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振羽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新加坡于1965年“挥泪”独立。面对在逆中求存的诸种挑战，包括失业、住房、交通、医药、教育设施等等问题，举国上下，励精图治，努力解决基本问题。在工业化政策下，很快实现初段经济起飞；同时进行都市重建，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设施，初步满足了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跻身“新兴工业国”之列，平均国民所得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可算是个小康社会了。
但是由于早期建国历程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和文化建设，在高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受到冲击，诸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色情、离婚等）随之萌现，激起政府当局和社会领袖的反省和忧虑，乃出现了集体道德危机意识。
▲这是当年主流媒体上的广告，黄潮可见一斑。
为了抗拒西方文化（当年称为“西方歪风”）影响，政府自70年代后期开始，推动几项社会运动，包括礼貌运动、敬老运动、讲华语运动等，我统称为“文化重生运动”。这些“运动”都在1979 推出，而且长期进行，并非偶然，而是清楚反映新加坡建国历程从7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1980年代轰轰烈烈推出的“儒家伦理”运动，正是一个引致国际瞩目的特殊案例。
1979年是新加坡教育当局开始筹划整体教育改革的年头，先后提出了《教育报告书》（吴庆瑞）和《道德教育报告书》（王鼎昌），就中小学道德教育做出全面检讨，重新制定道德教育课程。
▲吴庆瑞和王鼎昌
1982年一月，教育部宣布将在1984年推行“宗教课程”，中三中四学生须就五种宗教课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兴都教以及“世界宗教”）选读一科。一个月后，在总理李光耀的建议下，教育部宣布增加一门“儒家伦理”课程。当年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说他接到李光耀的建议之后，“苦思两个星期”，最后接受了李氏建议。
▲1989年出版的新加坡中学四年级《儒家伦理》课本
儒家伦理虽然只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个选项，但是它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过课程发展和师资训练。政府当局很快将它推动到全民公民教育和社会运动的层次。以这个“运动”发展之快，可以说是早已蓄势待发，影响不但及于新加坡华族社群，事实上很快扩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各界的注意。
首先，政府当局在1982年7月到9月期间，前后邀请到8位国际学者到新加坡访问，揭起所谓“八月群儒会星洲”的热潮。在有关部门协调之下，每周请到一位学者前来，继之以报章专访、电视访问、专题演讲，同时也和政府领导及学界领袖进行对话。在这段时间，接连多种相关活动，使得这个课题保持高能见度，力求基本儒家伦理为社会大众知晓，而了解，而接受，更希望能身体力行。
在这方面，华文报章发挥了最大效用，不但连日详细报道有关活动，并且举办座谈会，配合特写、专访及社论，密集讨论儒家伦理课题。不但如此，来访学者本身也成为新闻人物，其言行背景成为新闻，间接助长了儒家伦理课题的能见度。
就在几位国际学者密集来访时际，教育部也乘势成立“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由吴德耀担任主席，杜维明和余英时任国际顾问。1983年一月，成立儒家课程编写组，由刘蕙霞主持，负责编写中英文儒家伦理教材。并且于1984年全面推出中学宗教及儒家伦理课程。教育部当局完成儒家课程，当时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儒家伦理教育的教材”。
为了推展儒学基础研究，并且展示长期推广儒家伦理的决心，在政府主导下，1983年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由吴庆瑞担任董事会主席，吴德耀担任所长。这个研究所虽然是独立研究机构，但是资金雄厚，得到政府全力支持，清楚地显示政府推行儒学的雄心，远远超过仅为中学提供道德课程的简单构想。东亚哲学研究所在开办后的短短数年内，罗致了多名学者为研究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来自美国的林毓生、台湾的戴琏璋，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李泽厚等，到东亚哲学所作为期半年到三年的访问和研究。东哲所经常举办专家讲座以及研讨会，又前后召开了多个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著名的儒学专家如陈荣捷、狄百瑞（Theodore William de Bary）、蔡仁厚、张灏、成中英、汤一介、庞朴等参加。在短短几年间，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成为国际知名的儒学重镇。
▲东亚哲学研究所就是今天东亚研究所（郑永年为所长）之前身。
当年东哲所设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肯特岗校区（据说租金每年一元），和文学院毗邻而居，距离我服务的社会学系不远，让我有机会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与多位儒家学者交流。
1987年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与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学者参加，发表论文100多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盛大的儒学大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更具有特别意义。
当年本人有幸被邀参加盛会，并发表论文，可为一记。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8月31日在曲阜开幕，9月4日闭幕。
新加坡出席人数30多人，包括发表论文的正式代表（主要为东哲所和国大学者），以及列席人员（称为“观察员”，主要是教育部课程组专家）。新加坡代表团一行30余人由当年副总理王鼎昌以及（前副总理）东哲所主席吴庆瑞领队，分批先后抵达北京，8月29日乘火车前往济南。第二天由济南乘大巴士开往曲阜，车行四小时抵达，入住新建的阙里宾舍。阙里宾舍是孔府一角改装，不但名字典雅，设备也有水平，只是服务方面，到底还是公营，不可苛求。
8月31日开幕式上，群儒咸集。致开幕词的有中方的谷牧和周谷城，以及新方的吴庆瑞和王鼎昌，都以华语发言。第一次听吴庆瑞华语发言，相当够水平，令人惊喜。王鼎昌华中出身，风度口才都是一流。记忆比较深刻的是王鼎昌在开幕式中当场朗诵全篇《礼运大同篇》，肃穆虔诚，令人动容。
