征收法案”,兴建组屋的过程得以发展迅速。到2008年,新加坡国土面积中约有83%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组屋与新镇也纷纷建立。从此以后,新加坡便远离了旧有的乡村甘榜,换上“组屋”的都市衣裳。

现在的河水山,像新加坡任何住宅区一样,组屋林立。

越是贫穷拥挤的地方,如何满足包括安全在内的居住问题,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不是哪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都要面临的问题。

和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没有乡村地区的纵深,低端人口住房问题别无选择,必须就地解决,倒逼了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加快推进。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处长叶振铭:“公共住屋、教育、医疗、劳动福利,这是新加坡社会的4 大支柱,而公共住屋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火灾是不幸的,三次河水山的大火,换来全民不论贫富阶层的安身立命之处,借危机为契机,推动社会的进步。

新加坡拥屋率近百分之百,是全世界拥屋率最高的国家。在消费、物价都居于全世界前列的城邦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