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通文史者大多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此所不仅阵容强大，也是中国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承担者之一。此所著名学者，人大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刚出了《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
近年来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民族关系的讨论不少。尤其是考虑到地方分离主义背景之下所引起的知识界的反思与对应，这种思想上的激荡就更有现实意义。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近年来也连续出版了《宅兹中国》《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等一系列书籍来讨论相关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在西周初的青铜器上就有发现。但此时之“中国”，则依然是指京师、天子直属、诸夏封国等由小到大的地域意涵，后又随着与周边四夷的区别而渐有文化意味。此后中国版图随历史变迁，“中国”所具之内涵也随着与周边民族的互动而演变，中华之概念演进类此。究其实则这种文化正统观、夷夏观都往往出现在危机时代，如南宋偏安时保守的道统思想就强化，近代同样如此。
黄兴涛此书绝非是应景之作，而是十多年来研究的总结。与过去讨论的历史大纵深不同，黄氏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处内忧外患冲击之下的中华民族概念的变化与发展。其长处在于对此时间段内诸多精细的个案分析与细节把握，比如我曾多次撰文介绍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确实存有其文献资料上的拓展性。但在政治维度上，有若干外国学者确有过分强调清朝与“中国”概念差异性的倾向，即认为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将中国对象化，并质疑清朝与中国并非一体。
黄兴涛经过精细的文献爬梳，发现从顺治朝始，清朝官方文书中大体自称中国，在国际条约中同样如此，这就为其赋予了现代严格的国界与法律定义。鸦片战争后国际上也普遍将清廷称为中国，因此无论中外，中国与清廷为同一概念乃是共识。实际上，满族人的中国认同，是“与汉、蒙、回等族人特别是汉人复杂的矛盾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
19世纪末中国国门洞开，从西方输入现代民族与国家概念，又使这种民族国家认同有了新的思想动力。直至清廷逊位诏书时还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民族国家概念的现代转型与过渡。任何将此时某一民族，如满族剥离出中国概念的想法，都与历史资料不相符合。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我们从黄兴涛的细致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个自觉发展过程在近代划过的，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民众由共同的忧患体，慢慢形成了共同、自觉的民族意识。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据黄氏研究可能是梁启超，并以之为中心形成了某种“大民族”观念，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随着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内战、抗战与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各种中外势力的角逐争斗，各方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来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又做了新的诠释。从中可知，中华民族一词既承载着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在特定现当代现实政治中不断伸缩的变量，虽其最为核心之处基本稳定。
以此来观照新加坡的华人国族认同也饶有趣味。本地华人从19世纪初开埠始的首批峇峇华人，再到鸦片战争后的土生华人，其身份、文化认同依然相对模糊、动摇并个人化。而到了20世纪初，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华社精英为代表的本地民族主义日益兴起，除上层受英式教育者外，本地华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伴随着华人身份与中华文化的认同，都获得了某种强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新加坡立国时为止。
▲（峇峇华人）
中国自满人1644年入关始，多民族的激烈冲突、震荡与调适融合持续了数百年，并在现代国族观念有意塑造之下，方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微妙平衡，尤其是不少人数众多的民族，如满、蒙的汉化（或者说华化）程度已然很深。而新加坡立国方才半世纪，种族间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背景差异仍然不小，如何真正构建一个全新的国族依然可谓任重道远，并且要多方有意识地引导方能实现。
（感谢纪赟，新加坡佛学院副教授授权新加坡眼分享，本文以标题“民族观念与华人认同”原载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