这一场儒学盛宴，来了多位国际知名的儒学大师，包括北大的汤一介，张岱年，复旦的朱维铮，社科院的庞朴，还有来自台湾当时在北大当客座教授的陈鼓应（被列为台湾学者）。中国之外，国际学者还有杜维明，狄百瑞、柳存仁，陈荣捷，张灏、成中英等，都是大师级人物。
新加坡的代表，除了吴德耀，刘蕙霞之外，还有林徐典，苏新鋈，梁元生，李焯然，吕武吉，锺志邦，古正美，郭振羽几位。此外还有来自北京的李泽厚，以东哲所访问研究员身份参加。
由于新加坡对此次会议重视，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都派出记者随团采访。早报派出的是赵慕媛，海峡时报是张夏帏，连日密集报道会议新闻。
前后四天的会议，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几篇重量级论文，还是以传统儒学定调，譬如汤一介谈“论儒家的境界观”，张岱年谈“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统一和分歧”，杜维明谈“孟子：士（知识分子）的自觉”，陈荣捷谈“朱子与道统”，都可说是成一家之言。在讨论时，狄百瑞和陈鼓应都对儒家伦理提出批评，也有些年轻学者尖锐发言，看得出来已经可以容许不同声音。君子和而不同，老夫子地下有知，当撚须含笑。
百篇论文当然参差不齐，老调重弹者有之，言之无物者有之，还有些是借题发挥。不过能百花齐放，终究是好事。
我的论文排在会议第二天（9月2日）上午。题目是很平淡的《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 在铺天盖地文史哲学者的论文之中，这应该是会议中唯一从社会学观点讨论儒家伦理运动的论文。
我的论文主要从新加坡70年代出现的集体道德焦虑出发，分析之后产生的道德危机意识，领导层乃启动社会运动作为对应。这个过程类似人类学者华莱士(A. Wallace)所称的“再生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为了避免误会，我称之为“文化再生运动”。以中国为例，清末有康梁变法，国府时期有“新生活运动”；韩国有“新民运动”；台湾也曾努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中学教授“中国文化基本课程”。不论成功与否，这都是应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文化再生运动”。
我分析了在新加坡推动儒家伦理的有利条件，包括华族传统中的儒家价值观，儒家伦理的非宗教性，入世而不排外，东亚四小龙崛起，以及政府全力支持；但是也指出其局限性和面对的挑战，包括他族同胞的疑虑，华族内部的分歧，儒家思想的政治化等。对于推广儒家伦理运动的前景和成效，我语带保留，指出这场社会运动是否会达到目标，“还言之过早”。我认为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这套新的伦理体系是否可以在新加坡这个现代社会生根，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要决定于这套儒家伦理与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体系之间是否契合相融。
我报告之后收到不少回应。不少人指出就在新加坡当局热积极推动儒家伦理运动，运动正达高潮之际，还有如此不合调的保留声音，觉得甚为“清新”（refreshing）。还记得陈鼓应私下回应说他一向对新加坡带批判态度，没想到我可以以此方式表达不同看法，“这样他们也不能不同意你的分析了”。
第二天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都有相当篇幅报道，内容完整，都强调我有关“社会实验”观点。（只是早报报道用了“社会试验”，应是笔误。）
这个社会实验的结果，没想到在三年之后就揭晓了。
新加坡儒家伦理虽然是政府全力推展的文化再生运动的重点所在，到底还是中学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是宗教课程之外的一个选项。而1984年启动宗教课程之后，却造成各个宗教彼此排斥，以至于引发潜在的宗教摩擦。– 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预料之外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当局苦苦经营的儒家伦理，选修学生比例不足20%，学生反映课程内容太难，看来长期下来无以为继。
在轰轰烈烈曲阜之会后不过三年，教育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于1990年宣布停止中学道德教育课程。当局没有多做解释，因之有人称之为“无疾而终”。1991年1月， 该部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各族人民都能接受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并据以设计一套新的公民道德教材，取代原有的宗教课程和儒家伦理。
新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包括: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可以看出其核心精神仍然是儒家伦理。经过几年的实验，教育当局终于体会到不必以儒家之名，仍然可以推行儒家伦理。
至于企图透过宗教课程推动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多元社会结构下，则是弊大于利。学生还没有由宗教课程中提升道德修养，却先在各自宗教信仰中，排斥外教，加深了宗教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况下，不得不迅速叫停。这算是场失败的实验。
教育政策既已改变，东亚哲学研究所也随之转型，自1991年起全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学学者纷纷回归故里。1992年，两年之后，“东亚哲学研究所”正式改组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称为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巧妙的保留了部分原有简写IEAP（Institute of EastAsian Philosophy）。
同年，我应邀到哈佛大学参加一场“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就以新加坡这场社会实验发表论文，我称之为一场“未完成的再生运动”。
至此，上个世纪8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那场文化再生运动正式走入历史。
1990年代之后，有关儒学的活动和研究转以民间团体为主导，包括南洋孔教会、新加坡儒学会、南洋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喜耀文化学会等。由于社会大环境所限，参加者年纪偏高，影响有限。1980年代推展儒学的盛况，只能留在历史中，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本文原题《回顾30年前的一场“文化再生运动” 兼记1987年曲阜儒学大会》，发表于2018年1月第34期的《怡和世纪》。 感谢作者授权转载。